近人王国维谓学无新旧、中西、有用与无用，是矣。然因时代及环境之关系，而不能无所偏重，有若去今四五十年前之学者，大抵笃旧，以为中土之学术，远胜于西人，西人之所擅长者，不过器物技巧之末，遂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此一世也。迨清季怵于外患，知旧学之不尽适用，学者转而骛新，民国以还尤甚，盖以旧者为不足道，而新者为足以应变，此又一世也。故以今视前，多数学者，以新自泽，沾丐西方之学术，而以有用相高，因之其所偏重者，又在此而不在彼。凡百学术有然，而史学亦无不然，此为最近之新趋势，而不可不述者也。
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
何谓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也 前古如孔子壁中书出于汉，汲冢竹简出于晋，而有宋以来，又有金石器物之出现，其中十九，皆史料也，已有人为之搜集整理矣。近四五十年内所发见之史料，其最有价值者，凡六，一曰殷墟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汉、晋简牍，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古代汉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吉金文字。如此多属于有文字记载之旧藏，可供专门学者之研讨者，其应搜集整理，自不待言，兹为分别述之。
殷墟甲骨文字(一称龟甲又称龟版)，为殷代卜时命龟之辞 ，刊于龟甲及兽骨(牛骨)上，清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己亥(二十五年)间(西元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始出于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南岸，水三面环之，《史记 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者也(《彰德府志》谓即河亶甲城)。崖岸为水所啮，乃得出土，土人以为龙骨，拾之以疗病，后乃入估客之手，潍县估人得其数片，携至京，售之福山王懿荣，懿荣命秘其事，一时所得，先后皆归之。庚子(二十六年)秋，懿荣殉难，所藏千余片，悉归丹徒刘鹗(铁云)，而洹水之墟，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鹗复命估人搜之河南，故续所得者，亦归刘氏，所藏至三四千片。丙午(三十二年)上虞罗振玉至京师，命估人大搜之，又命其弟亲至洹水采掘，于是丙午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迄于宣统辛亥(三年)，所得约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又以万计，而驻彰德之长老会牧师明义士( I .M.Men ies加拿大人)所得亦五六千片，总计出土者约有四万片，乃至五万片，民国以后乃不多见，且有伪造者(以上据樊抗父及王国维所纪)。惟此项出土之甲骨，悉由人民自由发掘，售与商贩转市，曾无人亲莅此地，以为有组织并合乎科学之发掘。自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从事于此，前后凡发掘七次，其地点为小屯及其附近。与其役者，为李济、董作宾等，所得之甲骨至夥，且有铜、陶、瓷等器物及箭镞。尤以十八年冬季所获之成绩为巨，其中有刻字之大龟四版及无字之整龟，又得白麟头骨一具，上刻获白麟等字。其后又续有发掘，其范围亦为之扩大。二十三年，在洹河北岸侯家屯，更获大龟七版，亦由董作宾董其役，此为罗、王以后重要之发见，有裨于考史甚大(以上据李济、董作宾所记，见《安阳发掘报告》及《田野考古报告》)，是为近年殷墟续出之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刘鹗始选其所藏千余片，影印行世，凡得十册，所谓《铁云藏龟》是也。罗氏影印之片尤夥，民国元年(壬子)十二月，始成《殷虚书契前编》八卷；五年(丙辰)三月，续成《殷虚书契后编》二卷；三年(甲寅)十月，成《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四年(乙卯)五月，成《铁云藏龟之余》一卷。而日本林泰辅有《龟甲兽骨文字》(三年甲寅十二月)，明义士亦有《殷虚文字》(一九一七年刊于上海)，英人哈同(一作迦陵)复得刘鹗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六年丁巳五月)，凡得八种。始考甲骨文字者，为瑞安孙贻让所撰书曰《契文举例》，盖据《铁云藏龟》为主，又撰《名原》，亦颇审释及此，惟创获无多。后则罗振玉撰《殷商贞卜文字考》(宣统二年)，《殷虚书契考释》(民国三年)，及《待问编》(五年)；商承祚则取材于罗氏改定之稿，以撰《殷虚文字类编》；而王国维亦撰《戬寿堂所藏文字考释》(七年)，其于殷人文字，盖已十得五六。近年则中央研究院所发刊安阳发掘报告，内多李济、董作宾之作，而作宾又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入《田野考古报告》；郭沫若亦撰《卜辞通纂通考》，于甲骨文例有所发明，足补罗、王二氏所未备。罗氏初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并及地名、制度、典礼，然亦不无附会，王氏复因罗氏所说，以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间亦辨其舛误 。又作《殷周制度论》(六年)，以比二代之文化，王氏盖就经传之旧文，为深邃绵密之研究，其于史学裨益甚多，而董作宾尤能因王氏之所说，而更补其未备，兹举其重要者言之。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 殷本纪》惟据《世本》书其世次而已。王氏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 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来六代之世系，与《史记》之纪、表，大同而小异；董氏又取《史记》及王氏所作，证以甲骨刻辞所得殷先公先王之名，作《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图》，视王氏所考，尤为详明可据(见《甲骨文断代沿革例》，下同)，此真古史中之一重要发见也。又《书序》、《史记》均谓盘庚迁殷，即为宅亳，罗氏引《古本竹书》，谓殷为北蒙，即今安阳；王氏于《三代地理小记》中，证成其说，已无疑义。惟罗氏谓殷墟所包时期，为武乙、文丁及斋乙三世，遂谓殷墟建于武乙，去于帝乙(《殷墟书契考释自序》)。王氏则谓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古史新证》第五章)。至董氏则以躬与发掘之役，得种种之实证，既谓王氏之语为可信，又谓不仅至帝乙为止，《竹书》所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之语，乃渐可信。而王氏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氏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为研古史之重要文字，是则王氏实为治斯学极有成就之大师，又非罗氏所能及。惟自甲骨文字出世，学者多致力于拓本之研究，罕能注意实物，自李、董诸氏为发掘之工作，始知注意实物，为现地之研究，有房基，有石础，有居人之穴，有藏器物之窖，就一窖所出之器物，而判断其时代。如董氏自大版四龟中，发明龟卜，有一事两法，左右对贞之法，且谓卜辞中卜下贞上之“一”字，为贞人名，此又为王氏卒后，为进一步之研究者。董氏又谓，鉴定甲骨文字之标准，有十项：一曰世系，二曰称谓，三曰贞人，四曰坑位，五曰方国，六曰人物，七曰事类，八曰文法，九曰字形，十曰书体。依此标准，可断某片之属于某时代，盖除文字有年、月、人名、地名可推断外，舍此别无鉴定之法，是其说为尤密矣(以上亦参合樊、王、李、董四氏所记而成)。吾国汇考文字，莫古于许慎《说文解字》，其序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又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铬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其所谓篆，即秦代画一之小篆；所谓古籀，多出于壁中书及鼎彝之铭文，即周太史籀所定之大篆也。而甲骨文字发于殷墟，即为商之遗文，其时代又在周代大篆之前，故近人谓今人生许氏一千八百年后，而能见许氏未见之文，以为快事，诚非虚语，惟章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曾作《理惑论》以辟之。其言曰：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得而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实，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釁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里，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釁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随侯之珠，血乘之宝，珕珌之削，余蚳之贝，今无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 (《国故论衡上》)
章氏所论，专属于甲，而不及于骨，据近顷发掘所得，有史前之兽骨，其形完具，殊鲜朽坏，盖以地当亢燥，不易浸蚀之故，其于龟甲，亦当作如是观，往年后出之骨文，或不免出于伪造，至近年中央研究院所得之甲骨文字，既为有组织之发掘，尤合乎科学法之整理，其为确实可信，且有裨于证史，亦无可致其非难。闻章氏晚年，虽不称引甲骨，然亦不甚菲薄之，讵非以诸氏之所考释者，多属信而有征乎，夫殷墟之藏历年三千，甲骨累累，胥未朽坏，且经多人发掘，众目共见，谓为作伪，夫岂其然，至其作字形体，不尽合于许书，则由其时先于成周，古今未能尽同之故，许书具有条贯，而刻辞亦可参证，沟而通之，所得益宏，章氏达者，已有喻乎此矣。至于整理之法，有所谓补其文字者，有所谓接其断片者。前者王氏已有发明，后者则郭沫若之《卜辞通纂考释》，为最详悉矣。断片之接法，有以二片相接者，有三片相接者，中有阙文，或以意补之，其接补之法，或据文义，或据字形，其所取材，多以刘、罗、林、哈之书为据，亦时时附以新得之片，《通纂考释》中所举之例甚多，思考虽已入微，然亦不免有牵强武断之弊，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甲骨文字者一。
汉人之木简，宋徽宗时始于陕右发见二简，为金人索之而去。光绪庚子(二十六年)、辛丑(二十七年)间(西元一九○○至一九○一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访古于我国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尼雅河下流，发掘古寺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曾于所著《和阗之故迹》中，揭其影本，嗣于光绪丁未(三十三年)、戊申(三十四年)(西元一九○七至一九○八年)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得两汉人所书木简，约近千枚；复于尼雅河下流，得后汉人所书术简十余枚；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得魏晋间人木简百余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后日本伯爵大谷光瑞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以其所得，辑为《西域图考》。据其所载，仅于吐鲁番近侧，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此外瑞典人斯文赫定(希亭)(Hedin)亦有所得，惟斯氏于民国三年至五年（西元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为第三次之探访，撰有《西域考古记》一书(有向达译本)，叙述游程之所经，及其所获至详。更于十九年为第四次之探访，以为政府所禁阻，无所获而去。近年中瑞合组之西北科学调查团，由徐旭生等领导，曾在居延河畔，发见汉人木简至千余枚，所得之富，为斯氏以后所仅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斯氏所得之简，法国沙畹教授为之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和阗故迹》中，第二次所得，则别为专书，于民国二三年间出版。未几沙氏以手校之本，寄之罗振玉，罗氏乃与王国维重行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以成《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四年出版)。王氏序其书，略谓，古简所出，厥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讫于前凉；其出和阗旁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皆无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犹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唐之际也。又谓，魏晋木简残纸，则出于罗布淖尔涸泽北之古城，光绪庚子，瑞典人希亭(赫定)始至此地，获古书后，德人哈尔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据其所得遗书，定此城为古楼兰之墟，沙畹博士考证斯坦因博士所得遗物，亦从其说；余由斯氏所得简牍，及日本橘瑞超氏于此所得之西域长史李柏二书，知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 西域传》及《魏略 西戎传》之居庐仓水，经河水注之龙城，皆是地也。王氏又作《敦煌汉简跋》十四首，具于集中。盖汉晋木简之研究，罗氏则劬于审释文字，王氏则精于考证史事，其所发见，如汉时西域两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火熢之次第，魏晋间葱岭以东之国数，及西域长史之治所，均足以补史阙(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并补以他书)。至最近发见之木简，虽已定议影印行世，且经有人研考，然迄今尚无具体之发表，姑不置论，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汉晋简牍者二。
敦煌千佛洞在鸣沙山，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甲午(二十年)之顷，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浭阳端方曾藏敦煌出土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二十五年)所得，又乌程蒋氏曾藏沙州曹氏二画像，乃为光绪甲辰(三十年)以前叶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且有视为废纸者矣。至光绪丁未、戊申之岁(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斯坦因与伯希和，先后至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本至夥，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亦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曰也。木简以人工发掘而得，而此次出世之卷轴，则于无意中得之，斯氏已得约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约六千卷，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国文字无算，俱携之以去。此项写本，初为一王姓道士所发见，乃砌置一密室中，且呈报于兰州官署，谓共有七车之多，而官署则仅令其封闭而已。斯氏已先知千佛寺贮有此藏，至则以甘言诱之，比于玄奘取经，可以恢弘佛法，王道士遂许其尽窥密藏，斯氏遂假涉猎之名，将其佳者，加以盗窃。道士知之，亦无可如何，盖斯氏并已贿买道士，许其装运出寺，当时地方官署视若无睹，且多方为之援助，以示好感于外人，遂为吾国古物上最大之损失。迨斯氏回英发表之后，我国人始稍稍知之，乃取其余，犹得万余卷，载至北京，置诸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复经盗窃，散归私家亦当不下数千卷，市中亦有流传出售者，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十五，可据以补藏经之阙，及校勘误字，世所谓唐人写经是也。其四部书为宋以后所久佚者，经部则有未改字《古文尚书孔氏传》，未改字《尚书释文》，糜信《春秋穀梁传解》，《论语郑氏注》，陆法言《切韵》等。史部则有孔衍《春秋后语》，《唐西州沙州诸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以上俱伯希和所得，今在法国)。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经》(京师图书馆一卷，法国一卷，英国亦有残卷，书于佛教 之背)，《景教经》(德化李氏盛铎藏《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日本富国氏藏《壹神论》一卷，法国国民图书馆藏《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集部则有《玄谣集》，《杂曲子》及唐人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玄谣集》藏伦敦博物馆，通俗诗及小说，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种)。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经论》，尚不在此数，此其搜集之大力略也。宣统元年(戊申)之冬，罗振玉就伯希和所寄景本，写为《敦煌石室遗书》，排印行世；越一年，复印其景本，为《石室秘宝》十五种；民国二年(癸丑)复刊行《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七年(戊午)刊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十年(辛酉)伯氏复以陆法言《切韵》三种景本寄罗氏，未及精印，而王国维先临写一本，石印以行世，此皆巴黎所藏书也。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经》，亦经罗氏印入《国学丛刊》。至伦敦所藏，则武进董康、日本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羽田亨诸氏，各钞录景照若干种。王氏《观堂集林》中，如《唐写本残职官令》，《灵棋经残卷》，《太公家教》，《大云经疏》，《韦庄秦妇吟》，《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等跋，皆为审定石室遗物而作。近顷留心及此，而勤于探讨者，亦大有人在，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并参以他书)。此属敦煌写本者三。
内阁大库在北平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通路，素为内阁典籍厅所掌，凡大楼六间，其中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档案则为清代诸帝之朱谕敕谕，臣工缴进之批摺、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盖清之内阁，自明永乐至清雍正，历两代十五帝，实为百政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故政府之重要档案，悉储于此，盖兼宋时之宫中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能窥见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时南皮张之洞方以大学士管学部事，乃奏请以阁中所藏书籍，别设京师图书馆以庋置之，其档案则移置国子监之南学，试卷等置诸学部大堂之后楼。民国以后，又以学部及南学之藏，移于午门上之历史博物馆，移馆之后，即堆置于端门之门洞中。越十年，馆中费绌，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诸故纸商，以麻袋计者九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得银币四千圆，时民国十年(辛酉)冬曰也。先是罗振玉官学部参事，已得见大库之档案，偶抽一束观之，则管榦贞督漕时奏摺，又取观他束，则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盖已心识之矣。十一年二月罗氏至京，于市肆见洪承畴揭贴，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遗物，因跟踪之，得诸某纸肆，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纸，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易之以归，贮于彰仪门之善果寺，拟别建库、书楼，属王国维为之记，而历史博物馆之剩余，亦为北京大学取去，此其发见搜集之大略也(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罗氏以其所得，分量太大，仅整理其十分之一，取其要者，汇为《史料丛刊》十册。其余半归德化李盛铎，贮于天津；又以其半移置于旅顺。近年又从事整顿，印成目录数册，而原件未及刊行。北京大学之所得，亦逐渐整理，发表其目于《大学日刊》中。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李氏之大库残档，几经整理，前后刊行《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其整理未竟及未及整理者，尚未刊行。又自民国十口年，清逊帝出走后，设故宫博物院于清官，搜集其所旧藏，又获得大量之史料，已取其重要者，先后刊为掌故、文献两《丛编》及《史料旬刊》等以发表之，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阁库档案者四。
吾国汉族以外之各族、各属国，如契丹、女真、蒙古、西夏，皆曾自制文字，以代表其语言，其他各族，亦多类此，所遗留者，多在西北、东北两部。元时耶律铸见突厥阙特勒碑及辽太祖碑，元末陶宗仪亦曾见契丹文字，著录于《书史会要》，而元人赵嵊《石墨镌华》著录之《乾州大金皇弟郎君行记》，名为女真文，实则近于契丹国书之石刻也。蒙文石刻，著录尤夥，明代所修之《华夷译语》，于女真、蒙古语外，尚有多种之殊方语，可谓研究各族语文之珍本。光绪十五年(己丑)俄人拉特禄夫访古于蒙古，于和林故城北，访得突厥阙特勒碑、苾伽可汗碑、回鹘如娃可汗碑三种。突厥二碑，皆有中国、突厥二种文字，回鹘碑并有粟特文字。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入新疆，所得各族文字写本尤夥，其中除梵文、结卢文、回鹘文(即畏吾儿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为伯希和所发见，其一种为粟特语，而他二种则伯氏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 ，此正与玄奘《西域记》所记三种语言相合。粟特即玄奘之所谓窣利，吐火罗即玄奘之睹货逻，其东伊兰语则其所谓葱岭以东语也。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耳。宣统二年(庚戌)俄人柯智禄夫大佐，于甘州古塔得西夏文字，其中有一种名目《掌中珠》，盖即西夏图书之译语也。而元时所刻之河西文(即西夏图书) 《大藏经》，后亦出于北京，上虞罗福苌(振玉之子)乃始通西夏图书之音读，以撰《宋史 西夏传考证》，苏俄使馆参赞伊凤阁博士(Iuanobb)更为《西夏语言之研究》(以上据王氏所记)。近则陈寅恪、王静如二氏精通西夏图书，尤过于罗福苌，凡河西文《大藏经》，悉能译读，是则继起者，有青出于蓝之誉焉。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发掘辽陵之事，辽圣祖、兴宗、道宗三主，皆葬于庆州，即今热河林西县西北之白塔子，而三陵又在白塔子之附近，土人称为阿里曼哈是也。此陵早经有人发掘，明器业已无存，惟其哀册石刻尚在，凡十七石，俱经汤氏掘获，运存沈阳之居第。先是有法人牟里（Mull）（一译作闵宣化），以宣教师资格，游历至辽陵所在，发见之哀册石刻凡二，即为辽兴宗帝后二哀册，皆契丹国书也。而汉文哀册，则未之见，此民国初年事也。汤氏所发见者，为圣宗及仁懿皇后、钦爱皇后 汉文哀册，又道宗帝后汉文及契丹国书两种哀册。契丹国书之二石皆五六百字，此为近年重要之发见，其中之字，多可与《郎君行记》石刻互相印证，愚曾汇刻发见各石，为《辽陵石刻集录》，并撰序文以详其始末，然自是以来，研究契丹国书，虽大有人在，而不能明其音读，至今犹为悬而未决之问题，盖缘无《掌中珠》《华夷译语》一类之字典，为之审释，欲强通之而不能也。近年发见女真国书，凡得数石，一为河南开封之《宴台碑》，二为吉林石碑崴子之《金太祖誓师碑》，三为辽宁海龙杨木林山之《收国二年碑》，四为柳河界之《金太祖大破辽军息马立石碑》，皆汉文与女真国书并刻，此亦研究女真国书之瑰宝也。近人丁文江等，考究西南夷之语文，是为爨史，著有专书详之。盖以中外人±数十年之努力，于各族文字悉能求通，其中尤不乏重要之发见。最近吾国学术之进步，此盖为其一端，未可自为菲薄者矣。此属于各族文字者五。
吾国吉金文字之发见，汉代即已有之，许慎《说文 序》所谓，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是也。宋代出土之古器物尤多官撰之书，有《博古图录》，亦称《宣和博古图》，凡三十卷，或谓此书为王黼承徽宗之命而作，未知其审，要为官撰无疑也。私撰之书，以吕大临之《考古图录》十卷，阙名之《续考古图录》五卷，薛尚功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以及欧阳修之《集古录》、赵明诚之《金石录》，为最著。著录各古器物，皆有资于考史，特以是时重在赏鉴，藉以娱耳目之观，为斋堂之清供，不足以言学问也。清代官撰之书，有《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乙编各二十卷，著录之品，颇多珍异；私家之作，则以阮元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之《筠清馆舍文》，吴大澂之《愙斋集古录》为最著。大澂尝因金文，以撰《说文古籀补》十四卷，以订补许氏《说文》之阙佚，孙诒让《续古籀拾遗》，实开后来治甲骨文字者之先声。近人以金文治史者，首推王国维，所撰《鬼方昆夷严狁考》，悉以金文为证，足以订补经训；其他以金文证古史者，尤不胜枚举，而郭沫若更撰《两周金文大系》，以文字鉴定古物时代，颇有发明，盖近人于此用力既劬，故较前阮、吴二氏为进步。至其鉴定之法，亦有多端，或以称谓，或以制度，或比其事，或属其辞，或考字形，或详书体，如董作宾所论以鉴定甲骨文者，亦可借用以鉴定金文。例如殷代器文，未有子孙二字连举者，而周器中则“子子孙孙”、“子孙永宝”之文，随处可见，此由宗法制度，创自周公，有宗法而子孙之观念始重，此殷世所未有也。又如殷代视其先公先王之名，上一字为称谓，下一字乃为名，如祖庚、兄丁是也。周初天下未定，尚无谥，故武王元年之《师旦鼎》，尚称文王为周王，迨周公立谥法之后，始有文王、武王之称，如《毛公鼎》“丕显文武”之语，一望而知为成、康时所制器也。此皆就其称谓制度，而可以辨其时代，金文之可以证史，此其最著者矣(此文间采李氏《方志学》)。此属于吉金文字者六。
以上所述，悉为近三四十年间之收获，而太半属于文字之史料 ，或有论及此者，称此时期为中国旧学之进步。其言曰，旧学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实则我中国固有之学术也。今人辄谓中国无学术，或谓中国虽有学术，绝无进步，或谓中国学术虽有进步，至今日则几衰息者，皆大谬不然之说也。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及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 。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辟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盖近人之研甲骨、金文、木简、卷子、档案、各族文字，悉以史学为出发点，而考证学不过为研史过程中之一种方法耳。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而吾国之治经，即等于研史，不惟治经当用考证学，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日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治之方法，则不可拘守故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近年研治国学，别辟新机，非止一端，此为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盖吾国既为世界各邦之一，其于学术，亦难自外，其因时间空间之关系，而随之变迁，本为自然之趋势，其因而日辟新机于不自觉，凡百学术皆然，而史学为尤著矣。
关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又不止有文字者为然也，其无文字之史料，亦与有文字者有同等者之价值，抑或过之，属于此类者，是为史前之遗迹，而所谓史前之史，亦即未有文字记载以前人类栖息活动之状况之可考见者也。缘近代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发达之结果，而史学之受其赐者实巨，远西各国有然，而中国亦蒙其影响焉。例如民国九年，地质调查所采得河南之石器若干件，明年遂就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从事发摇，所得石器、骨器、陶器甚多。与其役者，为瑞典人安特生等，所获之物，定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同年六月，又于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掘得新石器时代之遗物，主其事者，仍为安特生等。后则于甘肃贵德县，山西西阴村(夏县)，黑龙江之昂昂溪，热河之林西县等处，发掘或采集，皆有石器时代之器物发见。其在甘肃掘得之器物，考古学家分为六期，一曰齐家期，二曰仰韶期，三曰马厂期，四曰辛店期，五曰寺窪期，六曰沙井期。前三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铜器时代初期，后三期属于紫铜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初期。齐家期以齐家坪得名，甘肃洮沙县所得器物，近似齐家坪者，故以名之，其时代约当西元前三五○○年以至三二○○年。仰韶期以仰韶村得名，甘肃所得之大器物，与出于仰韶村类是，出于西阴村者亦然，其时代约当西元年前三二○○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时约当西元前二九○○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时约当西元前二六○○年以至二三○○年。寺窪期以寺窪山得名，其时代约当西元前二三○○年以至二○○○年。沙井期以沙井得名，其时代约当纪元前二○○○年以至一七○○年。前三期所出器物皆无金属品，后三期则铜器逐渐而多，故可云一在史前，一在有史以后，此安特生氏《甘肃考古记》所区分之时期也。前乎此时期者，是为旧石器时代，法国博物学者德日进等，在宁夏鄂尔多斯、榆林等处，有旧石器之发见，或断其时代谓在今五万年前。往者远西学者，尝谓中国无旧石器之一时代，近乃渐知其不然矣。又民国十年以至十二年之间，澳洲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有北京猿人之发见，此地则在北平西南百余里房山县属之周口镇，师氏整理其所得化石，发见前臼齿及臼齿各一，与今日之人齿相似，研究结果断为人齿，至其年代，或云去今五六十万年，或云且百万年。十五年冬世界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由安特生提倡，于北京各学术团体欢迎席上，公布此齿，安定名为北京齿，而称生是齿者为北京人。翌年，步林博士，续在原穴得下臼齿一枚，经步达生测量结果，亦断为原人遗骸，并定名生是齿者为北京种之中国猿人。十七年北平地质调查所杨钟健、裴文中二君，更在周口店掘得猿人化石牙齿数枚，不完整之牙床二个，破碎头骨数块。十八年十二月，裴君又在一洞内发见一未经破碎之成年人猿头骨及牙齿十余，于是人类最古之北京猿人，遂为科学界所公认，更名生此齿者为震旦人。以上所述，虽有外人参与其间，且为重要之鉴定，然主持者，必为中国之学术机关，而地质调查所又其主要机关之一也。至于外人自行在中国发掘之成绩，亦有可述之价值，如日本人在旅顺牧羊城、大连附近■子窝等处，亦发见史前之遗迹，所获石器甚多；据安特生、步达生诸氏研究之结果，则谓仰韶村与沙锅村二址所得之器物，同属新石器时代，且为同一之民族所留遗。又谓仰韶村、沙锅屯二处居民之体质，与近代华北居民体质为同派，亦与史前甘肃居民之体质相似，盖此三处古代人民之体质，均似现代华北人，即所
富，鉴别之旨在求史料之真确。无论纪某一人或某一事，古人所述虽甚简略，而今人致其搜集之功，则变简略而为丰富者有之矣。梁氏所举之例，谓《史记》记墨子事迹于《孟子荀卿列传》，不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二十四字而已。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其文多至数千言，此善于搜集史料之效也。搜集之法，应先立某人某事为纲，遇有关于某人某事，随时纪于其下，积时既久，不能再有所得，然后加以排比，即成一长编式或年谱式之纪载，而搜集之功毕矣。次则就所搜得之史料，加以辨别，某者为正为真，某者为误为伪，正者真者宜取，误者伪者宜弃。譬如榨油，应先去其渣滓，又如制米，应先去其糠壳，然后得其精华，而成可用之品矣。《尚书》为极可贵之古史，而其中之伪古文，必须删弃，然后二十八篇今文之真面目，乃焕然复明。又如今人谓《左传》中有刘歆掺入之文，不尽可信，是其极可珍贵之史籍，而含有少数之伪史料矣。究竟刘歆能否作伪，作伪之后何以汉博士不即为之发覆，又何以近二千年之后始有人言其作伪，而在前者反无人疑及于此，此又辨别古书真伪一待决之问题也。至于古书之记载，因传闻疑似而未尽得真者，是谓之误，如宋将康保裔因兵败而降于辽，《辽史》载之甚详，而《宋史》列于《忠义传》，此盖南北传闻之误，待后人刊正也。梁氏所举之例，曰，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何人所筑，则必答秦始皇时，不知秦始皇以前，燕、赵、齐皆筑长城，秦以后北魏、北齐亦筑长城，而秦长城不过占其一小部分，曷能举全城以傅诸秦耶，此即所谓误也。因长编式或年谱式之记载，而辨其伪，刊其误，则鉴别之功，亦具于此矣。盖搜集不丰富，则无以发见真确之史料，鉴别不真确，则将为伪误之史料所混淆，二者之功，固缺一不可也。又梁氏之所谓鉴别，即吾之所谓整理，鉴别者，整理之始功，整理者，鉴别之终事也。故不精于鉴别者，不能侈言整理，盖自罗、王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于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谓著有成绩，而梁氏又详言其方法，以为搜集整理之准，最近史学之趋势，此盖其一端也。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
梁氏论旧史之短，尝曰，私家之史，自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盖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又曰，旧史家之史，盖十九为死人而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入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而主旨则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励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属，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亦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至梁氏所谓新史之创造，基本条件有三，一曰史以生人为本位，二曰史应近于客观性，三曰史学范围应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所谓以生人为本位者，即史为生人今人而作，而非为死人古人而作是也。其义理至明，无待详解，孔子作《春秋》，朱子作《通鉴纲目》，或在拨乱反正，或在褒善贬恶，先有一种主观见解，而后以古人成事为我注脚，此非为史而作史，所谓借著书以垂戒万世也。史之本质，有若绘画人物，须各还其本来面目，以存其真。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乙之不能似甲，亦犹丙之不能似乙，持鉴空衡平之态度，而不杂入丝毫之己见，是之谓客观。然纯客观之史，实际未必作到，故又谓之近于客观，此新史之条件，应近于客观者也。旧史之体，或为纪传，或为编年，虽非尽属陈腐，而不尽适用于新史。且近世新著，凡专言某一种学术者，谓之某学，进而研究其所术之历史，谓之某某学史，如研究天文，则所撰天文学，而别有所谓天文学史，推之地理、社会、政治、经济诸学，莫不皆然，天文学与天文学史，各有其一定范围，而不相侵越，凡属于学术上之研究，皆属天文学之范围，而学史中则不必详述，两方严守其范围，则无广泛之病，而收缩之效见矣。然学史之种类至多，非旧史儒林、文苑诸传之所能限，故自他一方言之，又时时扩充其领域，故又谓之以收缩为扩充，即以正史之列传而言，记各个人之籍貫、门第等事，此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扩之以资矜式，此教育家所有事也。皆与一时代人类之总活动无大关系，而旧史皆不惮烦而述之，此即以谱牒、教育二学混入其中之故也。新史则不然，一面将其旧领域划归专门各科学，使其日为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未入版图之事项，亦吞纳之而无所让，此又新史之条件应重新规定范围者也 。
何炳松曾取美国鲁滨孙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书凡八章，其第一章曰新史学，第二章曰历史的历史，第三章曰历史的新同盟，第八章曰史光下的守旧精神，以此四章为最重要，其他四章，概论西史，可以从略，其所述新史学之意义，则谓历史之功用，在助吾人明了人类之现在、将来，又可根据历史之知识，以明了现在之一切问题，而以历史上事实，为吾人前车之鉴。吾则以为不然，盖现代社会之改变，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对社会欲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之状况，而于现代状况之来历，尤须澈底明了，此新史学一辞所由来也。其次则历史须具有科学化，对于史料，应为严密之批评；对于著述，应秉笔直书；且研究历史，不但须究其当然，并应究其所以然，是之谓历史的历史。历史具有科学化，故趋重于分类研究，然其结果，不惟不能瓜分历史之本身，而反因此将概括人类活动之全部，以及融会贯通之责任，须由史家独负其责，此即新史学之意义也。再次则历史与各新科学之关系，所谓新科学，即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例如研究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类学，古物学，抑或动物学为之基础，必致茫然无所措手，此则显而易见之理矣。再次则研史之士，不可守旧，勿为旧日文化所束缚，而应利用旧日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现代之社会，此又新史学最后之目的也。寻其总义，在消极之一方，为破坏旧史学之思想，在积极之一方，为建设新史学之方法，所谓以综合社会科学之结果，而写过去人类生活之实况者也。校以上文梁氏所论，初无不同之处，此云历史之功用，以明了现在为职志，其以生人为本位可知矣。又云，非以历史上之事实为吾人之前鉴，则为客观，而非主观可知矣。又云，研究历史趋重于分类，是亦以收缩为扩充之说也。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吾故乐为述之 。
至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何者为通史，即普通史之谓；何者为专史，即专门史之谓。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纪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前者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后者贵乎详尽，其文应比次有法，此二者之辨也。《史记》通黄帝至汉武之世，而为一书，是可谓为通史之创作，刘知幾列为六家，而未尝名其为通史也。“通史”之名，始于梁武帝，后则郑樵之《通志》，亦与通史之体例相同，此所谓通者，不过通诸断代史而为一书，而去其重复牴牾者耳。语其繁重，亦与断代史等。故吾尝称《通志》为总辑之史，未尝以通史许之也。章学诚尝于《答客问》一文，论及作史之旨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其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论即为《通志》而发，何炳松则深取之，以此为通史之定义，虽通诸现代西洋之所谓通史，亦可当至理名言之评语而无愧色 。然章氏论史，以《春秋》为极则，以古人之守于王官者为百世不易之成法，其称史义，称家学，皆含有崇古之见，斯则尚有商量余地耳。夫通史之可贵，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在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之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固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为必具之要义。与其谓为通史，不如径称为普通史，普通亦义同普遍，即含有概括叙述之意，其造端虽大，其措辞则简，不必高语《史记》、《通志》，以马、郑诸氏为师，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鲁滨孙博士以历史为连续而成，故主作通史，以求时间之联贯，而以断代史及国别史不能表现其功能，故不甚重之。何氏因其说以撰《通史新义》，凡分两编，上编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次之理论及应用属之；下编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与他种历史之关系，皆加以说明，同时于其他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义例，亦加以相当之估值。至其所述之原理，则十九采自法国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若夫专史之作，初则有断代史、国别史之分，继则有典制史、学术史之作。所谓断代史，如汉、晋、唐、宋、元、明，皆以一代之事编为一史，此就纵贯之通史，而截取其一部而为叙述者也。所谓国别史，如三国、十六国，就纵断之一部，横剖而为数段以为叙述者也。所谓典制史，如《通典》、《通考》，盖汇合诸史之志，而联贯为一书者也。所谓学术史，盖汇合诸史之儒林、文苑诸传，联贯而为一书者也。何氏于所撰《通史新义》中，曾论及西洋专史之发生云：
自博学之道兴，学者始习于古代书籍之研究，并叙述各种不同之事实，以评定古书之优劣，自此专心搜集，关于中古时代习惯、制度、语言、文字之史料，及事实，专著类纂，因此出世，于是西洋始有各种特殊之历史，如文字史、语言史、教会史、法律史、文学史、建筑史、雕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此种专史，本为全史之重要部分，唯各成自主之一支，各有其专门之作家，及特殊之传统习惯，史家之注意此类事实者既寡，故此种专史之创造，多非史家之功。此种专史，往往自取独立科学之态度。盖历史上特殊之事实，为数极多，吾人欲视同普通历史研究之，实际上已不可能也。而专史遂不能不依年代与地域，而划成其范围，以国家与时代为界限，每一种专史，更分段落，是故吾人既有宗教史、法律史、文学史，同时又有埃及史、亚述史、希腊史、罗马史、法国史、英国史，并有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也。历史之分支既多，通史之范围，当然因之而缩小，旧日概念，所视为服务公家可资借鉴，而且在历史占有最大地位之各类事实，至此皆变为专史之原料，如外交史、军事史、宪法史是也(本书叶一百四十四一一一百四十五)。
寻此所论，诚与中土专史之发生，无大殊异。吾国古代，先有联贯记载之通史，如周室太史柱下之所掌是也。继乃有国别史，如鲁《春秋》、晋《乘》、楚《梼杌》以及《国语》、《国策》之作是也。继则有断代史，如《汉书》、《三国志》以下之正史是也。继则有制度、文物之史，近于类纂者，如《通典》、《通考》是也。继则有学术史，如《明儒》、《宋元》等《学案》是也。最近乃有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此自纵贯之通史，横截而为数段者也。又有所谓哲学史、文学史、语言文字学史、宗教史、美术史、法制史、财政史、社会史，又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此又受西洋学术之影响，而为科学之分类者也。梁任公亦论及专史之作，分为五种，一曰人的专史，即专以纪人为本位者，如合传、专传、年谱、人表之类是也。二曰事的专史，即专以纪事为本位，如《东林列传》，《复社纪略》，专纪明季士大夫之集团活动者是也。三曰文物的专史，即专以纪文物制度为本位者，如政治、经济、文化诸专史是也。四曰地方的专史，即专以纪载某一地方为本位，如各省通志、县志，称为地方志是也。五曰断代的专史，即专纪载某一时代之史，如旧作之《唐书》、《宋史》，新作之近世史、现代史是也。然又有国别史之一种，梁氏未曾叙及，兹就《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南北史》诸书言之，以一时代之事迹，划分为数部而分载之，正如后世之地方志。然三国之一时代，上以承汉，下以启晋；南北朝之一时代，则又上以承晋，下以启唐，亦居断代史之一部，盖又介乎地方的专史、断代史的专史之间者也。梁氏盖以国别史，纳于断代史之中又不复叙及之耳。何氏又论及通史、专史之分云：
一套之专史，如风俗、美术、宗教制度等之历史，无论其内容如何完备，决不足使吾人了解社会之演化，或世界之历史也。盖其所述者，仅一种连续抽象之描写而巳，而在所有此种抽象现象申，本有其具体之连锁，此种现象，或皆产生于同一人群之中，或皆为同一人群之产品，而此种人群，又往往有其共同之伟业，如迁徙、战争、革命、发见等，为各种现象之共通原因。例如吾人试究魏晋六朝之文学，将见自东晋直至隋朝四百年间，所谓南朝之文学，大体承吴语文学之后，继续发展，而成为南方新民族文学；至于北方，则自晋分东西以后，直至北魏灭亡时止，先之以文学之衰替，继之以文学之中兴，终至产出一种尚武好勇之新文学。文学之变化如此，不可谓之不繁矣，扶吾人迄不能就文学史本身，求其所以演化之原因也。此种演化本身，极难了解，吾人如欲了解所有此种文学上之特殊变迁，将非求援于通史不可。盖唯有通史，方述及东晋偏安之后，中国文化实保存于东南之一隅，而北方则先有五胡十六国之大乱，继之以北方蛮族之华化，而终于北魏之完全屈服于吾国文化之下。是故所谓通史，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不肯留有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申事实之配景。实际上此种共通事象之足以联络，或驾驭人类之特殊活动者，皆属影响及于大众，及足以变更一般状况之事实，因侵略或殖民而起之民族移动也，人口中心之创设也，人群一般制度之创造或变更也，皆其类也。政治史之重要以及通史中政治史所占之地位之特大，其故皆在于此(《通史新义》页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
何氏以鲁滨孙博士之说为基础，故甚重视通史，以为通史能说明共通之演化及特殊之变迁，而专史则不能也。第吾则谓通史、专史之分，则由比较而定，其范围之广狭，亦因所述之事实而定。例如《通志》，政治典章无所不包，不可不谓之通矣。而《通鉴》则专纪政治，《通典》、《通考》则专纪典章，取以衡之《通志》，则彼为通史，而此为专史矣。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仅纪前后汉之政治，仅当《通鉴》之一段，取以相校，则《通鉴》为通史，《汉纪》为专史矣。《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仅当《通典》之州郡典、《通考》之舆地考，取以相校，则《通典》、《通考》为通史，而《纪要》、《利病书》为专史矣。依此推之，则专之下又有专焉。前之号为专者，又含有通之性质，而相引至于无极矣，此以旧史为列者也。又如新著之文化史，本自通史划出而自为一部者也。然学术为文化之一部，乃自文化史而分为学术史，而文学史又为学术史之一部，诗史、词史又为文学史之一部，亦相引而至于无穷，文化史视通史为专；视学术史则为通，文学史视学术史为专，而视诗史、词史则为通，是通史、专史之名，时因比较而异，即通史、专史之分，既由比较而定也。大抵划通史之一部，以为专史，则其纪述必较通史为详，以此递推，则范围愈狭，记述亦愈详，《方舆纪要》之详于州郡典，《通典》之详于诸史之志，必不待言也。再自他一方言之，通史既划其若干部分，而属于专史，而同时复吸收其他部，以入通史范围之内，盖其吸收愈多，包蕴愈广，而通史乃得独成其大，且与专史，有两不相妨相得益彰之效，此即梁任公之所谓新史也。是故通史、专史之分，既由比较而定，则非一成不易之称，而通史之与专史，又非各立疆界，若胡越之相视。歧通史、专史而二之，固为治史者所不许，重视通史，而夷视专史，亦岂通人之见哉。
近人主造新史者，莫先于章太炎先生，曾于所著《訄书》中，撰《中国通史略例》，以见其旨，后改署《訄书》为《检论》，删去此篇，然其精言胜义，闳识孤怀，颇能发前人所未发，亦为后来论史者所不及。爰取其全文，迄录如左：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缝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精研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亦犹志方舆者，或主郡国，则山水因以附见，其所起讫，无必致详，或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宁能以郡国封限矣。昔渔仲粗觕，用意犹在诸略，今亦循其义法，改命曰典，盖华峤之故名也。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差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遺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矣。(案太史公引《禹本纪》，杨子云作《蜀王本纪》，皆帝者之上仪也，然《艺文志 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而刘滔《圣贤本纪》。亦列子产，见于《文选》王文宪《集序注》所引，是知纪传本无定称，今亦聊法旧名，取孟坚《考纪》，子政《别录》，以为识别云尔。)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纪，复表师相，以省别录，儒林、文苑，悉数难尽，其纂述大端，已见于文言、学术二典，斯亦无待作传，故复列《文儒表》，略为第次，从其统系而已。方舆古今沿革，必为作典，则繁文难理，职官亦尔。孟坚百官公卿，上于列表，一代尚然，况古今变革，可胜书耶。故于《帝王表》后，即次《方舆》、《职官》二表，合后《师相》、《文儒》，为表凡五云。
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灵台，亦官职也。故作史必详神话，降及迁、固，斯道无改。魏晋以来，神话绝少，律历、五行，特沿袭旧名，不欲变革，其义则既与迁、固绝异，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黕，其高下相距则远，是由一为文儒，一为专职耳。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粗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帝，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彻之，宜矣其肤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经术者，则敹作史为犹愈，允南古史，昔传过于子长，今不可见，颜孔隋书，亦迁、固以后之惇史，君卿《通典》，事核辞练，绝异于贵与之伧陋者，故以数子皆知经训也(近世如赵翼辈之治史，戋戋鄙言，弗能钩深致远，由其所得素浅尔)。惜夫身通六艺之士，滞于礼卑，而乏智蒙之用，方之古人，亦犹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腊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周、韩非，其非古之良史耶。
设局修史，始自唐代，由宋逮明，监修分纂，汗漫无纪，《明史》虽秉成季野，较宋元为少愈，亦集合数传以成一史云尔。发言盈廷，所见各异，虽有殊识，无由独著，孟德斯鸠所谓古事谈话者，实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昔《春秋》作而百国宝书崩，《尚书》删，而三坟穆传轶，固缘古无雕版，传书不易，亦由儒者党同就简，致其流亡。然子骏《七略 尚书家》，犹录《周书》，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傍见儒家，固非谓素王删定以后，自余古籍，悉比于吐果弃药也。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其他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浏览，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墟笃时之见也已。
《中国通史》目录
一、表凡五，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
二、典凡十二，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文言典，宗教典，学术典，礼俗典，章服典，法令典，武备典。
三、记凡十，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
四、考纪凡九，秦始皇考纪，汉武帝考纪，王莽考纪，宋武帝考纪，唐太宗考纪，元太祖考纪，明太祖考纪，清三帝考纪，洪秀全考纪。
五、别录凡二十五，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董公孙张别录，崔苏王别录，孔老墨韩别录，许二魏汤李别录，顾黄王颜别录，盖傅曾别录，王猛别录，辛张金别录，郑张别录，多尔衮别录，张鄂别录，曾李别录，扬颜钱别录，孔李别录，康有为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刺客别录，会党别录，逸民别录，方技别录，畴人别录，叙录。
都六十一篇。
此即章氏改造新史之方案也。寻其所论，胜义非一，如以纪事一体，比于纪传、编年，故于所立表、典、考纪、别录之外。别立十记，专详历代大事，以弥班、马之缺，既树新体之骨干，亦为通史之楷模，一也。又如逗通史一体，应举大纲，以明人事衍变，制度因革，其不合于此旨，及繁而难理者，则具列于表，以补典、记、考纪、别录之未备，此为史家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之法，二也。又谓考史不专赖中籍，应穷及地下之藏，此晚近研史之新法也。章氏不信甲骨文字，尝作论非之，证以此文亦非坚持己见，三也。又谓旧史应与新史并重，非谓新史成而旧史可废，此即史料与史著可以并存不废之义，无论中外，理无或爽，四也。夫吾国古史，即为《尚书》、《春秋》及三《传》、三《礼》，学者非通经不能治古史，此章氏所以又有知经术者始能作史之说也。盖章氏邃于经术，以其余力治史，故喜以治经之法治史，其称君卿而抑贵与，则以知经训与否别之耳。瓯北《箚记》，时有善言，讥其浅鄙，亦以此故。愚谓史家之视古经，一如古史，当以治史之法治之，而不可杂以治经之见。由此言之，则贵与之书未必不如君卿，已于前章略论之矣。惟谓史学进化，不仅廓清粗翳，能破尤贵能立，则为无上之胜义，吾见世之学者，能破而不能立者多矣。抨击前人，不遗余力，而不能本其所论，以自撰一史，能立之难，至于如此。有若章氏，不仅自创史例，议论章明，又能撰许二魏汤李及扬颜钱两别录 ，以示大凡，诚庶几于能立者，然六十余篇之通史，亦迄无成书，改造新史，亦难矣哉。
次于章氏，欲造通史者，则为梁启超。兹将其所拟《中国通史》及《中国文化史》目录，表列于下：
表见《饮冰室专集 国史研究六种》附录
《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附子目)
一、政治之部
朝代篇
民族篇
地理篇
级阶篇
政制组织篇上
政制组织篇下
政权运用篇
法律篇
财政篇
军政篇
藩属篇
国际篇
清议及政党篇
二、文化之部
语言文字篇
宗教篇
学术思想篇
上中下三篇
文学篇
上中下三篇
文，诗，词， 典本，小说。美术篇
上中下三篇
绘画 书法 雕刻 髹冶 陶瓷 建筑
音乐剧曲篇
图籍篇朝代篇
神话及史阙时代，宗周及春秋，战国及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历代政况与文化之关系观。
种族篇上
汉族之成份，南蛮诸族。
种族篇下
北狄诸族，东胡诸族，西羌诸族。
地理篇
中原，秦陇，幽并，江淮，扬越，梁益，辽海，漠北，西域，卫藏。
政制篇上
部落时代，周之封建，秦之郡县，汉之郡国及州牧，三国南北朝之郡县及诸镇。唐之郡县及藩镇，唐之藩属统治法，宋之郡县及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属统治法，民国之国宪及省宪。
政制篇下
政枢机关之制度及事实上沿革，政务分部之沿革，监察机关之沿革，清末及民国之议会，司法机关。
政治运用篇
神权，贵族，世卿，君主独裁，母后及外戚，宦官，武人干政，舆论势力，政党。
法律篇
古代法律蠡测，自战国迄今法典编纂之沿革，汉律，唐律，明清律例及会典，近二十年制律事业。
《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附子目）
教育篇
三、社会及生计之部
家族篇
阶级篇
乡村都会篇
礼俗篇
城郭宫室篇
田制篇
农事篇
物产篇
虞衡篇
工业篇
商业篇
货币篇
通运篇
以上凡三部，四十篇。
军政篇
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战术沿革，历代大战比较观，清末及民国军事概说，海军。
财政篇
力役及物质，租税，专卖，公债，支出分配，财政机关。教育篇
官学及科举，私人讲学，唐宋以来之书院，现代之学校及学术团体。
交通篇
古代路政，自汉迄清季驿递沿革，现代铁路。历代河渠，海运之今昔，现代邮电。
国际关系篇
历代之国际及理藩，明以前之欧亚关系，唐以后之中日关系。明中叶以来之中荷、中葡关系，清初以来之中俄关系，清中叶以来之中英、中法关系，清末以来之中英关系，现行之国际条约。
饮食篇
猎、渔、耕三时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饪，麻醉品，米、盐、茶、酒、烟之特别处理。
服饰篇
蚕丝，卉服，皮服，装饰，历代章服变迁概观。
宅居篇
有史以前之三种宅居，上古宫室蠡测，中古宫室蠡测，西域交通与建筑之影响，室内陈设，城垒井渠。
考工篇
石、铜、铁器三时代，漆工，陶工，冶铸，织染，车，舟，文房用品，机械，现代式之工艺。
通商篇
古代商业概况，战国秦汉间商业，汉迄唐之对外商业，唐代商业。宋辽金元明间商业，《恰克图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南京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近代 国内商业概况。
货币篇
金属货币以前之交易媒介品，历代圜法沿革，金银，纸币，最近改革币制之经过，银行。
农事及田制篇
农产物之今昔观，农作技术之今昔观，荒政，屯垦，井田、均田之兴业，佃作制度杂观。
《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附子目）
语言文字篇
单音语系，历史的嬗变，古今方言概观，六书之孳乳，文字形体之蜕变，秦汉以后新造字，声与韵，字母，汉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运动。
宗教礼俗篇
古代之迷信。阴阳家言及谶纬家言，道家之兴起及传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观察，摩尼教、犹太教之输入，回教之输入，基督教之输入与传播，历代祀典及湮祀，丧礼及葬礼，时令与礼俗。
学术思想篇上
古代学术思想之绍述机关。思想渊源，儒家经典之成立，战国时诸子之勃兴，两汉时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之废兴及蜕变，两汉经学，南北朝、隋、唐经学，佛典之翻译，佛学之宗派，儒、佛、道之诤辩与会通，宋元理学之勃兴，程朱与陆王，清代之汉学与宋学，晚清以来学术思想之趋势。
学术思想篇下
史学，考古学，医学，历算学，其他之自然科学。
文学篇
散文，诗骚及乐府，词，曲本，小说，骈文及八股。
美术篇
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刺绣。
音乐篇
乐律，古代音乐蠡测，汉后四夷乐之输入，唐之雅乐，清乐，蒸乐，唐宋间蒸乐，四十八调之变化，元明间之南北曲，乐器，乐舞，戏剧。
载籍篇
古代书籍之传写装潢，石经，书籍印刷术之发明及进步，活字版，汉以来历代官家藏书，明以来私家藏书，类书之编纂，丛书之辑印，目录学，制图，榻帖。
以上凡二十八篇。
由上列二目观之，梁氏初稿，本名《通史》，后乃易称《文化史》，故于原目有所更定，惟梁氏之所欲创造者，实赅通史、专史二种。尝曰：
新史之作，可谓今日学界最迫切之要求，……启超窃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极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此为梁氏创造通史之意见，考其所创通史之初稿，乃自题曰《中国文化史稿》，而以《历史研究法》为第一编，此盖依据上列目录，以次撰述，而以文化史为通史也。然近代科学分类，文化与政治经济，各有疆界，不得径谓文化史为通史。然梁氏有志撰中国学术史，蓄愿甚奢，规模亦广，盖欲通古今而为一书，如早岁在《新民丛报》发表之《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即其具体而微者也。其后则以力有不逮，乃划分为数段撰之，以为学术史中之断代史，如曰《先秦政治思想史》，则东周时代之学术史也。曰《中国佛教史》，则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之学术史也(此书略见于梁任公近著)。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曰《清代学术概论》，则近代学术史也。然佛教史及近二百年 学术史，皆撰仅及半，是取一部分而专撰之学术史，亦有不易成功之势，甚矣其难也。愚考梁氏自谓富于学问欲，尤擅长于史学，涉览既泛无涯际，而文笔又能达其胸中所欲言，刘知幾所谓才、学、识三长，梁氏实已备而有之。是故学如梁氏，才如梁氏，识如梁氏，始足以言修史，始足以言改造新史。愚于蚤岁甚期望梁氏撰成一完备之新史，以弥史界之匮乏，以慰学者之饥渴，然卒未见其有所造述，仅能得其所悬拟之目录，及片断之纪载，如上文所举者而读之，其未能餍求者之望，又可知也。盖梁氏有所著作，皆造端弘大，非百余万言不能尽，久之不能卒业，乃弃去转而之他，如是者非一例，其意中所欲造之新史，迟之又久，不能成功，亦正坐此。昔人有言，务博而业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见也 。持此以论梁氏，可谓切中其病矣。近世努力于专史之著，作者颇不乏人，兹举其要者如下；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经学历史》
一卷
皮锡瑞撰
《中国伦理学史》
一册
蔡元培撰
《中国哲学史》
上卷
胡适撰
《中国哲学史》
二卷
冯友兰撰
又《哲学史补》一卷
《中国文学史》
一册
曾毅撰
文学史之作甚多，兹举其精要者。
《中国文化史》
三卷
柳诒微撰
《中国佛教史》
三册
蒋维乔撰
《中国氏族史》
一册
吕思勉撰
《国学概论》
一册
钱穆撰
其他如政治思想史，社会经济思想史，法制史，财政史，皆有成书，而商务印书馆主编之《中国文化史》丛书。多至四十余种，虽多率尔操觚，不餍人望，然已能一易旧日之面目，而呈璀璨绚烂之观矣。
近人有志作通史者，又有益阳陈鼎忠、曾运乾二氏，自云，民国三年滥竽湖南官书局，怆念国故，爰述通史，首成《叙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为长编，以待纂订，未几局解，书未及成，是其何日杀青，正在未可知之数。据其《叙例》所论，则有卓卓可称者，其《例》曰：综二家，通三体，纵有通古(即通史)二家，横有编年、纪传、记事三体。画分全书为十五编，，曰三皇五帝，曰夏商周，曰东周秦，曰汉，曰后汉，曰晋，曰宋齐梁陈，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曰清。一编之中，自为经纬，本通史之规模，寓断代之义例。舍短取长，并行不悖，分之可考一代源委，合之即得千古会归，此综二家之旨也。上师孔子并纂《春秋》、《尚书》之遗意，中仿丘明撰述《左传》、《国语》、《世本》之成法，下考近代史家三体之流变，为《例目》五：曰纪，曰传，曰志，曰录，曰谱。纪以纪年月，非以纪帝王，大事书之，小事削之，名仍《史》、《汉》，实法《春秋》也；传以序事，非以序人，限题名篇，详著颠末，取足与纪相发明，虽本《春秋》内传名称，实则外传《国语》体制，即近世所称纪事本末也；志以汇记朝廷法度、官礼之遗制，班、马之旧式也；录以综括士女行谊，名本何氏晋书 ，实法正史类传也；谱以理董纠纷，记载委曲，补纪传之阙漏，作志录之助，世本周谱之成规，华峤、郑樵之素悉也。综斯五例，词取错综，竖则综贯二家，横则檗括三体，此通三体旨也。考其精义所在，尤在传以叙事非以纪人一端，二氏曾详释此义云。
古人著书，前或综举大纲，后则覙缕细目，殆犹《洪范》先列九畴，《周官》首陈六典，纲即其经，目乃称传故也。五家之传，体制各异，同为解经。孔颖达云，大率秦、汉之际，解书者多名为传，以此推之，传者对经而名，传依经而作，经须传而解，为周秦时之定法。马迁作史，既举纪名以奉君上，又称传号以授人臣，人各一篇，两俱无当，而孔门传注之家法晦，诸子自为经传之义例亦乖。夫史文之传，类详本事，书传左氏，其成法也。书传述本经之委曲，左氏推本事之始终，安有以人为别，牵于类次，书事则病人，书人则病事者哉。书传左氏，依经作传，管子韩非，自经自传，陈编具在，皆所取裁，若司马所列，直家传之滥觞，恶在其能彷佛古人也。然则传以事别，固已正司马之失，传以释经，则又守前史之成，经纬厘然，名实相副，奚不可者，此所以革迁史之体，而仍袭其名也(。《通史新义 例六》)。
果如二氏所论，改传之纪事一体，别名汇传为录，诚足革新史体，以合近代以事为纲之法，又与章太炎先生之别立十记，以详历代大事，同一旨趣者也。惟以一二人之精力，改造二十余代之陈编，纪、传、录、志、谱五体悉备，必蹈郑樵好为大言实不副名之讥，举鼎绝脰、力不能胜，正堪借喻，此二氏之书，终至于无成也。愚谓纂造通史，应以普通普遍为涵义，取其概括之事实，只求其通，不求其详，其余之繁而不杀者，则仍让之专史，庶乎各举其职，两不相犯。郑樵不避其难，毅然以独力成之，结局乃成一通不成通、专不成专之《通志》；梁启超之志量，视郑氏为狭隘，于一局部之通史，仍不能成书，不得不改为寸寸而断之专史。由是言之，二氏欲为毅然为之，始终不懈，以至穷老气尽，其终无成功之一日，又不待言也。惟如章先生所创之体例，此一方有所取，他一方又有所弃，缩千数百卷之书，于百数十卷之内，虽其体裁，是否合于近代通史之新例，盖亦庶几乎近之矣。若二氏所举之五例，无论为纪为传为录为志为谱，任举其一，皆委曲繁重，累世而不能终其业，而谓一手一足之烈，及身而能观成，不但为吾之所未敢信，抑亦理所绝无之事也。
由上所举诸例，可得一结论曰，凡造一史，包含太广，则不易成功，诚得其要，则无往而不宜，通史如此，专史亦如此，通史、专史之相需为用，亦不外此理。此验之古今而不爽，推之中外而皆准者也。兹依此理求之，史之进化，往往由合而分，由极大析而至于极小，例如列传，本为纪传史中之一体，后乃任为一人作传，可以独立成书。又如纪载某代之大事，本为纪事史中之一目，后乃任为一目作纪事，独立可以成书。在昔本不乏此例，而在近代为尤盛，此皆自合而分之明证也。
欲明史籍分析之始末，应先详考史籍分部之由来。兹考史部盖有新旧二种，昔者刘知幾曾于正史之外，榷为十流，前已略举之矣。再自阮《录》、《隋志》以来，史部分类，要不外下列各类，列表明之：
类别阮《录》《隋志》《两唐志》《宋志》《明志》清《四库书目》刘氏
《史通》 附考
正史国史正史正史 集史正史正史 正史 正史集史一名通史
编 年入国史古史编年编年 实录入正史 编年入正史
纪事本末无无无入编年入正史纪事本末纪事一体始于宋代
别史 杂史入国史杂史杂史 史钞别史杂史 别史 杂史附正史
霸史伪史霸史伪史霸史入杂史 载记附正史伪记
起居注诏令奏议注历起居注起居注实录诏令入编年入正史诏令奏议时令 小录
故事旧事旧事故事故事故事或入杂史或入子部儒家考订一类 逸事 琐言 杂记
职官职官职官职官职官职官 职官
仪注仪典仪注仪注仪注仪注 政书
刑法法制刑法刑法刑法刑法入政书及诏令
传记杂传
鬼神杂传杂传 女训传记传记 传记 别传
地理土地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地理 郡书地理书都邑浔郡书即地方史地理书即国经
谱牒谱状谱系谱牒谱牒谱牒改入子部
谱录 家史
目录簿录簿录目录目录 目录
史评 史钞入杂史史钞
史评史钞
史评 史评
史钞史评一称史学
按《通志 艺文略》有食货一目，《补宋史艺文志》有通史一目（即唐志之集史），《补辽金元艺文志》有史学一目，《书目答问》及《清史稿 艺文志》有金石一目，兹不备列。
按表列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以及别史、霸史、杂史、起居注、实录、史评之属，多已述于前矣。职官、仪注、刑法、政书、地理诸目，或属于典礼，或属于方志，亦为述其梗概，皆史部之大者也。传记、谱牒，皆为纪人而作，传记即自正史中之列传、书、志划出而自为一书者，而纪人之年谱，亦由本纪蜕变而出，是虽不能概其全部，亦史部之支与流裔矣。至于目录之学，近世研图书学者，辄别为一目，命曰总类，初不以史部为限，故本编亦不复详论之，此旧式史部分类之大略也。近人梁启起，始将《隋志》以来分类之法，略事变通，乃于原有各类之中，分为通体、别体、综记、琐记诸子目，又立学史一类，取《明儒学案》等书隶之，此又自旧日子部儒家划出而自成一类者。柳、朱诸氏，亦有应声，兹萃其说，列而为表 ：
以上所述，又新式史部分类之大略也。综观新旧两式，自以新者为胜，盖无论何类，皆有综、别二体，不惟其大者有通史、专史之分，而各专史中，亦皆有综、别二体，兹为较其总量，大抵综合各体以为一书者少，得其一体而别为一书者多耳。试取上举各类证之，正史一体，固无所不包矣，其他如编年则具本纪之一体，政书、地志则具书志之一体，传记则具列传之一体，学史则具汇传之一体，正史为综体之通史，而其他各类则为别体之专史，此史籍由合而分之证一也。又如传记一类，盖合传与记而言，或云传以纪人，记以叙事，此亦不然，晋杜预撰《女记》，又有毋丘俭《记》，皆以纪人者也。传有别传、家传之分，要之皆以纪人为主，自宋以来，名人多有年谱，于一人生平之事，寓以编年之法，又传记一体之别开生面者矣。然无论传记、年谱，皆以一人为本书之主体，而以与其有关涉之事附之，如作王安石传、王荆公年谱，或张居正传、张江陵年谱，而二人之相业，必详述于传记、年谱之中，是虽为一人作传作谱，而一时期之史事，亦备具于其中矣。是故近顷传记一类，颇为发达，无间中外皆然， 此史籍由合而分之证二也。
上述史部分类有新旧之不同，然皆就旧有之史籍而为之区分耳，至于近人新撰之通史、专史，亦有榷论之必要焉。旧史于通史之外，有断代、国别诸体之分，概言之，皆称为专史，而新撰之史亦分通史、专史二体，前已略论之矣。以通史言，为便于论次，或分为三期，曰上古，曰中古，曰近世；或分为四期，一析中古之后半为近古，一析近世之后半为现代，盖仿西史分期之法，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以专史言，或损截通史为数段，曰远古史，曰商周史，曰秦汉史，曰魏晋南北朝史，曰隋唐五代史，曰宋辽金元史，曰明清史，曰近代史，亦概称为断代史；或纵剖通史为数部，曰政治史，曰社会史，曰经济史，曰学术思想史，亦概称为专门史，此则参用中西之法，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者也。总而言之，皆由史部分类一法推而出之者也。其他姑不具论，第就通史分期一事言之，近人尝以自邃古讫晚周为上古，秦汉讫五代为中古，宋讫明中叶为近古，明季讫现代为近世，总为四期。盖从每期史事演变之大者为之区分，如上古为汉族创建时期，中古为汉族竞胜时期，近古为汉族中衰时期，近世为西力东渐时期，各有显著之征象，是其证也。近贤研究国史者，多谓近代史应自鸦片战争叙起，罗家伦氏于所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及方法》一文中论及此云：
历史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连续性，一个是交互性，代史的名称，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论，不是说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不问过去一切的，如西洋近代史，有许多的西洋史家只从法兰西大革命叙起，这不是说法兰西大革命以前，西洋就没有文物制度，也不是说法兰西大革命一起，西洋的文物制度就一齐变了，……不过史学家为研究便利，和认识这件事和某方面的重要性起见，姑且把他作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若是把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也不是说近代的中国就始于鸦片战争，别的不说，即就中国对于西洋交通一事而论，也不是从这个战争开始的，近之如十六世纪中西海路交通，如方济、如利玛窦的东来和西洋文化与商品的输入；远之如中西当汉唐时代在中央亚细亚的交通和中国所受希腊与亚剌伯文化的影响，哪一件不应当提到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能真正闭关，海禁大开，也只能注重这个大事便了。如果史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近代史，也不过为研究便利，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他作个重要的时期开始而已，原不是认为这个时代可以和从前一切历史分开的。就历史的交互性而论，则中国近代史是个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个最有趣味的对象，我方才说过中国和西洋的接触，不是最近开始，但是在最近一段里，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明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离开世界环境，可以讲得通的，要研究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变动，非打通国际情形来看不可；要研究社会的改变和生活，非综合他国的现象来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进，非考察世界的学术思想不可。(下略)
考其所论近代史划分时代之理由，不外外力之侵入中国，中国之门户开放，使中国对外之局势为之一变，皆自鸦片战争一役为之关键耳。依此见解以论中国通史之分期，其上古一期可以仍旧，中古一期可由秦汉叙起讫于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绵延二千余年，与为期不过百年之近世史，两相比较，似有长短不侔之嫌，且考中古、近世二期之划分，概以对内、对外之关系为准，然近代西力之东渐实始于明季清初，讲近世史者似不能遗此一段而不言，此可谓为近世史之前期，且可补救此期过短之病，如果自鸦片战争划分叙起，亦可称中国近百年史，此说亦言之成理，此撰通史者所应折衷考量者也。愚谓罗、蒋二氏从对外关系着眼，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划为一段以资讲说，正无不可。且横截数段，而为断代之叙述，鸦片战争以来之史实，为其中最后之一段，姑名之为近世史，亦可予学者以研究之便利。惟贯通中国五千年之事迹，而为一书前后，脉络相寻，则近世史可上延于明季，以明西力东渐之来源，此又愚之主张不敢苟同于二氏者也。
近顷颇盛行主题研究之法，即取古今或一代之事，析为若干主题，各个而讨论之之谓也。主题研究，本取法于纪事本末一体，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即取《通鉴》一书，分为二百三十九个主题，而各就本题，详纪其事之始末，此研史最善之法也。惟袁枢以下诸氏之撰纪事本末，不过取已成之书，而加以分析之功，非能自取多量史料，融会贯通，以寻得新断案也。前贤能采用主题研究方法，得有新断案者，无过于赵翼之《廿二史箚记》，其中所立各题，悉能采摭多量史料，以归纳法而得新断案；次如全祖望之《跋庚申外史》，钱大昕《与袁简斋书》之论唐宋时判、守、知、试、检校之官称，亦能就一主题，而为殚见洽闻之讨论，皆其伦也。近人之善用其法者，多至不胜枚举，其最者，为王国维、陈垣二氏，王氏所撰《卜辞中殷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考》二文 ，陈氏所撰《西域人华化考》、《也里可温考》诸篇，皆为史学界公认之名著。以其所用之方法，尤远胜于前人，大抵皆从事搜集材料，以为观察测验之工具，次则整理其所得之材料，或为之分析，或为之归纳，暂为定一假说，次则以实证及审核，以从事实验之工作，由此以求得最后之断案，此即所谓科学方法也。搜得若干材料，为之分析归纳之后，如皆无当于真理，则必弃去，而别求其真实之材料，即有单文孤证，而不足以说真理之所在者，亦必待得有多证，而后敢下断案。研究科学，应用此法，研究史学，亦不外此理，诸氏之获得良绩，要以其研究方法之善耳，而主题研究又为比较近于科学方法之研究也。
无论以人为主，而作传记、年谱，以事为主，而用主题研究，其为以分功之法，集中精力，以求彻底之了解，不待言也。然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
能因在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譬如清代学者之治小学，本为通经，通经之旨，本为求得古代社会之真相及其典章制度之所在，乃多数学者，终身徘徊于专声音、训诂之间，而不能自了，是注意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也。是以手段为目的，而不知手段之外而别有其目的也，学者甘心蹈此而不悟，岂得谓之善学耶 盖为人而作传谱，为事而立标题，皆为治史之手段，而其目的乃在造有系统有组织之通史、专史，亦必各个部分咸有精确之断案，然后造作通史、专史，乃易于成功，亦即吾理想中比较完善之新史。所谓新史之创造，其方法亦不外此，最近史学之趋势，此又其一端也。
自王充作《论衡》，于古圣哲盛致讥损，而刘知幾《史通》，乃有《疑古》、《惑经》之篇，清代又有崔述，以考而后信为职志，此在前代史家所仅见者也。近顷学者，深受崔氏之影响，而致力于疑古辨伪者，则有顾颉刚氏；而古史辨一派之学者生焉。顾氏治史之意见有三：一谓时代愈后，则古史之传说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之古人为禹，孔子时又有尧舜，战国时又有神农黄帝，秦时又有三皇，汉以后又有盘古是也。二谓时代愈后，则传说之古人范围愈大，如舜在孔子时为无为而治之圣君，至孟子时又为百代模范之孝子是也。三谓吾人虽不能知古代事迹之确状，而可以知其最早之传说，如东周时代所撰东周史，虽不易窥见，而可窥见战国时代之东周史，虽不能窥见夏商时代所撰之夏商史，亦可窥见东周时代之夏商史是也。基此意见，以论古史，因《说文》有“禹，虫也。从内，象形。内兽足蹂地也”之语，遂谓禹为九鼎上所铸动物之一，约为蜥蜴之类，一也。又因《商颂》“洪水芒芒，禹敷上下方”之语，遂谓禹为上帝所派之神，而非人，二也。又因《论语》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语，遂谓禹为耕稼国家之王，三也。推其所疑，因疑禹而并及尧舜，谓皆为史前人物，不必实有其人。盖崔述之疑古，以经为据，凡古经及孔子所不道者，乃始疑之，如《补上古考信录》是也。若尧舜禹以下，为孔子所已言者，则不之疑，犹为有其断限，若顾氏则并孔子所已言崔氏所不疑者，亦疑而考辨之，是盖不以古人之说为桎梏，较崔氏更为进一步之研究者也。顾氏之说出后，辨驳者有之，讥笑者有之，从而赞许者亦有之，然辨论最精者，无过于陆懋德，懋德固以精研古史名家者也。顾氏之论，以《商颂》为据，盖从王国维之言，以为西周作品也。然陆氏则谓，《商颂》词句多与《鲁颂》相似，应为东周作品，而《尚书》中之《尧典》、《禹贡》、《吕刑》等篇，皆有禹字，而顾氏不信《尧典》、《禹贡》，而谓《吕刑》亦非西周作品，然禹字又见于《尚书 立政篇》，而其时代又较《吕刑》为早，决为西周作品。然顾氏不引《立政》，而引《商颂》，何也。顾氏疑禹，而不疑汤、文王、武王以下者，以其祖先子孙皆明白可据也。陆氏则谓顾氏之谓可信者，有《商书》之《盘庚》，然于此篇内未能考得汤之祖先、子孙为何人也，若以东周时代之《商颂》为可信，为汤有祖先、子孙之证，则东周时代之《洪范》、《左传》及《古本竹书》又何不可为禹有祖先、子孙之明证乎。现时地下发见之甲骨文字，颇能证明汤之祖先、子孙，与《史记 殷本纪》所载大半相合，是则《史记》于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而非出于伪造，推之《夏本纪》，或亦如是，惟尚有待地下之发见以为证明耳。或曰，欲辨顾氏古无夏禹之说，当取《秦公敦》“顛宅禹责”、《齐侯铸钟》“处禹之堵”等古器证之，此讥某氏徒以《说文》证史之未当也。陆氏则曰，以《秦公敦》、《齐侯缚钟》之铭文，证明禹有其人，王静安(国维)已先言之，然此二器，均为东周作品，如能据此证明禹有其人，则《论语》之“禹有天下”，早足为“禹有其人”之证，不待《秦敦》、《齐钟》而后明，持此岂足以服顾氏之心，然顾氏于此，乃不加辨正，何也 陆氏箴顾氏之失，谓有好奇立异望文生训之病，又为原谅之词，曰，如以禹为蜥蝎，则怪物也，以禹为天神，则非人也，以为国王则又人而非神矣，顾氏于此，未尝坚执一说，此盖假定之词，而非决定之论也。考顾氏于发表意见之后，因钱玄同谓据金文、甲文，禹字不同肉，《说文》禹字所从之内，为汉人据讹文而杜撰，乃谓《说文》禹字之释，不能代表古义，从而放弃其前说。盖顾氏之所说，悉为假定，以表现其疑古辨伪之精神，由前所述治古史之三意见而发生者也。然愚终谓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论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筒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如陆氏所论《史记》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证明其非伪造，此真为卓识伟论，为诸家所不及，持此义以论史，鲜有陷于谬误者矣。尝谓考史之失有二，读书不多，举证不富，轻为论断，则失之陋，列举多证，以伪为真，轻为论断，则失之妄，肯虚心者，或患读书太少，而读书太多者，或未必肯虚心，故陋之病尚可补救，而妄之病每至不可医也。有若顾氏，闻钱玄同一言，而遽放弃其意见，可谓勇于服善，又以其疑古精神，为治史者别开生面，亦可一扫从前拘泥罕通之病，其功与过，亦略相等，故是不可轻于信古，亦不可轻于疑古，必如崔氏之考而后信，乃能得其正鹄，此又近顷疑古一派学说之大略也 。
综观上文所述，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藩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虽来日之衍变，未知所极，然即今以推来，而大略可知。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愚亦惟就所可知者，大略述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