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私家修史之风日杀，而设馆官修之史，代之而兴，其因有二，已具述于上章。然尚有未及尽详者，一为远因，如后魏崔浩之以修史受祸；一为近因，如隋文帝之诏禁私家修史是也。后魏于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而条例未成。太武时，诏崔浩等重撰国书，又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叙述国事，无隐所恶。及修史成，浩遂刊石以示行路，后为人所讦，坐夷三族，同坐死者，百五十有八人，是时并为之废史官 。后人鉴于崔浩受祸之惨，遂相戒不轻作史，如韩愈即其一例，一也。自汉献帝建安中曹操执政，始禁士大夫刊石树碑，以戒矜榜，晋宋皆因之(《宋书 礼志》)。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遂下诏曰，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又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时有文表华艳者，至付有司治罪，沿至唐代，寝以成俗。南宋高宗时，秦桧主和，有私史之禁，李焘尝以作史得罪，桧死，禁始弛。宁宗嘉泰二年，韩侂胄执政，复有私史之禁，凡事干国体，悉令毁弃(《建炎朝野杂记》甲六)。明季私史颇盛，而清初文士，每因修史受祸，私家作史之风，为之益替，二也。然唐宋以来，私家修史之难，虽有多因，不尽由于畏祸，自斯以后，遂分两途：一则纪传体之正史，多由官修；一则编年体以下之别史、杂史，多出私撰。盖有志修史之士，于纪传体之正史，既由形格势禁，艰于执笔，不得不转出他途，以展其伟抱宏才，故近世私史之多，亦无惭于古人，第多非纪传体之正史耳。兹于本章综述官修诸史，以明本末，而私修诸史，则于下章述之。
吾国官修之史，应始班固等之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次则刘珍等本之，以撰《东观汉记》，皆奉时君之命，鸠集多人，共修一书。三国、晋、南北朝之世，尤不乏斯例，然其中如《东观记》，随修随续，本非一时可成，自难出于一手，可以勿论。其他诸史，可分为二：一则肇自多人，成于一手，如王沈之《魏书》、韦曜之《吴书》是也；一则众手分纂，一人裁定，如魏收之于《魏书》是也，是则名为官修，实同私史。迨唐修《晋书》、《五代史》，始开设史馆，以宰相大臣监修，别调他官兼任纂修，又置修撰司直，号曰史官，如唐令狐德棻、吴兢、刘知幾、徐坚、韩愈之伦皆是。此时所修诸史，皆派定一人为主修，如姚思廉之主修《梁》、《陈》二书，李百药之主修《北齐书》，魏徵之主修《隋书》是；亦有派二人同主修一书，如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同修《周书》是。所谓主修，略如后世之总纂，吾意是时必有同修之史官，而史未著其名，所谓同修史官，略如后世之纂修官，宋代重修《唐书》，以欧阳修、宋祁二氏为刊修官，刊修犹主修也。是时史馆之制，有所谓修国史，同修国史，更于其上置监修国史，以宰相领之，即袭唐制。然是时之监修官，多徒拥虚号，无所裁定，刘知幾所谓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是其弊也。欧、宋同修《唐书》，一则任本纪、志、表，一则专任列传，故以分任而无所抵牾，其后修史，于纂修官外，更立总纂，任其事者，又不限于一二人，于是设馆修史之制，历代相沿无改。然溯其始，实由唐代开其先声，盖与后汉、三国、晋、南北朝官修诸史，有不能相提并论者。
本期设馆官修之史，可分四类：一曰编年体之实录，皆近于记注者也；二曰纪传体之正史，皆属于撰述者也；三曰典礼，四曰方志，皆撰述记注兼而有之者也。官修之史，以此四类为多，其他属于乙部之籍，亦有出于官修者，以其可以随事附见，故不烦专述焉。
(一)编年体之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汉以来，更修起居注，以举记言记事之职。《隋志》著录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武帝事，谢吴(《唐志》作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记元帝事，皆为官撰之书，原出于记注，而所取材则不以记注为限。迨唐以后，则每帝崩殂后，必由继嗣之君，敕修实录，沿为定例，兹就可考者，表之于左：
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实录表
各代 各帝卷 数撰者附考
高祖二○敬播
太宗四○敬播、许敬宗等《太宗实录》凡修数次，初修本仅二○卷。
高宗三○韦述又武后重修本一○○卷。
唐
则天后二○魏九忠等刘知幾、徐坚、吴兢重修本三○卷。
中宗二○吴兢
睿宗五吴兢又刘知幾撰本一○卷。
玄宗一○○令狐峘凡撰数次，初有二○卷、四七卷两种。
肃宗三○元载
代宗四○令狐峘
德宗五○裴洎等
顺宗五韩愈今存在《昌黎集》中。
宪宗四○路隋等
穆宗二○同上
敬宗一○李让夷等
文宗四○魏暮等
武宗三○韦保衡等以上据两《唐志》，又宋人宋敏求补撰《武宗实录》二○卷。
五代附十国后蜀高祖三○李昊
后蜀主四○同上
宋
太祖五○李沆等
太宗八○钱若水、杨亿等今存二种：一为八卷，刊入《古学汇刊》；一为二○卷本，刊入《四部丛刊》。
真宗一五○晏殊等
仁宗二○○韩琦等
英宗三○曾公亮等
神宗三○○蔡风翔《王荆公年谱》二十四，有《神宗实录考》。
哲宗一五○汤思退
徽宗二○○同上又李焘重修本。
钦宗四○洪迈等
高宗五○○傅百寿
孝宗五○○傅百寿、陆游等
光宗一○同上
各代各帝卷数撰者附考
宋宁宗四九九册刘光庄等有传钞本二卷。
理宗一九○册
度宗缺 有《时政记》七八册。
恭帝缺有《事迹日记》四五册。
元
太祖翰林国史院
太宗同上
定宗同上
睿宗同上睿宗不为帝，出于追谥。
宪宗同上
世祖二一○董文用等
顺宗一程钜夫等世祖太子真金追谥为顺宗。
成宗五六同上
武宗五○同上
仁宗六○元明善等
英宗四○吴澂等
泰宗王结等
明宗欧阳玄等
文宗同上
宁宗同上右据钱大昕《元史 艺文志》。
顺帝缺
明
成祖一三○杨士奇等
仁宗一○蹇义等
宣宗一一五杨士奇等
英宗二六一陈文等附《景帝景泰事迹》八七卷。
宪宗二九三刘吉等
孝宗二二刘健、谢迁等
武宗一九七曹宏等
各代各帝卷数撰者附考
明
世宗五六六徐阶、张居正等又有世宗父《睿宗实录》五○卷。
穆宗七○张居正等
神宗五九四温体仁等
光宗八叶向高等
熹宗八四温体仁等以上据《明史 艺文志》，今俱有传钞本，惟《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十二卷，六年六月一卷。
思宗原缺清初万言纂《崇桢长编》若干卷，可代实录，今尚存。又南京国学图书馆书目有《崇祯实录》十七卷，据嘉业堂刘氏藏书钞本传钞，当为后人补辑。
清
太祖一○崇德元年初修，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雍正二年校订。《太祖实录》经数次修改，今所见者，有《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皆北京故宫本，又有内阁大库钞本《太祖实录》，皆已印行，俱与实录正本有异同，又有《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今称《满洲实录》。
太宗六五顺治九年初修，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校订。正本与钞本不同。
世祖一四六康熙六年修，雍正十二年校订。一作一四四卷，正本与传钞本不同，又日本有《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纂要》本。
各代各帝卷数撰者附考
清圣祖三○○康熙六十一年修此为始修之年，至其成书则在四五年后，下同。
世宗一五九雍正十三年修
高宗一五○○嘉庆四年修
仁宗三四七道光四年修
宣宗四七六咸丰五年修
文宗三五六同治元年修
穆宗三七四光绪五年修
德宗五九七宣统间实录馆修，清亡后成书。清亡后，实录馆尚在，隶于清室，纂成此书，北京、沈阳皆有钞本。
宣统政纪四三清亡后清室自修同上，有排印本，右据清代正、续《文献通考》、《清史稿 艺文志》、《四库简明目录》及钞藏各本，汇而记之。
唐、五代、宋、辽、金、元之实录皆佚，唐、宋实录存者，仅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五卷，钱若水所撰之《宋太宗实录》二十卷，韩录尚为完作，钱录则残帙而已。实录之体，略如苟悦《汉纪》，为编年史之一种，即于一帝崩殂后，取其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记注之作，年经月纬，汇而成编，故自成书之时言之，本为撰述之一种。然编纂实录，取材至繁，诏令章奏，悉得入录，并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具其事迹，略如列传，其体实为长编，以备史官之采，故自易代后汇修正史之曰言之，则亦与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书，一例视为记注。是则实录之书，介乎记注、撰述之间，两《唐志》皆以之入记注，《宋志》以下则以之入编年，前后异趣，盖以此也。唐及五代之实录，今虽不可尽见。而《通鉴考异》，称引最多，唐代诸帝之外，如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愍帝、废帝、晋高祖、少帝、后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南唐烈祖皆是。盖司马光撰《通鉴》时，其书具在，故得恣取而博辨之，而《宋志》具载其目，亦可证也。后人病《旧唐书》之烦，而仍不能屏废者，以本纪采取实录最多，为可贵也。《册府元龟》所录唐代史料，凡为《唐书》及《会要》所不载者，多出于实录，知《旧书》本纪之可贵，即知实录之可贵矣。宋时有实录，有会要，皆为国史之长编，元人灭宋，董文炳入临安，独取其国史，辇致北方，其后得据以修纂《宋史》，然《理宗实录》为未成之作，度宗、恭帝以下更无实录，故《宋史》于理、度时，不具首尾，草草成编，实录之系于修史，岂不大哉。《辽史》之成，由于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而俨即为手撰《辽实录》之人，今考宋、辽二史，所记两国间之大事，往往互异，则由史家各据其实录而直书之，不暇核其异同也。金亡后，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张万户名柔，《元史》有传，说详后)，元好问欲资张书以修《金史》，后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言行，采摭所闻，记录至百余万言，元人修纂《金史》，多本其所著，元初王鹗倡修《金史》，亦由得见实录 ，是辽、金二史皆资实录以成者也。元之诸帝，皆有实录，宪宗以上，世祖时诏翰林国史院追撰成书，其后每帝崩殂，必命史臣撰录，如前代制，惟顺帝以国亡无书，明初修《元史》，即据元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而成者。明太祖迄熹宗之实录，今尚具在 ，惟阙思宗一朝，可取谈迁《国榷》补之。清人修《明史》，凡涉清初祖事皆讳而不言，故近贤考明事者，多舍《明史》而取实录，《明史》所不详者，实录皆能详之，此其所以可贵也。清太祖迄穆宗十朝实录，早已成书 ，蒋良骥、王先谦先后辑《东华录》，皆资于实录，而所采事有未尽，蒋录起太祖天命迄世宗雍正凡三十二卷；王先谦重为排纂，而自乾隆以下迄同治五朝称为续录；潘颐福别撰《咸丰东华录》六十九卷，又在王录之前而不如其详。清初三朝实录屡经改修，渐失本真，人皆弃重修本，而珍视初修本，论者谓王录详于蒋录，而蒋录又胜于王录，亦蒋录多取材于初修本，而王录则以涉忌讳而删去之也。《德宗实录》，晚成未出，朱寿朋撰《光绪东华录》，无实录可据，而其详赡过于实录。宣统朝无实录，而有政纪，是则《清实录》之完备，尤过于明代，近年清十一朝实录附以《宣统政纪》、《太祖实录战迹图》合为千余册，已景印行世。盖实录之可贵，殊过于正史，试举一例明之。大凡乙国人叙甲国事，往往据事直书，无所隐饰，此其所长也；然异国传闻，往往失实，不可尽据，此又其所短也。史家考唐代事，或资日本人之纪载，考宋、辽、金、元事，必资于高丽史，以其时日本、高丽与吾国往还之频繁也。李氏朝鲜，受明册封，始终无间，故其实录中纪载明事最多，而于清代初祖之事，为《明实录》所不及载，清人所讳而不言者，朝鲜实录往往载之，且极翔实，故近人治清初史者，必取资于是书，而甚宝重之。总之，前代实录为长编之体，略如史料汇编，修通史专史者，有事于此，可以取用不竭，是盖可与正史并存不废，与其谓之撰述，无宁属之记注，。凡撰述之为长编体者，皆入古记注之林而远于撰述者也。
(二)纪传体之正史
设馆修史，始于唐贞观三年之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十八年，又重修《晋书》，后则相沿为例，兹取自唐以来官修诸正史，列表明之：
史 名卷 数撰者附考
晋书一三○唐房玄龄等
梁书五六唐姚思廉
陈书三六同上
北齐书五○唐李百药
周书五○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八五唐魏徵等
旧唐书二○○晋赵莹、刘昫等
新唐书二二五宋欧阳修、宋祁宰相曾公亮监修。
史 名卷 数撰者附考
宋史四九六元脱脱等
辽史一一六同上
金史一三五同上
元史二一○明宋濂等
明史三三六清张廷玉等内有目录四卷
清史稿五三六赵尔巽等
“正史”之名，始见《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中，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及《明史》，为二十有四，凡未奉有明诏及颁诸学官者，不得滥登，盖久已悬诸令典矣 。往者北京政府曾颁令以柯劭态所撰之《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其后修清史成，草草付印，谓之《清史稿》，又以禁不得行，不然，则正史之数有二十六矣。兹以晋、梁、陈、北齐、周、隋六史，已述其概于前章，《新五代史》为私家之作，别述于后，仅取《旧唐书》以下，迄于《明史》，具而论之，而《清史稿》亦以附焉。
其一则为《旧唐书》。考唐贞观中，曾命姚思廉撰纪传体之国史，高宗时长孙无忌、许敬宗等续之；敬宗又撰十志，未就，武后时刘知幾、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同撰《唐书》八十卷，此见于《史通 正史篇》所述者也。《崇文总目》谓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其本更加笔削，兹检《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即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先后所撰之作也。撰之者既非一人，亦非出于一时，随撰随续，历时甚久，略如后汉之修《东观记》，兢本与知幾同撰《唐书》，兢又自行续撰，故由八十卷，增至百一十卷，其后更由于韦述等续撰，故由增至百三十卷，而著录于《唐志》也。然《旧唐书》吴兢、韦述、柳芳等传又谓兢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其书凡六十余篇，述续撰为一百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肃宗又命述、芳缀辑吴兢所次国史，述死，芳续成之，起高祖，迄肃宗乾元，凡一百三十篇，其后于休烈、令狐垣续增，而未加卷帙，故《唐志》仍以百三十卷著录也。据赵翼所考，《旧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唐绍传》称玄宗为今上，即用实录原文之证，《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即用韦述所修国史原文之证，所论甚谛。然又谓宣宗以后无实录，故武<帝>[宗] 会昌以后，事多阙略，此又因《五代会要》所纪，五代修《唐书》时，屡诏购访，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只存《实录》，《武宗实录》并只存一卷，而言之也 。《四库提要》则谓，《旧书》于穆宗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诚如宋人所讥，是则长庆以来，国史、实录皆不之具，无可依据之故。《宋史 艺文志》著录武宗以下六帝实录一百四十三卷，皆宋敏求补撰 ，今考《通鉴考异》，屡引《唐实录》，而于武宗后称引尤多，武宗以上为唐人旧本，武宗以下则敏求补撰本也。欧、宋修《新书》时，遗文间出，又有宋录可据，故叙唐末事差为详赡，其能胜于旧书，时为之也。唐亡之后，梁及后唐皆曾命官修史，未底于成。其可考者，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二月，诏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并以宰臣赵莹监修 ，其后同修唐史者，又有吕琦、尹拙，而莹为修史事，综理独周密，故《旧五代史》莹传，谓《唐书》二百卷之成，莹有力焉，吴缜《新唐书纠谬》亦盛称赵莹之徒，缀辑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模。据此则莹之监修唐史，非虚领其名而不事事之比，而今本《旧书》署刘昫等撰，而不及莹者，晋出帝开运二年六月书成时，赵莹已外任节镇，刘昫以宰相继为监修，遂与修史官张昭远同表上之 ，此所以首昫名而不及莹也。然薛、欧二史《刘昫传》，俱不载其监修《唐书》，其于《唐书》。亦无莹综理周密之功，而独尸其名，抑何侥幸乃尔，此宜补列莹名于晌前，以示不没其劳 。此唐及五代纂修《唐书》之大略也。
其二则为《新唐书》。《旧书》之缺略，具如上述，其宜重修或订补，自不待论，至宋仁宗之世，乃以《旧书》卑弱浅陋，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重加刊修，至先提举其事后为监修者，则宰相曾公亮也。修撰本纪、志、表，祁撰列传，祁稿凡十七年乃成，修稿亦历六七年，其所修之时。则祁在前而修在后，故列传成于本纪、表之前 。其后书成，应由官高者一人署名，修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祁感其退逊，故于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此实用《隋志》分题长孙无忌之例，非创之于欧、宋也(据《书录解题》及《四库提要》)。据曾公亮《进书表》，与欧、宋同修书者，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书》最有功；敏求亦以熟于唐事，且补修晚唐六朝实录，为王尧臣所荐，又尧臣亦预修《唐书》 ，是则与修诸氏，皆为一时名选，而欧、宋二氏又为一代文宗，领袖其上，亲为笔削，且历十有七年而成，为时甚久，不同草草，宜《新书》之无可议矣。然同时有吴缜者，欲因范镇荐，列于史馆，为欧阳修所拒，心不能平，乃于《新书》成后，撰《纠谬》一书，吹毛索瘢，大肆抨击 ，所举虽不无是处，究无以服欧、宋之心也。平心论之，《旧书》之作，多本国史、实录，长庆以前之本纪列传，确较《新书》为详赡，故司马光之修《通鉴》，宁弃《新》而取《旧》 。且唐代诏令率用骈俪，《新书》本纪多从删弃，如陆贽所撰《兴元大赦诏》，骄兵悍将，读之至于感泣，诚千古之至文也，亦以用骈而不取，此欧阳氏主修之失也。唐代词章，体皆详赡，而列传中，必为减其文句，变为涩体，殊失其真，又喜载韩、柳文，韩愈《平淮西碑》，不详叙李愬入蔡之功，至于仆碑改撰，而《通鉴》亦不甚取之，《新书 吴元济传》，则全就碑文润色之，于《柳宗元传》，录其文至四首 ，而他传则无此例，此宋氏之失也。公亮《进书表》，称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旧，而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吾谓事增则是，文省则非，寻其所谓事增，即指补缀唐末阙遗之事，所谓文省，即指删削国史、实录之文。夫《新书》之长，即在将长庆以后《旧书》所不能详者，悉加辑缀，大体略备，纪传固然，而志、表尤胜于《旧书》，故《新书》之可贵，不在改撰，而在补缀，向使欧、宋二氏，于旧史之佳者，多用旧文，不为删并，专就唐末史事，去其烦冗，补其阙遗，则为《新书》之佳本，而无可议矣。清人沈炳震悟得此理，遂辑《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本纪、列传悉用《旧书》，志、表多用《新书》，而以他一书之异同，及可补阙遗者，分注于下，并为《宰相世系表》作订误数卷，此折衷于《新》、《旧》两书之间，弃其短而取其长，最为得作史之意者也。自《新书》行，而《旧书》渐微，明代南北两监本二十一史，皆不及《旧唐书》，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重刻旧本，赖以延绵不坠，清乾隆中，诏以新、旧《唐书》并列正史，复于武英殿刊版印行，遂仍得畅行于世，而今人仍贵闻刻本，扬州岑建功为撰校勘记，并附以逸文，亦治《旧书》之最勤者矣。盖《旧唐书》若前无闻人诠为之校勘，后无清廷为之表章，必如薛氏《五代史》，重烦学人加以搜残补阙之功，可不问而知之也。
其三则为《旧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 ，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 。薛史之体，略仿《三国志》，以梁、唐、晋、汉、周各为一书，称曰《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而各有纪传若干卷，合之虽为一书，分之可为五史。晁公武《读书志》称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赵翼据之，遂谓五代史，乃后人总括之名，此殊失考。薛史有从《世袭》、《僭伪》、《外国》诸传及十志，皆不能分系于某一书，且以十志之迹求之，略如唐修《五代史志》之附于《隋书》，是则五书实有合而难分之势，亦犹《三国志》之魏、蜀、吴，本可各为一史，然《魏书》书末附有《外夷传》，而他书无之，正为合而难分之证。薛史之体，盖仿《三国志》、《南史》、《北史》之例，合而一之，以五代相承，顺序递述，尤近于《南》、《北史》，具有通史之一体者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藏于家，修没后，神宗诏求其书，为之刊行，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一二○七年)，诏止用欧史(《金史 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宋金亡后，南北统一于元，元承金制，薛史日湮。明成祖时，辑《永乐大典》，悉采薛史入录，惟已割裂淆乱，非其篇第之旧。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求薛史原本，已不可得，馆臣邵晋涵就《大典》中甄录排纂，其阙逸者，则采《册府元龟》等书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仍厘为一百五十卷，其原书篇目，亦略可寻绎得之，设无《大典》，则薛史亡矣。薛史多据实录，故详赡过于欧史，而欧史后出，亦有可补薛史之阙遗者，故清代以二史不可偏废，遂并列于正史。或谓薛史原本尚未亡，初在皖人汪允中家，继归丁乃扬，乃扬珍惜孤本，不肯示人，世遂无有见之者 。允中、乃扬，独不能效闻人诠覆刊行世，一旦付之劫灰，将奈之何，收藏孤本，秘不示人，等于窖金埋宝，有书亦等于无书矣。
其四则为《宋》、《辽》、《金》三史。宋代国史，最为详备，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有日历，有编年体之实录，有纪传体之国史，其时所设起居郎、舍人、著作郎、佐郎、国史院、实录院，分典撰史之务。《宋史 汪藻传》谓，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是为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此皆宋国史之底本也。实录之外，即为国史：宋代诸帝崩后，嗣君例诏大臣修实录，而仁宗时，则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神宗时，既诏修《英宗实录》，又诏修仁宗、英宗史，孝宗以后又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及列传，理宗时又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所谓国史，具有纪、传 志、表诸体，一如前代之正史，而易代以后，即据此以勒定焉 。国史之作，肇于后汉之《东观汉记》，而大成于唐代吴兢等所撰之《唐书》，其性质异于记注，故亦得为撰述之一种。南宋时，王偁撰《东都事略》，备北宋九朝之事，翦裁得当，实胜于元人所修之《宋史》，亦据国史勒定者也。南宋理、度二宗，虽亦有实录、时政记可据，然至宋亡之日，已多不具，而两朝国史。更未及修，试观《宋史》诸志，于宁宗以后事，多阙而不备，而《文苑传》，南宋仅周邦彦等数人，《循吏传》，竟无南宋一人，固由修史诸人草草将事，亦以国史底本缺略不具故耳。迨元兵入临安，以董文炳主留事，文炳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又曰，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记注，归之元都国史院，此即宋国史旧本，元人所据以修《宋史》者也。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 ，故书籍流传于后世者绝少，元好问云，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元文类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则其时史料之缺乏，亦可于此窥见。然不可因此遂谓辽无国史。其诸帝实录，已略如上述，又有起居注及日历，《辽史 百官志》有起居舍人院，又《耶律良传》，重熙中迁修起居注。又《道宗本纪》，大康二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此辽有日历之证也。《辽史 圣宗纪》，统和二十一年三月壬辰，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又二十九年五月甲戌朔，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此辽有日历之证也。辽人于实录外，是否另修纪传体之国史，今已无考。金灭辽后，遂据辽人记注实录以修《辽史》，《金史 熙宗纪》，皇统八年四月甲寅，《辽史》成，又《萧永祺传》，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至门下，尽传其业，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此谓萧永祺《辽史》，即第一次修成之本也。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以萧史未善，乃命官重修，以耶律履、党怀英、郝俣等为刊修官，移刺履、赵讽等七人为编修官(见《金史》移刺履、党怀英两传，移剌即耶律二字之异书)，后增编修官三人，又因党怀英致仕，诏陈大任继成其事(太和六年七月)。《章宗纪》太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朔，《辽史》成，此谓陈大任《辽史》，即第二次修成之本也。陈史费时十有八年，应较萧史为完善，然而迟至金亡未能刊行者，盖因德运之说未定故耳。兹据《大金德运图说》及宣宗贞祐二年正月集议德运省剖所引章宗敕旨(见《金文最》五十六)，金源诸臣，或主以金继唐，或主继辽，或主继宋，发言盈庭，莫衷一是。又据修端辨辽、金、宋正统所说，《金史 章宗纪》“辽史成”一语，正为罢修《辽史》，因而结束之，其未及刊行，亦以此也 。金亡以后，《辽实录》为耶律楚材所藏，故得不亡(据苏天爵《三史质疑》)，后据以重修《辽史》，殆即耶律俨所修之《皇朝实录》七十卷。或谓萧永祺所修之《辽史》七十五卷，即就俨书排纂而成(近人冯家昇说)。今就《辽史》所引，俨书有纪有志有传，一知正史，殊乖实录之体，且今本《辽史》，绝不称及萧史，疑其说不为无因。然元修《辽史》，得陈大任《辽史》甚晚，恐系就萧史改作，而原本因以放散，元好问尝谓太和初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此即指陈大任重修之《辽史》。然其后陈史复出，为脱脱等所据，以成今本，脱脱《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忌讳，陈大任辞乏精采，二书优劣，大概可知。所谓耶律俨《实录》，所谓陈大任《辽史》，皆元人所据以修《辽史》者也。金时亦有起居注、日历、实录，《金实录》已详于前，《金史 百官志》，有记注院修起居注，掌记言动。又秘书监所领之著作局，掌修日历，略如唐宋之制。又《世宗本纪》大定七年九月诏修起居注，《宗叙》、《守贞》两传，皆有修起居注之语。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奉诏修《金史》，采及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二十条 ，日录当如唐宋宰臣之时政记，否则与日历相类，所谓起居注、日历、日录、实录，皆《金史》所资以成书者也。《金史 文艺传》谓刘祁作《归潜志》以纪金事，元好问著《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为修《金史》时所采用，好问既于顺天张万户家得见《金实录》，则《壬辰杂编》所纪载者，必多出于实录。《元史 张柔传》，载柔攻下金汴京，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世祖中统二年，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又《王鹗传》载鹗在金官左右司郎中，蔡册陷，鹗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按金有保州顺天军，元升为顺天府，即今保定，张柔以万户率兵镇此，即元好问所见之顺天张万户也。鹗既主于其家，得尽读《金实录》，迨柔献《实录》于世祖，而鹗适官翰林学士承旨，兼领国史院，遂建议修《辽》、《金》二史，鹗之言曰，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盖前代史册，必代兴者与修，是非予夺，待后人而后公故也(与鹗同修《金史》者，尚有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祇遹等，见《元史 商挺传》)。其后阿鲁图《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即指此事，而至正所修之《金史》，即据鹗稿为底本。由是言之，《金史》之修，创于王鹗，考其初稿，即据实录，谓悉采自刘、元二氏，尚非衷于情实(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有“《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一条，一指王鹗，一指元好问)。以上所述，皆元人未修三史以前，所考得之大略也。元人与宋合兵灭金，时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公元一二三四年)，迟至元世祖中统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始因王鹗奏请，而修《辽》、《金》二史。及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灭宋，又命史臣通修《宋》、《辽》、《金》三史，然迟之甚久，而不能成书，与金修《辽史》同，直至顺帝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三月，右丞相脱脱奏请设局，重修三史，中隔以六十四年之岁月，因何停顿，盖亦有故。考是时元廷诸臣，意见不一，或以宋为正统当立帝纪，辽、金为窃据当入载记，是以《晋书》为例者也；或以辽自唐末保有北方，与五季、北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受周禅，至靖康，当为宋史。金破辽克宋，据有中原，当为北史。建炎以后，中原非宋所有，当为南宋史，是以《南、北史》为例者也 。以元承宋，而摈辽、金，汉人之绩学者多主之。第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立国，远在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一二○五年)，是时金尚未亡，元人以北方部族，入主中国，不能不袒辽、金而绌宋，因此争议不决，又复多所顾忌，致修史之议，未果进行，亦犹金人修《辽史》，以德运之议未决，而致停顿也。 迨至脱脱为相，乃断然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见《权衡庚申外史》)，以此为三史之义例，并为定其凡例云：一、帝纪，各史书法，准《史记》、《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准《南、北史》；二、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三、表与志同；四、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五、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百衲本《辽史》卷首)。以上五例，即三史义例所据以画一者也。先是王祎著《正统论》，谓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手金，金并于元，元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后正其统(《王忠文公集》)。此说即为脱脱所本，盖如王祎所论，则宋与辽金，实同于南北朝时之分据，而脱脱定议以三史分修，实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亦取端修以《南》、《北史》为例之说也。考脱脱修三史时，脱脱自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为总裁官，而纂修官则三史各异。迨至至正四年三月，《辽史》先成，由脱脱表上。同年十一月《金史》继成，五年十月《宋史》亦成。时脱脱已罢相，由继任右丞相阿鲁图表上 ，未几即镂版行世，得以流传。至其成书所以如斯之速者，则以三史各有底本在，据而编次之，则大略可睹矣。或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固由昧于当代之实况，抑知顺帝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浙江，十一年郭子兴起兵安徽，十三年张士诚起兵江苏，渐次以及中原北方，全国成动荡之势，时上距书成不及十年，设再荏苒岁月，旧本散亡，三史恐难成书，藉令成于明人之手，亦必为残阙不完之作矣。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而极称《金史》之详核老洁者(见《二十二史箚记》二十七)，不悟《宋史》于北宋九朝，据王偁《东都事略》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叙述详而有体，皆由底本之善，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之史亦略备。且《宋史》之佳处，正在详而不在简，后来改撰之《宋史》，皆不能满人意者，非谓其不能剪裁，正以其详不如旧史耳。至其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如钱大昕、赵翼之所纠举者，悉出元人补订未善仓卒成书之失，非宋国史旧本之咎也。《辽史》所纪契丹上世之事，当出于《辽实录》，由耶律俨、萧永祺相沿而删定之者。今考《辽史》本纪、志、传中，屡称耶律俨、陈大任，又称旧史，旧史即指陈氏之作。此外间取材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新唐书》、《新、旧五代史》、《通鉴》，而于天祚天庆二年以后事，多采自叶隆礼之《契丹国志》。盖撰《辽史》时，苦于史料缺乏，杂采诸书，多录原文，勉强联缀，捉襟见肘，随处可见。然宋人之名著，若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马端临《文献通考》，乃竟未见采取，岂以有所忌讳而然，抑由时日迫促，无暇以及此乎 元人王恽《玉堂嘉话》，载王鹗所拟《金史大纲》，备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录阙)、《宣宗》、《哀宗》(实录阙) 九帝纪，《天文》、《地理》、《礼乐》、《刑法》、《食货》、《百官》、《兵卫》七志，《诸王》、《后妃》、《开国功臣》、《忠义》、《隐逸》、《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诸列传，恽又谓鹗亲笔作史，大略付恽，如帝纪、列传、志书，卷帙皆有定体，此皆王鹗尽瘁于《金史》之证。当鹗之世，金源文献，既有实录可徵，益以刘祁、元好问所纪，既不同《宋史》之冗杂，亦不似《辽史》之简略，其以详核老洁见称，非无故也(施国祁《金史详校序》：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再就三史之体例言之，各有纪、传、志、表，本属一致，而《宋史》杂世家六卷于列传，或谓乖于史体，此亦不然。《宋史》以南唐李氏、西蜀孟氏、吴越钱氏、南汉、北汉两刘氏、荆南周氏、高氏、漳泉留氏、陈氏为世家，序称仿自欧史，而次于诸汇传之后者，其意若曰，彼云道学、儒林、文苑，此云世家，等量齐观，有何不可 然则所谓世家者，乃冠于列传之一词耳，非《史记》以世家与本纪、列传并列之旨也。以此论次三史，亦可以得其大略矣。
其五则为《元史》。元初之国史，以蒙古文字纪载，题曰《脱必赤颜》(译音)，记太祖成吉思汗以往之史事綦详，元仁宗时，察罕初译为汉文，名曰《圣武开天记》(见《元史》本传)。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有重译本，称曰《元朝秘史》 。又有《圣武亲征录》，亦自《脱必赤颜》译出，记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书。今所传《秘史》译本，出于《永乐大典》，清乾隆中，钱大昕钞得之，而未著录于《四库》(外间尚有原刊残本)。元文宗至顺二年，奎章阁学士虞集等，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必赤颜》(必一作卜)一书，以记太祖以来事迹，翰林学士承旨某言，《脱必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遂止(见《元史》本纪及《虞集传》)，此是书所以有秘史之名也。此外则太祖以来之事迹，悉具于累朝实录。明初徐一夔言，元不置日历，不记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 。据此所说，元代无起居注及日历，然考《元史 百官志》，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左右侍仪奉御兼同修起居注，又秘书监置著作郎佐郎，如宋、辽、金制。前代著作郎，即掌修日历，元英宗时，御史孛端，曾有朝廷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之语(见《元史》本纪)。王恽修《世祖实录》，亦尝参取起居注(见《秋涧集 进实录表》)。而徐氏谓元代无起居注及日历者，岂以元之末世，虚置其官而不事其事之谓欤。故其后可据者，只有实录。明太祖洪武元年，徐达率军入北京，始得元十三朝实录，据钱氏《元史 艺文志》所考，元有十五帝之实录，此称十三朝者，睿宗、顺宗，皆由追谥，身未为帝，故置而不数也。元英宗时(至治元年)，诏修《仁宗实录》及《后妃功臣传》，顺帝时(至元元年)，又诏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传(见《元史》本纪)。又谢端曾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见本传)，凡此所谓累朝后妃功臣列传，必亦为明人所得，故得据之以修《元史》。元人所撰之《经世大典》、《大一统志》，于一代之典章及舆地，纪载綦详，明初其书具在，又得据之以撰诸志，《元史》成功之易，亦由于此。徐一夔谓《元史》自太祖至宁宗十三朝，悉据实录修成，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明史》本传及朱彝尊《徐一夔传》)，此《元史》依据实录、大典之证也。明修《元史》凡二次：第一次，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第二次三年二月开局，七月成书，总裁官为宋濂、王祎。据宋濂序，第一次，凡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徵，未得为完书，复诏有司，徵采史事，以续成之，故第二次，又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今考《元史》目录，本纪四十七卷，其卷三十八以下，则续成之《顺帝纪》也；志
表之次第不动，续成之志五卷，列入志第三下为五行二，第十七下为河渠三，第二十七下为祭祀六，第四十一下为百官八，第四十五下为食货五；续成之表二卷，列入第五下为三公二，第六下为宰相二；而卷次之总数，仍照增，此可考而知者也。或谓列传第三十三，始以开国时之耶律楚材、张柔、史天倪等，次于元末死事诸臣泰不花之后，是为续修之证(《二十二史箚记》有此说)。然楚材等为开国勋臣，初次不容漏载，盖列传次序，以蒙古贵臣及色目人居前，而汉人、南人 次之。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诸传之后，各插入续修之传，而又次于儒学诸合传之前，故其孰为初修，孰为续修，不可遽寻。且初修之列传凡六十三，续修之列传凡三十六，合之为九十九卷，而本书列传凡九十七卷，缺少二卷，若非于合编时有并卷，则《宋序》所记续修列传三十六卷，必为三十四卷之误，是尚有待于刊定者耳。明修《元史》时，亦仿元修三史，定有凡例，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金史，列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纪、传、志、表皆不作论、赞，据事直书，具文见意(见《元史》卷首)。惟以其成书太速，故其芜杂缺略，视诸史为尤甚，良由修史诸氏，不解蒙古文字，蒙人之参与者，亦复数典忘祖，以致一人两传，讹误百出，且有于附传之外，别立专传者。又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实录》之贵重史料，亦不知采取，且元时疆域极广，而所详者仅于中国境内，未足以餍学者之望。此所以有待于补订重修也。至其成书之速，盖亦有故：明太祖驭下至严，诸臣之所重惮，成书稍迟，谴责将至，一也；元以蒙族入主，为明人夷视，于其蒙古旧史，亦不之贵，二也。其后王洙撰《宋史质》，于恭帝降元之后，每岁书帝在某地，而削去元之年号。成化中，商辂等奉敕修《续纲目》，亦不甚留心元事，藉令宋王诸氏尚在，以应采《秘史》、《亲征录》之议，陈于其前，亦必以为无足轻重，一笑置之，盖以古今之异势，而议论亦不同焉。此明修《元史》之大略也。
其六则为《明史》。明代诸帝，除惠帝思宗外，皆有实录(景帝事附入英宗实录)，实录中例载诸臣传，而典章制度，又有会典可据，此《明史》之基本史料也。惟于实录之外，曾有官修之国史。万历中，阁臣陈于陛疏谓本朝纪、表、志、传之正史，二百余年来踵袭因循，阙略不讲，请力为整辑，勒成钜编，于是开馆分局，集累朝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毁于火(据《春明梦余录》十三及三十二)，后则未闻续作，诚可惜也。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喜谈本朝掌故，私家作史之风亦盛，如朱国桢之《明史概》、邓元锡之《明书》、陈建之《皇明通纪》、王世贞之《贪州史料》、谈迁之《国榷》，皆撰于明亡之前，虽未尽满人意，然亦具体而微。至明末黄宗羲因之，而作《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立例有三：一曰国史取详年月，二曰野史当取是非，三曰家史备官爵世系 ，清修《明史》之规模，实基于此。清既灭明，尽得其国史，乃于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以大学士徐元文为总裁，元文延宗羲之弟子万斯同，主于其家，委以编纂之事，元文去职，继之者为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皆以万氏主其事，万氏承宗羲之学，熟于明代掌故，能闇诵实录，既以布衣参史局，史馆诸纂修所撰稿，皆由万氏覆审。时鸿绪任列传，至康熙五十三年传稿成，表上之。雍正元年又表上本纪、志、表稿。时万氏虽前卒(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而世人咸谓王氏稿泰半出万氏手，后乃汇刊为《明史稿》五百卷。雍正中，张廷玉受诏为总裁，遂因鸿绪本以成书。乾隆四年廷玉《进明史表》云：“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抵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裁于马迁，《唐书》起本于刘昫，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是则廷玉等进呈之《明史》，多本于鸿绪之史稿，而鸿绪之史稿，又多出自斯同之手笔，所谓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非谓鸿绪，实暗指斯同，《明史》在诸正史中，称为佳史，亦以此也。考乾隆刊行之《明史》，开列在事诸臣，总裁以张廷玉领衔，而无徐元文、王鸿绪，盖以当日在史馆者为限；万氏不与纂修之列者，盖以布衣主于总裁之家，而不受其职名，且已病殁在前故也。迨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以《明史》本纪，所载事实，尚多疏略，特派大臣考核添修，并谕以亲阅鉴定，重刊颁行。其后乃以改订之本，刊成本纪二十四卷，顾外间觅者绝少，后自清宮觅得底本，由故宮博物院景印行世，校其所增补者，仅涉文辞之细，于史事殊少出入，受命诸臣，敷衍塞责，于此可见。惟乾隆间又尝为《明史》撰考证，光绪中长洲王颂蔚直军机日，于方略馆搜得考证正本、稿本、进呈本三种，皆限于列传，因据以撰《明史考证搪逸》四十二卷，是当日所拟修改者，原不限于本纪，观于考证可知也 。《明史》之佳，本非一端，如排纂之得当，附传之得宜，前人论之已详(如《二十二史箚记》)。前史有志而无图，《明史 历志》则增图以明历数；前史艺文志皆无断限，而《明史》艺文，惟载当代著述，此皆以古今异宜，而深得体要者。至其不满人意之处，厥惟易代之际，忌讳太多，有若辽东一隅建州三卫故事，明人记载甚多，而《明史》则讳莫如深，不著一字；记南明遗事之书，亦不下数十种，而《明史》以事涉易代，亦复语焉不详。近人治清初史者，宁取《明实录》及朝鲜人之记载，治南明史者盛道清代禁毁诸书，而以《明史》为不足观，是则于此二事，均有待于补苴，且视清代之重刊本纪为尤要，世有贤者，理而董之，是所望也。
最后则为清史，清初设国史院，以大学士领之，其后改设国史馆于禁城内，置总裁、纂修、协修诸官，皆以翰林院官所谓词臣者兼之。其所修之国史，体例如前代之正史，有本纪，有列传，有表，有志，当有清之季，已将太祖迄穆宗之十一朝本纪修竣，其后更续修德宗本纪(凡一百三十七卷)。清制，内外臣二品以上及特旨宣付、臣僚奏请，乃得立传，今坊间印行之《清史列传》八十册，即用清国史馆之底本，为历朝词臣所修者也。表、志二类，亦略具梗概。而不如本纪、列传之有成书，故无考也 。清代有起居注官，例由任其事之翰林官更番撰记，每半月为一番，其如何取材则未详，亦不同前代之有日历及时政记，惟每帝崩殂，新君嗣位，则依前代例，设实录馆，纂修先君“实录”，以为记注之总汇，又别纂“圣训”。故是时于国史馆外，别设实录馆，置总裁、提调、总纂、纂修等官，亦以词臣兼之，事毕则撤馆，而非常设，实录、圣训亦修国史者之所取资也。实录、国史两馆，皆设于禁城东华门内，蒋、王二氏自实录钞出之史料，别为《东华录》，其得名之故以此。清代实录之例，不以大臣传附入实录书卒之下，与前代异，即以国史已别为之立传也。洎清室退位，北京政府乃设置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下设总纂、提调、纂修、协修等官，任总纂者为柯劭态、王树枬、吴廷燮诸氏，皆一时绩学知名之士，至一九二八年始成书，计本纪二十五、志一百四十二、表五十三、列传三百十六，凡五百三十六卷，又目录五卷。时主其事者，鉴于北京政局动摇，力主付印，以防散佚，并仿王鸿绪《明史稿》之前例，命为《清史稿》，以示未为成书之意。刊成未几，当政禁止发行，故流传甚少。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略备，囊括以成一代之典，差足继轨前代正史之后，而资览者取资矣。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如氏族志），列传多有阙遗（如《麟庆传》云，子崇实、崇厚自有传，而崇实无传，又朱筠亦无传)；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讹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如本纪、地理志皆经刊削而后付印)；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臣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最后一端，即为禁此发行之理据。
右述诸史，皆属设馆官修，不出一人之手，然如《新唐书》由欧、宋二氏，殚精而成，《明史》出于万斯同私修之稿本，名为官修，准于私撰，斯为上选。次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辽、金、元、清诸史，皆资实录、起居注、日录、时政记以成书，虽事有详略，文有工拙，阙误尚多，诸待订补，然亦为一代必备之典，不得以其出于官修，而薄之明矣。
(三)典礼
典礼之书，其别有二：一曰经礼，典章制度属之，实始于周之《官礼》，后世之通典、通考、会典、会要诸书，皆其流也；一曰曲礼，节文仪注属之，实始于周之《仪礼》，后世之通礼、集礼诸书，皆其流也。《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各有分际，自古已然。往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以属典章制度之经礼，杂于嘉礼之中，分际不明，为余杭章氏所讥 ，是则纪典章制度之书，与言节文仪注者有别，又可知矣。《隋志》史部以职官仪注，分为二类，实合古人以经礼、曲礼分列之法。清代《四库书目》，职官自为一类，而以仪注合于政书，古人成法，因之而淆。实则职官一类，应入政书，合称政典；而言礼制之书，别为一类，仍名仪注，是为得耳。兹本此说分别次之。
自唐以来，官撰政典之书，首推唐玄宗时官撰之《唐六典》，盖以拟《周官经》而作者也。其后与此相类者，有长孙无忌等所撰之《唐律疏义》，而元代之《大元圣政典章附新集》、《至治条例》，亦其比也。然此类之书所以立一代之经制，而非以明其因革损益，犹不得被以史称。官撰之书，专详一代典制，而又以明因革损益者，其会要、会典之书乎。唐苏冕始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为《会要》四十卷。宣宗时，又诏杨绍复次德宗以来事，为《续会要》四十卷，以崔铉监修。惟宣宗以后，记载尚阙。至宋初王溥，又为续至唐末，合前所辑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颇能详核 。溥复取五代之典章制度，撰《五代会要》三十卷。二书所载，略如正史之诸志，与杜佑《通典》之体例相近，然所载史实，往往出正史外，故研史者极重视之。宋代官撰之会要，视唐尤为详备：有《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续修四朝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嘉定国朝会要》，其间重修续修，无虑十余次。明时其书尚存，曾以分隶《永乐大典》之各韵。清嘉庆十四年，徐松入全唐文馆，始自《大典》中录出约得五百卷，虽非完璧，而大略可睹矣。徐氏卒后。书归缪荃孙，欲由广雅书局刊行，未果，乃为提调王秉恩所窃，王氏卒后，遗书散出，为吴兴刘承干所得，凡四百七十余册，整理数年未就，最后乃由北京图书馆以原稿印行，共订二百册，不分卷。又有刘氏编订之本，凡四百六十卷虽与原稿重复，而较有条理可寻，尚未及付印。兹考其分类凡十六：一帝系、二礼、三乐、四舆服、五仪制、六崇儒、七运历、八瑞异、九职官、十选举、十一道释、十二食货 、十三刑法、十四兵、十五方域、十六蕃夷。其所载者，不限典章制度，一代之要政，往往随文附见，固《宋史》诸志所资以成书，而《宋史》所不能悉举者，又约十之七八，此严可均所以叹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书也 。元人无会要，而有《经世大典》，文宗天历二年九月，敕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纂为一编，及其书成，赐名《皇朝经世大典》，盖即“大元会要”之异名也。时纂书之总裁为赵世延、虞集，纂修为马祖常、杨宗瑞、谢端、苏天爵、李好文、陈祚、宋襞、王士点，皆一时知名之士(见《元史 虞集传》)。其后欧阳玄继为总裁，李泂、揭徯斯、王守诚继为编纂，至顺二年五月书成，三年三月进呈，书凡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又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其目凡十：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六典略仿《周官》及《唐六典》。今原书已亡，仅《永乐大典》残本中，窥见厓略，近人自其中辑得数种刊行之。而《元史》各志，多依据《经世大典》而成，如《食货志》，已有明文无论矣，而《兵志》之言站赤一节，更与《永乐大典》所载之《经世大典》相同，亦其证也 。今读《元文类》卷四十至四十二三卷所载《经世大典序录》全文，更可考见其厓略，盖其美富，应与《宋会要》等，惜其亡也。元代之“圣政典章”，专详章制，为会要之别一体，盖近于明清二代之会典。明清二代皆无会要，乃改纂“会典”，以详典章制度。《明会典》初纂成于孝宗弘治十五年，凡一百八十卷，刊印行世。其后武宗正德四年，续有增辑，未及印行。神宗万历四年，再事增纂，十五年成书，厘为二百二十八卷，亦付刊印，故今传有简繁两本，皆明刊也 。书中以文职、武职两衙门分列，文职六部、都察院、九卿及诸司，武职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皆附以南京之官，典礼章制，皆以类相从。《清会典》一仿明体，始以内阁、军机处，继以六部、都察院、九卿、翰詹，而八旗内务府亦具载焉。初修于康熙，续修于雍正，至乾隆二十九年，厘为一百卷，附则例一百八十卷。嘉庆十八年重纂《会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图》四十六卷。光绪二十五年又增纂成书，《会典》仍为一百卷，事例则增为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故以最后勒定之本为详博。其与《明会典》异者，明以事例，并载书中，清则以事例，别于《会典》之外也(清初修本亦如明例)。考“会典”之体，以六部分叙，上仿《周礼》，次仿《唐六典》，下亦如《元典章》，所重在章制法令，与唐宋之《会要》、元之《经世大典》之兼详故事者微异，故近人有欲为明清二代别撰会要者。要而言之，二者同源异流，必兼览之而后备也。宋人徐天麟撰西汉、东汉两《会要》，辽人有《契丹会要》，(书亡，见尤袤《遂初堂书目》)。元人孟梦恂有《汉唐会要》(书亡，见《补元史艺文志》)。清人杨晨更撰《三国会要》(二十二卷)，
孙楷撰《秦会要》(二十六卷)，龙文彬撰《明会要》(八十卷)，金、元、清三代会要亦有待于补撰。往者钱仪吉撰《三国会要》(五册)，稿成未刊，又撰《晋会要》，《南北朝会要》，皆未成书。泰兴朱铭盘(曼君)纂《两晋会要》八十卷、《宋会要》五十卷、《齐会要》四十卷、、《梁会要》四十卷、《陈会要》三十卷，稿具而未能付刊(《清史稿 文苑传》载铭盘《晋会要》一百卷，尚语焉未详)，又拟纂北朝魏、齐、周、隋四朝会要，合称《两晋南北朝会要》，未竟厥功，亦可惜也。(见朱氏桂之《萼轩遗集》所载《曼君先生记年录》)。自徐氏而下，皆为私家之作，本无与于官修之史，以其不可无述，故连类及之。杜氏《通典》、马氏《文献通考》，皆为私修，别详于后；宋人宋白《续通典》二百卷，则于真宗咸平四年奉诏撰成，惜原书久亡，略有逸文可考；清代之《续通典》、《皇朝通典》、《续通考》、《皇朝通考》，皆奉敕纂修，为官书之一，理宜并述。此唐宋以来官修政典之大略也。
唐开元中，始命学士萧嵩、王仲邱等撰《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于是唐之五礼略备，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杜佑《通典》于礼典中，节载《开元礼》为三十五卷，大体略备，而原书尚有传本，清代以之著录于《四库》，而外间复有新刊本。此《仪礼》、《礼记》以后，唯一言礼之书也。宋徽宗曾命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凡序例二十四卷、吉礼一百十一卷、宾礼二十一卷、军礼八卷、嘉礼四十二卷、凶礼十四卷，总为二百二十卷，又目录六卷、格式十卷，宋代言礼之书，莫备于此，今著录于《四库》，略有残阙。其后淳熙中，礼部、太常寺合撰《中兴礼书》行世，而《政和礼》遂格不行。金有《大金集礼》四十卷，张玮等撰，为《金史礼志》所本。明有《明集礼》五十三卷，清有《清通礼》五十卷，皆由敕撰，为两代礼制之所本 。凡仪注之书，犹政典中之有法令，故亦得备史之一体。抑吾谓典礼之有关于史，以其能明因革损益也’欲考历代之节文仪注，应取《仪礼》、《曲礼》、《开元礼》、《政和五礼》、《金明集礼》、《清通礼》合而观之，而因革损益之迹乃得以大明。昔贤之当此而无愧者，首推杜氏《通典》之《礼典》，次则秦氏之《五礼通考》，而徐乾学之《读礼通考》专详凶礼者，亦备其一体，盖此二书，实合历代之言节文仪注者，次为一编，以观其会通，盖必如是，始足以当史称。此又因唐宋官修仪注之书而附论及之也。
(四)方志
章学诚谓后世之方志，专详一方之事，如古之列国史，应无所不载，与专详疆域山川之图经异，其说允矣。然撢究前代记地之书，二者漫无经画，区分甚难：方志为一方之史，世人已无异议，而图经亦详建置沿革人物古迹，以备史之一体，且为宋以后郡县志书所本，故述方志，不能置图经而不数。隋炀帝大业五年，始命崔廓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或又曰八百卷，曰《图志》，而《隋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唐志》少一卷，而题曰《虞茂区宇图》，此为官撰方志图经之所始，亦古
今之钜制也 。唐太宗之子魏王泰，命其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勗，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略如吕不韦之广集门客，以撰《吕览》，亦为官撰地纪之一，其内容亦极美备，惜与《区宇图志》，同归散亡，今可见者，逸文而已。唐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象之之《舆地纪胜》，皆属私撰，别于下章述之，而是数书所引之《隋图经》，多为《区宇图志》之逸文，正自可宝。宋神宗熙宁八年，诏王存等修《元丰九域志》，元丰三年书成，凡得十卷，所载为路二十三、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专详宋代所治之方域，其陷于辽之燕云十六州，及平、滦、辽东，以及西夏边陲之区，皆所不详，不如《太平寰宇记》之美备，然考有宋一代方舆者，必以是书为依据焉。辽、金人自撰记地之书，史所不详。迨至元代遂有《大一统志》之辑。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始命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刺丁、祕书少监虞应龙等，搜辑为志，以明一统，初未有名，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书成，凡得七百五十五卷，命名《大一统志》。成宗元贞二年三月得《云南图志》，大德二年二月又得《甘肃图志》，三年七月又得《辽阳图志》，复命秘书监增修，至大德七年二次成书，凡得一千三百卷，由集贤大学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盻上进，存于秘府，至顺帝至正二年始付出刊行之，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钱大昕《元史 艺文志》，据焦竑《国史 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大元大一统志》一千卷，实则为一千三百卷，元人所撰秘书监志言之详矣。是书大别为一中书省，十行中书省，每省分路或府，路府下有属州，大抵以一州为一卷，其事迹多者，或分为二卷、三卷。每州之分目凡十：曰建置沿革、曰坊郭乡镇、曰里至、曰山川、曰土产，曰风俗形势、曰古迹、曰宦迹、曰人物、曰仙释，亦不必各目皆备。所纪各事，较后来之明、清两一统志，详至数倍，故分卷至干三百之多，盖为隋《区宇图志》以后，方志图经之总汇。惜已亡于明代，仅存残本若干卷，而佚文之见于《永乐大典》残本、《明一统志》、《满洲源流考》、《热河志》等书，近有辑本，可供考证，而明初人所撰《大明清类分野书》，几全钞《大一统志》以成书，其内蕴宏博可知。至其所用资料，多出《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及宋元所修地方志乘，而明初修《元史 地理志》，多依据是书，其后修一统志，更以是书为蓝本，翦裁原文，旧痕犹在，而不及其美富远矣 。明初洪武三年，曾敕修《大明志书》，今已无考。其后景泰中，始敕修《寰宇通志》，凡得一百十九卷，至英宗复辟，恶其书成于景帝，乃命李贤等改修《大明一统志》，至天顺八年成书，凡得九十卷，而万历中尚有增修。考其体例，以京师南京及各布政使司所统之府，为分卷之标准，每府之分目，略如《元一统志》，而增郡名、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陵墓、祠庙诸目，而无坊郭乡镇及里至，盖有所分合省并，而小有异同者也。《大明一统志》，今颇易得，而《寰宇通志》亦未亡 。清代更因之，以修《大清一统志》。是书凡修三次：初成于乾隆八年，凡三百四十二卷，次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凡四百二十四卷(并子卷计之则为五百卷)，最后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凡五百六十卷。最后之本经始于嘉庆十六年，而所增辑之事迹，亦迄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命名曰《嘉庆重修一统志》。其书之例，于京师后次以盛京、各直省、蒙古藩部及朝贡各国，每省先冠图表，次以统部，总叙一省大要，次以各府、厅、直隶州，为分卷之标准，凡所属之州县入焉。蒙古各藩部，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其各府、厅、直隶州之分目，视《明统志》为详，计分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七目。所谓《明统志》、《清统志》，皆衍“大一统志”之余绪以成书，而仍不及其宏博者也。然方志、图经之书，以近世编纂者，为最有用，故元、明、清三代之一统志，足供治史地学者之采伐，远非元和、元丰诸志可比，且其中兼叙人物风土，一方之要删略具，盖以图经而兼方志之体矣。
州郡之有志书，以括举一方之事，盖防于《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隋唐五代以前，撰者盖鲜。宋人宋敏求始撰《长安志》二十卷，附图三卷，《河南志》二十卷。《河南志》已佚，而《长安志》有传本。其次则为朱长文之《吴郡图经续记》，成书于神宗元丰七年，分门二十有八，中有封域、城邑、山水、户口、物产、风俗、学校、牧守、人物、碑碣、杂录，备有后来之志书之各目。其后则徐淙、潜说友之乾道、咸淳两《临安志》，范成大之《吴郡志》、施宿、张溴之《嘉泰会稽志》、《宝庆续志》、陈耆卿之《嘉定赤城志》，罗濬之《宝庆四明志》、《开庆续志》，周应合之《景定建康志》，郑瑶、方仁荣之《景定严州续志》，皆宋代所修，尚有存本，而著录于《四库》者。至如著录《宋史 艺文志》之各州郡志，多就亡佚，骤数之而不能终其物，亦非本编所能尽举也。考此诸志之撰者，或以官于是郡，如周淙、施宿、周应合、郑瑶、方仁荣、潜说友是；或以生于是乡，如朱长文、范成大、陈耆卿是；或以游于是地，如张溴、罗濬是；官于是郡者、倡修志书，手创条例，授之幕友，或延乡绅为之，而不必手自钞纂，正可与唐宋以来之官修诸史，等量齐观，故今曰所流传之州郡志书，十九皆出于官撰也。元人所修之志书，见今存者，如徐硕之《至元嘉禾志》，冯复京、郭荐等之《大德昌国州图志》，张铉之《至大金陵新志》，皆为官于其地时所纂，纂者亦非一人。明代则所纂益多，省、府、州、县无不有志。明代于南北两直隶外设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以代元代之行中书省。地方之称，本无省名，然若称为布政使司，实嫌辞费，故其时之官私文字，仍沿元代而称省 ，其总一省而为志书，多名“通志”。通志滥觞于宋人所撰之《闽中记》 (程世程撰)及广东、广西两《会要》(王靖撰，俱见《宋[史] 艺文志》)， 是皆合数州郡而为一书者。元人因修《大一统志》，而先由各行省撰送图志，尤为省志之先例。惟此体之书，至明始盛，其名为通志者，如《弘治八闽通志》，《嘉靖江西、广西、山东、贵州通志》，《万历广东通志》是也；亦名总志，如《万历湖广、四川总志》是也；或只名志，如《成化陕西志》是也；或又易称为书，如何乔远之《闽书》是也；更有名图经者，如《嘉靖贵州图经新志》是也。盖创始于弘治，而大盛于嘉靖以后。洎乎清代，以迄今兹，各直、省、藩部，无不有志，而皆名为通志。盖通志者，合全省之府、厅、州、县而通志之，非贯通古今之谓也。然明清二代不名为省志者，盖亦有故，明以南北两京之地，直隶中央，称为直隶，其他地方，则称布政使司；清代亦以畿辅之地为直隶，又未尝明定其他地方为省。清代诏旨奏牍中尝概称曰各直省，直指直隶之畿辅，省指其他各地方，其后亦称畿辅曰直隶省，此实不辞之甚，然亦莫由正之，是则此后所修各省之总志，宜摒通志之称不用，正其名曰省志，乃使人易晓耳。考近代所修之通志，其体例大别为二：一沿用旧日图经统志之体，分一地方为若干目，如清雍正中所修之《河南通志》，分为四十二目，是也；一用章学诚之说，视方志如列国史，立纪、志、表、传、略、录，以王言为纪，人物为传，官绩为录，舆地艺文为志，辅之以略，其他细碎之事，以表明之，始于谢启昆之《广西通志》，而光绪中李鸿章主修之《畿辅通志》，亦其类也。是类之书，悉由官修，其与正史典礼异者，一则主之中央，一则发动于地方耳。清代之方志，不惟府、厅、州、县有之，而著名之乡镇亦有之，如吴兴县所属之南浔镇，有刘承幹所修之《南浔志》，是也。又近代人喜作志，于名山、名水、名寺观，莫不有志，多至不可胜数，然半属私撰，且已有人撰专书以综考之，可以勿论。惟唐宋以来，各官署亦皆有志，如唐代之《翰林志》(李肇撰)、宋代之《续翰林志》(苏易简、苏耆编)、元代之《秘书监志》(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即其显例。明代所撰尤多，今可考者，有《礼部志稿》、《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工部、都察院、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诸志》，及《南雍志》，而清代亦有《国子监志》、《宫史》、《续宫史》，以其为官撰志书之一类，故附述之。此又唐宋以来官修方志之大略也。
总括上述四类，已将本期设馆官修之史，撷举大略，容有未尽，姑付阙如。或谓本章所述，悉为史籍，而作者是否为史家，且其史学何若，亦应一为衡量，否则仍不能使读者踌躇满志也。则应之曰，官修之史，与私家作史异，私史之作者，多为著名之史家，如上章所述魏晋南北朝诸史之作者是也。若乃唐宋以来官修之史，胥成于众人之手，其中即有史家，亦无由自见，子玄不乐，即其一例。矧历代撰实录者，多由总领其事者，署名上进，且其书属于记注一体，不足以言史学。正史作者如宋代之欧阳修、宋祁，元代之王鹗、欧阳玄，明代之宋濂，清代之万斯同，诚卓卓可称矣。然欧、宋《新唐书》，已不尽满人意；《金史》仅由王鹗创作，而未成于其手；欧阳玄则因成继前，绝少改作，《元史》之芜杂缺略，重为后人所讥；宋濂徒长辞翰，疏于史学，虽领其事，未尝究心；万斯同有功于《明史》，既未肯居馆职，实同于私家作史，又不得与欧、宋、王、宋四人同论。至官修之典礼方志，作者不名一家，校其成绩，又下于实录一等，更不得与正史比伦。惟私家所作之《通典》，竭一人精力所撰之《通鉴》，乃能博大精深，高视百代，取校官修诸作，无有能及之者。是则本期之史家，及其史学之何若，正有待于更端论次，而非本章之所能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