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申叔 北大教授中的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说也奇怪,我与申叔很早就有些关系,所谓“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〇七)前后他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投寄过好些诗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间接交去,后来我们给《河南》写文章,也是他做总编辑,不过那时经手的是孙竹丹,也没有直接交涉过。后来他来到北大,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却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的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的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从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绩我也是倒数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而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毕瑟可怜,像是寒颤的样子,但还不至于不成字罢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道山,到如今这榜首的光荣却不得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关于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为苏曼殊寄居他们的家里,所以传有许多佚事,由龚未生转述给我们听,民国以后则由钱玄同所讲,及申叔死后,复由其弟子刘叔雅讲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词,似乎不好据为典要,因此便把传闻的故事都不著录了。只是汪公权的事却不妨提一提,因为那是我们直接见到的。在戊申(一九〇八)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的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三,黄季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过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一九〇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