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虽然我因为考虑妇人问题，归结到“女人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才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志过活”（一九一八年十月论《爱的成年》），但是文学上所讲到的，还是很空洞的人类。这不只是《人的文学》是如此，便是在一九二〇年我给少年中国学会讲演的《新文学的要求》，也是那样的说法，结末处云：
“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我给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讲演过三次，都是邓仲澥（后来改号中夏）高君宇二君来叫我去的，末后两次不记得是讲什么了，但大抵总是这一类的话吧。我除了写些评论之外，尤着力于翻译外国“弱小民族”的作品，在民国以前结集在《域外小说集》里，民国七八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结集为《点滴》——后来改称为“空大鼓”，其后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则编为《现代小说译丛》，始终是一贯的态度。当时我在《点滴》的序文上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人说在这里有特别的两点，要我特加说明，这便是一直译的文体，二人道主义的精神，因此在初版时曾将《人的文学》一篇附录在后边，再版时这才撤去了。关于第一点我却仍然坚持，在原序中有一节道：
我的文学活动的第二件，是在燕京大学文学会所讲演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这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一至廿七日所写成，至三十日晚间在盔甲厂的一间小讲堂里所讲，这当然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所以选择了那样的题目，但里边所说的话却是我真实的意思，不是专为应酬教会而说的。从前在南京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听前辈胡诗庐说，学英文不可不看圣书，因为那“钦定”译本是有名的，所以我虽不是基督徒，也在身边带着一册《新旧约全书》，曾经有过一个时候还想学了希腊文来重译《新约》，至少也把四福音书改写成上好的古文。后来改译的兴趣已经是没有了，觉得它官话的译本已是很好，而且有些地方还可以作现在的参考，一方面当作文学作品来看，也是很有益的，特别是《旧约》里的抒情和感想部分，如《雅歌》，《传道书》和《箴言》等。我的讲演从形式与精神两点上，来讲它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很从思想方面把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牵连在一起，这方面结论上说：
“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奇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不但是讲文学时是这样说，就是在别的泛论中国事情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意见，仿佛觉得基督教是有益于中国似的。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京西山养病，写有几段《山中杂信》寄给孙伏园，那时报纸还没有“副刊”这东西，那几封便发表在《晨报》的第五版上。第六段是九月三日写的，里边说看见英敛之所著的《万松野人言善录》的感想道：
“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但是这实在能有什么用呢？三年以后在什么书上见到斯宾塞给友人的信里说道德教训的无用，有这几句话道：
“我以为此后译本，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适当。”现在不敢说方法一定是正确，因为事实上可能有具备“信达雅”这三样条件的，我只说自己才力不及，所以除直译之外别无更好的方法了。
“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这时我对于宗教可以利用的这种迷信方才打破了。上面已经说过，本来我是不信宗教的，也知道宗教乃是鸦片，但不知怎的总还有点迷恋鸦片的香气，以为它有时可以医病，以无信仰的人替宗教作辩护，事实上是有点矛盾也很是可笑的，那时对于非宗教运动的抗议，便是一例。但是这个矛盾，到了一九二七年也就取消，那时主张说：
“假如这不算是积极的目的，现在来反对基督教，只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正如不买英货等的手段一样，那可是另一问题，”也是可以做的一种事了。关于文学的迷信，自己以为是懂得文艺的，这在“自己的园地”的时代正是顶热闹，一直等到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宣告文学店关门，这才告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