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戍,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发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浸宽故也。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

    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酒,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番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官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戍,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以下承相一等有何官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

    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旧制品官服绯、紫,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鞋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鞋、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鞋不知何所从始也。

    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钅夸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钅夸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钅夸,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钅夸,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戍,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几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官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