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钜夫 袁桷
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御名，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后又徙建昌。宋德祐元年，钜夫叔父飞卿，以军器监知建昌军，大兵至，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世祖召见，问：“宋何以亡？”对曰：“贾似道误之。”又问：“似道何如人？”对曰：“为边将一似道也，为宰相又一似道也。”帝悦，命给笔札书之。钜夫即御前，以银盆磨墨，书二十余纸以进。帝问居何官，以千户对。帝曰：“卿儒者，授非所宜。”特命改直翰林，且谕之曰：“自今政治得失，廷臣邪正，卿为朕直言元隐。”钜夫顿首谢。十六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明年，进修撰，寻迁集贤直学士、中议大夫，兼秘书少监。钜夫条陈五事：
一，取会江南仁籍
昨者钦奉圣旨，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此最良之法。奸邪卖弄，遂至颠倒。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为不法，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白身而受宣敕者。又有外省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趁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通同作计，公行添插人员。又有一等奸人，置局京师，计会保民，诬写根脚，保明而得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极。省府欲行考究，似觉费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乞选清强通晓官员，无论南北，每省差两员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会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保明诣实元在亡宋有官人员姓名，一概置籍明书本人乡贯、三代及入仕根脚，赍来省部，以凭照勘。遇有求仕赴人员，一阅而知真伪，极为便当。仍与申饬外省，遇有求仕，合与行下本郡，令乡都乡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轻重咨来，不许邀阻。其有邀阻者，许令求仕人赴御史行台及按察司论诉。庶几私两得便当。籍成之后，却与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一，通南北之选
圣主混一车书，南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贤者，间有视江南为孤远，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诸大衙门，出自圣断选择，而使其余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贪污狼藉之辈。南方之贤者，列姓名于新附，而冒不识体例之讥，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且南方归附已七八年，是何体例，难识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南北府州县官员脚色参对，今后南北选房，流转定夺。若以南人为未识体例，则乞于北方州郡，每处且与参用一二人，秩满却与通行定夺。其北人注南缺而不赴者，重与罪过。庶几吏称民安，可以上副圣主兼爱南北之意。
一，置考功历
国朝建御史台，虽有考课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诘。欲乞照前朝体例，庆诸道府州县，下至曹掾等，各给出身印纸历子一卷，书本人姓名、出身于前，俾各处长吏联衔结罪保明，书其历任月日，在任功过于后。秩满，有司详视而差其殿最。则人之贤否，一览而知，考核得实，庶无侥幸。
一，置贪赃籍
国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其所以关防贪官吏者，可谓严矣。而贪污狼藉者，往往而是，何也？盖其弊在于：以征赃为急务，以按劾为具文。故今日斥罢于东，明日擢用于西，随仆随起，此弃彼用。多方计置，反得美官。相师成风，愈无忌惮。欲乞省台一体，应内外诸路官员，有以贪赃罢者，置籍稽考，不许收用。其吏人犯赃者，重置于法，内外一体照应，庶几官吏知所警戒。
一，给江南官吏俸钱。
仕者有禄，古今定法。无禄而欲责之以廉，难矣。江南州县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并不曾支给俸钱，直是放令推剥百姓。欲乞自今并与支给各合得官俸钱，其有贪赃者重罪不恕，人自无词。
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改集贤直学士，进少中大夫。入见，乞建国学，又请搜访江南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宜南北人参用。蒂并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拜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安知南人不可用？”遂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士于江南。初，诏书皆用蒙古字，至是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密谕钜夫，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故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清要。入都复命，时宫门已闭，世祖闻之喜甚，不觉起立曰：“程秀才来矣！”钜夫奏民间利病七事：
一，江南买卖宜许用铜钱或零钞
窃维江南贫民多而用钱细，初归附时，许用铜钱，当时每钞一贯准铜钱四贯，自铜钱不用，每钞一贯所直物件比归附时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挥官收铜钱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间尚有窖藏，亦难尽知。计江南铜钱，比故宋时虽或熔废，其到官者宁无十分之五，在民者无十分之一。若尽废在官之钱，使民间以钞一贯就官买钱若干，添贴使用，其有民间窖藏者，立限出首纳官免罪，如限外不首，私自发掘行用，许邻右主首诸色人捕告，验实坐以元罪。有诬告者，亦反坐之。试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远行用。如其不便，然后再禁，公私亦无所损。如不复用铜钱，更宜增造小钞。比来物贵，正缘小钞稀少。如初时直三、五分物，遂增为一钱。一物长价，百物随之。省府分有小钞发下，而州县库官不以便民为心，往往惮劳而不领取，提调官亦置而不问。于是民日困，而钞日虚，宜令增造小钞，分降江南各路，特便细民博易，亦利民重秒之一端也。
一，军人作过甚者，责其主将仍重各路达鲁花赤之权
各路管民官与管军官不相统一，军卒肆凶，小民受害，管军官不肯问，管民官不敢问。甚则如临江之兵挥刃以拟总府，吉州之兵奋拳以殴府官，此风何可浸长！国家置达鲁花赤，本令兼管军民。江南诸路达鲁花赤固多失职，赤缘地远军骄，故不能制。宜特降旨，今后诸处经过屯戍军兵，敢于民间剽夺奸污者，本路达鲁花赤即将犯人准法处断。如漏失本人姓名，具管军官姓名呈省，自其牌子头至百户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将。庶几每翼头目，各务钤束其下，不致生事，军民相安，远方幸甚。
一，百姓藏军器者死，而劫盗止杖一百单七，故盗日滋，宜与藏军器同罪
盗之害民，劫盗为甚。故自古立法，劫盗必死。江南比年杀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才行告发，巡尉吏卒名为体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邻右先已骚然。及付有司，则主吏又教以转摊平民，坐延岁月。幸而成罪，不过杖一百单七，而蔓延逮捕平人死狱中者，乃十之四五。况劫盗幸免，必图报复，而告发之家无遗种矣。被贼劫者，谁敢告发。盗势日张，其祸何可胜言！夫诸藏兵器者处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于杖，此何理也？故盗无所畏，党日以多。今后强盗持军器劫人财物，赃证明白，只以藏军器论罪，郡府以便宜从事，并免待报。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于治势实非小补。
一，江南和买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问所出地面，一切遍行合属，处处扰害，合令拣出产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处，非其处而谩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无益于官，徒扰百姓。如纻丝、邵缂、木锦、红花、赤藤、桐鱼、鳔胶等物，非处处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属。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千合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合属州县。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及申到和买诸物，又行移体覆，动辄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价钱，官吏通同，不复给散于民，虚写收管，粘入卷中，以备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计必合和买物件，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采之公论，置簿籍记。如在江东，止行下江东，在两浙，止行下两浙。量远近，立限期，仍令本处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处，委廉正官一员，依时给价，于系官钱内即行放支，结保申呈。如后经手官吏作弊事发，依至元十九年圣旨条画盗官财物罪犯追断。又造船一事，其弊与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口，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二、三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兼木植或在深山穷谷，去水甚远，用人扛抬过三、五十里山岭，不能到河，官司又加以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而作哄，亦可鉴也。又所用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不问有无，其造成船只，并系仓卒应办，元不牢固，随手破坏，误事尤多。宜令凡是海船，止于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止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乃乞照故宋时打造官船体例，差官领钱与河、海船匠，议价打造，每人愿造若干船只，领若干钱，写立文书，须管十分坚牢。如有违约，即追罚价钱，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毕，交领而回，则民户无远役之费，匠户无差役之苦，官吏无催督之劳。或有欺盗发觉，照盗官财物例追断，公私两便。而所造船只，亦可为长久之用。
一，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
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归附时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缘一等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诌上司，其实利则大概入己，虚额则长挂欠籍。姑以酒课言之，自前日有司徒增酒课，每米一石，收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及所用曲蘖等工本，通仅七两。以七两工本，而官先收十两和息，宁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酒价，不半月间，每瓶骤增起二百文。其他可类推也。前来钦奉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次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蠲减、从实恢办。庶将来不致陷失岁课，亦不致重困民力。
一，建昌路分小于抚州，而杂造段匹三倍抚州，工役不均，宜只依抚州例，诸处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窃惟建昌虽名一路，而在宋时止称为军，宋初本是抚州属县。两处民户物产，大不相侔。况建昌四县近又割出管内，南丰一县以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机一百张，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抚州路止安机二十五张。建昌何重，抚州何轻？抚建甚近，土性相同，非建昌独宜织造也。缘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数额，遂不可减，作俑有自，流毒无穷，本郡不堪其扰。臣昔家此，实所备知。如令比附抚州体例，特与末减，信望公私易为趁办，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宽。然此，特建昌一路，兴织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处有司，比附上项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故多贪污之吏，宜于系官田地拨为职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万里携家，钞虚俸薄，若不侵渔，何以自赡中。前曾令依腹里州县体例，各给与职田，而行省行下，必令于荒闲田地内摽拨。夫江南州县安得处处有荒闲田地，只为此语糊涂浮泛，得职田者，遂无几人。今欲一一添俸，则费钞愈多，虚钞愈甚，莫若职田之为便也。宜令行省遍下诸道诸路州县，凡各处系官田，即拨与各官充合得职田，比腹里例毋令减少，使洁己守官者既免饥寒之忧，其病民蠹国者自甘惩汰之罚。如此，然后治平可冀也。
其言皆切中当时之弊，帝韪之，超授集贤学士仍兼行御史台。
时桑哥专政，法令苛急，钜夫入朝奏言：
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欲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民生为务，所委任者皆食饕嗜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革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罚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桑哥大怒，留钜夫不遣，奏请杀之。凡六上，帝皆不许，命钜夫归。
二十九年，又诏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十人赴阙，召对便殿，劳问甚悉。三十年，出为福建海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湖广行省平章纵家奴害民，钜夫按治之，榜其罪于市，民大悦。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时亢旱，风灾尤甚，钜夫应诏陈言，奏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五事。十一年，出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武宗即位，留翰林学士，加正奉大夫。凡朝延大议，必咨之。每议事归家，人占其颜色，以知时政之得失。至大三年，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仁宗即位，召老臣十六人赴阙，钜夫与焉。帝素重钜夫为人，每呼程雪楼而不名。雪楼，钜夫别字也。未几，改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宰相意。明日，帝遣中使赐上尊劳之曰：“昨中书集议，惟卿言最当。后遇事，其尽言无隐。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诏钜夫与李孟、许师敬等议贡举法。钜夫言：“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当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从之。二年，以疾乞归，不允，命尚医给药物，官其子大本郊礼署令。三年，疾益剧，平章政事李孟亦为之请。特加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饯于文明门外，大本乘驿护侍南还，仍敕所在有司常加存问。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钜夫博闻强识，文章议论为海内宗尚者四十余年，临大事，决大议，风采懔然，不为利害所动。常曰：“士生天地间，当以利人济物为心，奈何琐琐为身家之计？”论者谓钜夫不愧其言。有《雪楼集》四十五卷。
子大年，金豁县尹；大本，秘书监着作郎。孙世京。集贤修撰。
袁桷，字伯长，庆元鄞县人。曾祖韶，宋同知枢密院事。祖似道，宋知严州。父洪，字季源，七岁通《诗》、《书》、《春秋》，宋京尹马光祖辟为掾，以敏达闻，累迁太社令。贾似道不乐四明人，洪与同州六十余人皆被废。咸淳九年，起为建康路通判，大帅赵溍委以府事。诸将桀傲，数以语侵，洪请较射，洪三发三中，众惊服。后为制置司参议官，不拜而归。至元十五年，授同知邵武路总管府事；二十年，改温州；并以疾辞。卒，年五十四。
桷，幼好学，读书常达旦不寐。稍长，师事王应麟、舒岳祥，其学精深核实。以行台荐，授丽泽书院山长，不就。大德初，阎复、程钜夫、王构俱荐之，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成宗初建南郊，桷进郊祀十议，其序曰：
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旨同焉。赢政绝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于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于五经者，旁傅曲会，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于此。愚尝绸紬绎经传，审问慎思，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义，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说，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橦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众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在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廖。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常，其来已久。或者又谓橦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之礼，以经推这，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弊，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谓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曰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庐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礼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而求之，其甚者，则歌哭而请之，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灾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咏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若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郑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灾、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谓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载《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率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神，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蔟、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共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颍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丈，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祖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城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断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这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略马莘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大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赍，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赍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赍，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懿。近世盛銮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唯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附典，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位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橦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橦师、雨题。”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橦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礼仪》《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橦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橦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橦，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祀天，言橦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园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园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守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园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烟，橦也。《诗》生民之橦祀，《书》之‘橦于六宗，橦于文武。”释者谓：橦，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橦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常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郑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单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未，齐候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社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尚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着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王狱、四渎、讽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元牲，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逼泰，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之这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祭，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元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守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这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在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有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日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之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日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是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正鲁郊，殆周祈谷之祭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雩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用，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这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就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义，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辩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狸沈以疈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立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
礼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迁待制，拜集贤直学士，移疾归。复以集贤直学士召，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时拜住当国，重桷学识，欲使撰辽、金、宋三史，桷上采访遗书条例。未几，英宗遇弑，事不果行。泰定初，告归，卒于家，年六十二。赠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桷于近代礼乐之沿革，官吏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百家诸子之目录，悉能推本源委，详言之。文章奥雅，与虞集、马祖常以议论相师友，当时文体为之一变。有《清容居土集》五十卷。
子瓘，同知奉化州事。后至元中，修三史，桷孙汧进家藏书数千卷，擢秘书监着作郎。
史臣曰：“程钜夫条时政得失，事核而词直，虽文采不耀，然切有之言也。遭遇世祖，事多施行江南，新附之民，实被其泽，仁言利溥，信矣哉！袁桷议郊祀典礼，斟酌古今，为当时所采用，故着其十议，以备一朝之掌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