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拟作。逸尝以私稿示苏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予谓逸后为仇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编窜抵死，岂亦有阴谴耶！
《说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从女。又古姓姚、妫、姬、姜之属，皆从女者，其义甚异，典籍难著云。
伊川之学以诚敬为本。其传“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曰：“动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惊百里’，其威远也。人之致其诚敬，莫如祭祀。匕以载鼎实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荐牡而祈享，尽其诚敬之心，虽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惧而失守也。故云‘不丧匕鬯’。夫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已。”诚敬最善，予故表出之。
伊川说“纳约自牖”曰：“约，所以进结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内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就其明处而告之则易也。自古能谏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张子房之于汉，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子房、周昌、叔孙通，然不从彼而从此者，就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予不论于《易》之义当否，于理则善矣，故表出之。古《易》：任《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次第不相杂也。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王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卦》。盖古《易》已乱于费氏，又乱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节手写《百源易》，实古《易》也。百源在苏门山下，康节读《易》之地，旧秘阁亦有本。
程伊川说：“黄裳元吉，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变，固也。女娲不见于《书》，果有炼石补天之事，亦非变也。不言汉吕氏，独非变耶！”苏仲虎则曰：“伊川在元时以罪逐，故为此说，以诋垂箔之政。”予不敢以为然。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王氏解：“视黍而谓之稷者，忧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之说，固为穿凿云尔。
《书·伊训》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文义甚严，无简册断缺之迹。孟子独曰：“成汤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为太甲。”果然，则伊尹自汤以来辅相四代，何在汤在太甲，弛张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绝不书一事也。考于历，若汤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则羡而不合矣。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独孔安国守其家法不变。盖《诗》、《书》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兹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也。
予宫中秘时，陈莹中诸子出莹中答杨中立辩伊川不论先天之学书，因以予旧见伊川从弟颖出伊川之书盈轴，必勉以熟读王介甫《易》说云云跋下方。士为伊川之学者曰：“吾师《易》学，何王氏足言？”哗然不服，欲我击也。欲更与之辩，则旧誊颖所出伊川之书亡矣。近守眉山，有程生者出伊川贻其外大父金堂谢君书，在晚谪涪陵时，犹勉以学《易》当自王介甫也。录之将示前日以不信遇我者。“颐启：前月末，吴斋郎送到书信，即递中奉报，计半月方达。冬寒，远想雅履安和，侨居旋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来春江水稳善，候有所授，能一访甚佳。只云忠、涪间看亲人，必不疑也。颐偕小子甚安，来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却先了《论》、《孟》或《礼记》也。《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若欲治《易》，先寻《易》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年亦长矣，宜汲汲也，宋相见间，千百慎爱。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
《春秋）书鲁文公毁泉台。《公羊》讥之曰：“先君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尽毁宣和中所作离宫别苑，宰相不学之举，非上意也。康节手写《易》、《书》、《诗》、《春秋》，字端劲，无一误失。胄子之贤者，其谨藏之勿替。
范淳甫内翰迩英讲《礼》，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必不敢受。”东坡深叹其得劝讲之体。程伊川《易传》，得失未议，示不过辞也。故为鄙近，然亦辞也。在康节时，于先天之《易》，非不问不语之也；后伊川之人数为妄。予旧因陈莹中《报杨中立游定夫书》，辨其略矣，并列之下方，以遗知育之君子。
陈莹中《答杨中立游定夫书》：“康节云：‘先天图，心法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故其诗曰：‘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余恶足言。’又云：‘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此一节直解图意，如逆之四时之比也。然则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其在经世者，康节之余事耳。世学求《易》于文字，至语《皇极》，其或以为考数之书。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同时者目其人为神仙，后来者名其书为考数，皆康节之所不憾也。乃其心，则务三圣而已矣。《观物》云：‘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之八卦也。’盖先天之学，本乎伏羲而备于文王。故其诗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谁乎？康节尝谓孟子未尝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又曰，人能用《易》，是为知《易》，若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夫《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圣人之用《易》，阉辟于未然，变其穷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穷也，变而为寒，寒之穷也，变而为暑，则是自变而自通者也。穷自变自通，复何赖于圣人乎？孔子赞《易》而非与《易》竞，孟子用《易》而语不及焉，此所谓贤者识其大者，其去圣人之用也，不为远矣。然而，或非《太玄》为覆瓿之书，或跻孟子于既圣之列，私论害公，意有所在，阖此于未然，岂乏人哉！奈何其无益也。《观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重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而其论孔子，所以尽三才之道者，则曰‘行无辙迹，至妙至妙，在一动一静之间而已矣’。阐先圣之幽，微先天之显，不在康节之书乎？虽在康节之书，而书亦不足以尽其奥也。故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学，其著《家范》，本于《家人》一卦，而尽取王弼之说。今之说《易》者，方且厌常出奇，离日用而凿太空也。又或谓文正公疑先天之学，此岂足以语二公弛张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见矣。徒见其书，而欲窥其心，然乎否耶？当先觉之任者，愿赐一言，庶几终可以无大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