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之祸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身在禁闱，杜鼠城狐，本易窃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闲深密之地，单词片语偶能移动主意，轩轾事端，天下已靡然趋之。如高力士贵幸时，亻敫幸者愿一见如天人。肃宗在东宫，亦以兄事之，诸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著，将相大臣皆由之以进。尝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宴公卿，一扣者纳礼钱十万，有至二十扣者。李辅国贵幸时，人不敢斥其官，直呼为五郎。李揆当国，以子姓事之。尝矫诏迁上皇于西内，至忧郁以崩。他如鱼朝恩忌郭子仪功高，谮罢其兵柄。程元振谮来赐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又谮裴冕罢相，贬施州，以致方镇解体，吐蕃入寇，代宗仓黄出奔，征诸道兵，无一至者。此犹是未掌兵权未管枢要以前事也。（案代宗欲除辅国而惮其握兵，是代宗时宦官已典兵，然代宗由广平王为元帅，即位后犹有帅府之名，令辅国为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继之，朝恩亦为观军容使，俱系暂时管摄，未得常主兵柄。）自德宗惩泾师之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以内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全归宦寺。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案《李吉甫传》，宪宗初，有中书小吏滑涣，与枢密使刘光琦昵，颇窃权。又《裴洎传》，李绛承旨翰林，有中人梁守谦掌密命。是枢密之职盖始于德宗之末宪宗之初。又《严遵美传》，枢密使无厅事，惟三楹舍藏书而已，其后遂有堂状贴黄，决事与宰相等。）是二者皆极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其始犹假宠窃炅，挟主势以制下，其后积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纪赞》谓，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案本纪，宪宗时，太子宁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遂王宥为皇太子。宪宗崩，宦官陈弘志杀承璀及恽，以皇太子即位，是为穆宗。（《旧书 王守澄传》，宪宗崩，守澄与马进潭、梁守谦等册立穆宗，盖皆与陈弘志同谋者。）是穆宗之立，由陈弘志等之力也。然穆宗犹是宪宗时已立为皇太子，而弘志等翊戴之，尚非擅立。敬宗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害帝，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江王即位，是为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犹敬宗未有太子，故讨贼立君，亦尚出于正。至文宗在时，已立敬宗子成美为皇太子矣，及大惭，宰相李珏、枢密使刘弘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监国，乃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颖王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则废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恶更非陈弘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马元贽立光王怡为皇太叔，即位，是为宣宗。（时武宗未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马元贽之力也。宣宗疾大渐，以夔王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孺等，而中尉王宗实及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实等之力也。懿宗大渐，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刘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渐，群臣以吉王保最贤且长，欲立之，观军容使杨复恭率兵迎寿王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杨复恭之力也。统计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权，尽归宦寺，宰相亦不得与知。且不特此也，宪、敬二帝至为陈弘志、刘克明等所弑，昭宗又为刘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极。其间非无贤哲之主，有志整饬。如宪宗无所宠假，吕如全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醉触夜禁，即杖杀之，凶焰稍戢，然其后竟遭弑害。文宗欲倚李训、郑注诛宦官，甘露之变，反为仇士良等肆逆横杀，朝士横尸阙下。帝亦惴惴不保，仅而获免。宣宗始稍黜其权，（初延英奏事，帝与宰相可否，枢密使在旁，得与闻，及出，或矫上旨有所改易，帝始令延英召对，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于殿西，俟宰相奏事毕，案前受事，稍防矫诈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尝以周赧、汉献受制强臣，而己受制家奴，谓不如赧、献，对周墀泣下。学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秘殿，令草诏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见帝，士良等历数帝过，帝俯首而已。刘季述锢昭帝于少阳院，亦以杖画地责帝曰：“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至数十不止。杨复恭之反也，既令其养子守信为神策军使，又令守贞、守忠及侄守亮为节度使，以树内外之援。与守亮书曰：“承天门乃隋家旧业，儿但积粟训兵，不必进奉。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此可见下陵上替之极也。卒之朝廷纲纪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于是韩全诲等劫天子迁凤翔，倚李茂贞。致朱全忠攻围逾年，力穷势迫，帝与茂贞乃杀全诲等四人、韦处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杀小使李继彝等十人。城门既开，又杀中官七十余人，全忠又令京兆诛党与百余。既还京师，遂尽杀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余人，哀号之声闻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盖不减东汉末之诛宦官，至有无须而误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宋景文谓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管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
○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中官出使及监军，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则索贿赂，大则酿祸端。今就《新》、《旧唐书》案之。《高力士传》，是时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鸟兽，使还，所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名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七。此犹不过藉禁近之势以黩财也。安禄山将反，杨国忠等力言于帝前，帝使宦官辅ギ琳觇之，得厚赂归，言禄山不反，于是禄山益得征缮称兵矣。封常清在东都战败奔陕，劝高仙芝退守潼关，中人边令诚奏其败退状，而二大将同日受戮矣。仆固怀恩负气诉冤，代宗使中人骆奉先谕之，奉先不受宴，窃马驰归，而怀恩以疑惧而决反矣。李宝臣方奉命讨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马承倩劳之，宝臣赠绢少，承倩讠句而掷于途，宝臣顾左右有惭色，于是转与承嗣连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镇，每帅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觇军情，其副贰有物望者，辄厚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节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讨泽潞时，太原将杨弁激众叛，武宗使中人马元贯往谕，得其贿归，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讨，赖李德裕折之，始语塞，是转为叛者胁授旄节矣。此中官出使，徒纵其纳贿，而无益于国事，且反以酿祸者也。又有中使监军之弊，自开元、天宝间讨吐蕃诸国，已有宦者监大将之军，至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邙山之战，李光弼欲据险而阵，朝恩令阵于平地，遂致大败。（《光弼传》）据裴度、韦皋、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监军者先取锐兵自卫，懦者出战，战胜则先报捷，偶恤则凌挫百端，侵挠军政，将帅不得专主。每督战辄建旗自表，小不胜则卷旗去，大军往往随之奔北。故刘辟之叛，杜黄裳请不用监军，专委高崇文讨之。然白居易疏谓，韩全义讨淮西，贾国良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是黄裳虽奏，而监军仍未撤也。（《居易传》）裴度讨吴元济，始奏去监军，主将得专兵柄，法令既一，战皆有功，遂平淮蔡。（《度传》）其后会昌中讨刘稹，李德裕亦奏监军不得干军事，每兵百人听以一人为卫，由是号令精整，遂平泽潞。（《德裕传》）观此则中使监军有害无利，昭然可见。此犹是临战时用以监察，尚有说也。其寻常无事时，各藩镇亦必有中使监军。如陆长源死，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入汴，以靖其乱。（《长源传》）王承宗死，诸将请王承元主留务，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当与议。”监军以众意赞之，承元乃受。（《承元传》）是亦未尝无靖难解纷之益，然其中贤者百不一，而恃势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诸镇者即不能制其叛乱，徒为之请封请袭，而在中州各镇者则肆暴作威，或侵挠事权，或诬构罪戾。姚南仲帅郑滑，为监军薛盈珍诬奏，有裨将曹文洽不平，杀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虽羊、杜复生，不能治军理人也。”（《南仲传》）洪州监军诬奏刺史李位谋逆，追赴京，付仗内讯，赖薛存诚力请付外，始得白。（《存诚传》）杨于陵帅岭南，为监军许遂振诬奏，宪宗即令贬于陵官，赖裴谏，始改吏部侍郎。（《传》）此牵掣藩臣之弊也。监军王定远有德于节度使李说，军政皆专决，将吏悉自补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远即斩之，埋尸马粪中，家人请尸不得。说奏之，定远抽刀刺说，说走而免。（《说传》）刘承偕监泽潞军，侮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噪欲杀承偕，悟救而免。穆宗问裴度何以处之，度奏惟有斩承偕耳。（《度传》）此激变军士之弊也。严绶在太原，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后入朝，适赐食廊下，有中使马江朝来赐樱桃，绶在镇时曾识江朝，至是不觉屈膝。（《绶传》）可见监军之积威肆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因记宦官掌兵承旨之祸，而并及出使、监军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闽广人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冯盎之后，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之。后吐突承璀及杨复光皆闽人，时号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闽中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为“敕使墓户”。（《宣猷传》）
○唐节度使之祸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
○诸方镇各擅土地，赋税足以养军，乃朝廷用之讨叛，则一出本境，即须朝廷给以衣粮，此国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讨王廷凑时，诸镇兵十五万，才出境即仰度支，乃置南北供军院。由度支转运，往往多为贼所截，不得至院。（《廷凑传》）讨李同捷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宀浸}多。诸帅每有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缯帛征马，赐之无算。（《同捷传》）刘总出军讨王承宗，取其武强县，遂持两端，以利朝廷赏赐。（《刘总传》）其实心为国者惟李，以淮南兵二千讨李师道，粮饷未尝仰给于有司。（《传》）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亦自备五月粮。（《智兴传》）朝廷皆特褒之。伐叛讨逆，国家固不可惜费，而如唐之骄藩镇，则国力为之敝，而贼势亦益以张。故讨李师道时，魏博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裴度以为不可，曰：“黎阳渡河，既离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馈，不如且在河北养威。俟霜降后，于扬刘渡河，即可直抵郓州贼境也。”（《度传》）讨刘稹时，李德裕亦奏言：“向来朝廷伐叛，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故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通，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令当今王元逵、何弘敬只取州，勿取县。”未几，果平贼。（《德裕传》）此亦伐谋之术也。
○方镇骄兵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今就《新》、《旧书》各传观之，《刘玄佐传》，汴军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甚，至玄佐益厚赏赐，故百姓重困。其后杀大帅，肆抄劫，皆狃于利而然也。《李质传》，汴军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屈。《郗士美传》，泽潞自卢从史以来，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传》，徐州自王智兴召募凶豪之卒二千，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渐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州，与之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饫以酒食，祁寒暑雨，攸镀盈前，然犹喧噪，动谋逐帅。温璋来为节度，士卒素闻其严，皆忧疑。璋开诚抚谕，终不释，给以酒食，未尝沥口，不期月遂逐璋。适王式以义成、忠武军破浙东贼仇甫而归，上即以式来镇徐，徐卒颇惧。居三日，式劳两镇兵使还，既擐甲执兵，即令围骄卒尽杀之，凡三千余人，由是凶徒尽殄。又《温造传》，兴元军杀节度使李绛，诏造为节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谕以自从。至则大宴，问兴元军杀绛状，即令征蜀兵尽杀之，凡八百余人。以百级祭绛，三十级祭死事官，余投之汉江。盖骄之极至于肆无忌惮，则亦不得不草而禽之矣。然主帅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杀戮而能靖之者。李质为汴军兵马使，以日给二千人食为多费，会新帅韩充将至，质曰：“若俟韩公至，顿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泽潞日给牙兵三百人食为非法，曰：“兵卫，牙职也，安得广费。”遂罢之。而二军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将之足以服人也。
○盗杀宰相有二事
唐代盗杀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盗杀武元衡，刺裴度，伤而免；一开成三年，盗射伤李石，以马逸得脱。按元和中，朝廷讨吴元济，而王承宗请赦之，使人白事中书，颇不恭，元衡叱去。未几，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吸丁，贼乘暗呼曰灭烛，射元衡中肩，又击其左股，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批颅骨持去，逻司传噪，盗杀宰相，连十余里，达朝堂，未知主名，少顷马逸归，乃审知。（《元衡传》）裴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复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疮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持贼，连呼甚急，贼断义手而逸。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度传》）是日，宪宗骇悼，罢朝哀恸，诏金吾府、县大索，或传言曰，无搜贼，穷必乱。又投书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杀汝。”许孟容言于帝曰：“国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为朝廷辱。”帝乃下诏，能得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于是神策将王士则、王士平等捕得张宴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者，皆斩之。（《元衡传》）时王承宗、李师道皆遣人在京窃发，断陵庙之戟，焚刍稿之积。未几，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执李师道留邸贼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宴先发，故籍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令密诛之。（《元膺传》）而《李师道传》则谓察、嘉珍即害元衡者，后田弘正诛李师道，阅其簿书，果有赏杀元衡之款。（《张弘靖传》）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遭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皆为宦官仇士良所杀，遂以李石为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贬，朝廷赖之。石居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于尚父郭子仪宅，引弓追及，矢才及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断石马尾，石竟以马逸得还私第。上闻骇愕，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为也，帝亦知之，而无可如何。石遂乞罢相去，此开成中事也。而开成之贼终不得。盖元和系藩镇遣人窃发，故神策将士得捕诛之，开成则宦者所为，而神策军即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贼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
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皆甘心从贼，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心。乃议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案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由是全活者众。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此而不诛，国法安在！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遗诏，吏民三日释服。常衮以为吏者府史之类，固当与庶民同例，至朝臣则宜以二十七日为准。崔甫谓吏即指官僚而言，百官皆当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殡，遏密方深，虽有遗诏，臣子何忍遽行即吉，常衮之议，自是正论，而当时又无不是甫而非常衮者。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吸丁改，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辈，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明之效哉！
○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杨炎为相，定两税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调法，自开元以来，不为版籍，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王钅共为户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案旧籍，积三十年责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后，天下兵起，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为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托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天下尽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杨炎乃请为两税法，凡百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民，秋夏两入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为准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传》）是帝颇能用人理财，稍纾民患矣。乃后因用兵河南、北，月费百余万缗，听卢杞、赵赞等计，守商贾本钱过千万者，贷其余以济军，军罢取偿于官。乃令京兆暴责大搜，疑占列不尽则笞掠之，人自经者相望，然仅得八十万。又质库及储粟者，四贷其一，亦仅至二百万，而市已皆闭肆。于是设间架除陌之令，屋二架为间，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执筹入室计之，隐不尽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钱五万赏之。其公私贸易，旧法率千钱算二十，乃请加至五十，主侩注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隐不尽，率千钱没二万，告者以万钱赏之。由是主侩得操其权，告讦纷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诽之声满天下。及泾师乱，呼于市曰：“不夺尔商人僦质矣！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长安失守。李晟收京，始归宫阙。是亦可稍鉴前车，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龄、李实等，横征百出。延龄诡言，左藏乾隐二千万，请置别库为羡余，以充天子私费。乃大搜市廛，夺所入进献，以实其言。逮捕匠徒，迫胁就功，号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与之庸。（《延龄传》）李实为京兆尹，暴敛苛索，民不聊生，优人成辅端戏作诽语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谓民皆卖田屋以输赋也。实奏劾以贱工谤国，杀之。（《实传》）此朝官之以掊克为事也。又听宦官主宫市，置数十百人，阅物廛左，谓之“白望”，无诏文验核，但称“宫市”，则莫敢谁何？大率与直，十不偿一，又邀阍闼所奉及脚直，至有重荷趋肆而徒返者。有民卖一驴薪，宦人以数尺帛易之，又取它费，且驱驴入官。民愿纳薪辞帛而去，不许，民恚曰：“惟有死耳！”遂击宦者。有司执之以闻，帝黜宦者，赐民帛十匹，然宫市不废也。谏臣交章论，皆不纳。京兆吴凑奏，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差宫使，亦不报。会张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凑传》）且不特此也，又听宦官纵五坊小使，肆毒于外。每岁秋，案鹰犬于畿甸，所至邀索供馈。小不如意，至张罗纲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酒食家肆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供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重赂之，乃肯携蛇去。（《裴度传》）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声，吏白五坊小使击百姓，发命吏捕之，时已曛黑。天子闻之怒，收发系狱。御楼之日，囚发鸡竿下，有内官五十余人持杖殴发，破面折齿，诏囚皆释，而发不放。李渤具疏极论之。（《渤传》）德宗非甚暗，乃纵其下虐民至此，盖由于天资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于此也。
○豪宴
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宰臣元载、王缙、仆射裴冕、第五琦、黎干等，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之第。时田神功亦朝觐在京，并请置宴，于是鱼朝恩及子仪、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子仪传》）亦可见是时将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败德
房、杜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遗爱，如晦子荷，皆以谋反诛。上官仪赞高宗废武后，事不成被诛，而其孙女婉儿没入宫，附武后为所宠，又助韦后为逆。狄仁杰子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直声震天下，而其子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繁乃党于裴延龄，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惟李义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与张柬之等诛张易之兄弟，可谓能干蛊者。李世将死，谓其弟弼曰：“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迭丁。我子如有操行不伦者，急即打杀，然后奏闻。”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谓切矣。然世附武后，以固位保门户，而其子敬业起兵讨武后，被族。虽不能保家，亦可谓能雪先人之耻者。
○李子孙
李子孙，《旧书》本传谓，子敬业，起兵讨武后，既败死，坐夷族，而其子孙有逃入吐蕃者。贞元中，有蕃将徐舍人掠延州，谓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孙也，遭武后之变，吾祖举义不成，子孙流落，如此三世矣。虽代居职任，而思本之心未尝忘。”是世子孙无复有在中国者。然《卫次公传》，次公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大理卿徐有功之孙，皆有累不得调次，公曰：“子之祖勋在王室，宁限常格乎。”即优补之。是之后人仍有仕于唐者。
○安禄山执送京师之事
《张九龄传》，范阳节度张守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判云：“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禄山面有反相，请因罪诛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是禄山以罪送京，实有其事。然考《张守传》，并无此事。（《新》、《旧书》皆同。）《禄山传》亦但云，禄山败当斩，禄山呼曰：“公不欲灭两蕃耶，奈何杀壮士！”守遂宥之。后以其捉生多获，拔为裨将，并养之为子。（《新》、《旧书》亦同。）是亦无执送京师之事也。是时大将生杀在手，欲杀则杀，即不杀而宥之，何又送京请行朝典？疑此乃传闻之讹，非实事也。然禄山反后，玄宗在蜀，思九龄之先见，下诏褒赠，诏词有云：“先觉合于蓍策。”即指此事也。又刘禹锡贬逐在外，以逐臣不得与善地之例，系九龄为相时所奏，故追怨之，谓：“曲江能识胡雏有反相，足为名臣。然迄无后，岂非建言禁锢逐臣之报耶？”是禄山送京当斩被赦，又系当时共见共闻之实事矣。
○睢阳殉节尚有姚り
睢阳之难，张巡、许远，固千古共知，其次则南霁云、雷万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难者尚有姚り也。り本姚崇之从孙，与巡、远同守。据《旧书》本纪云，尹子奇陷睢，害张巡、姚り、许远，是り尚叙在远之上。《新书》本纪亦云，安庆绪陷睢阳，太守许远、张巡、郓州刺史姚り、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皆死之。是本纪皆有り也。即《新》、《旧书》《巡传》内亦称与り同被执见杀，《远传》内又称与り同守经年，巡、远传后又皆有《り传》。未死之前，诏拜巡御史中丞，远侍御史，り吏部郎中。既死之后，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り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难，同加官，同赠恤，无一不同，而今但传巡、远二人，り则莫有举其姓氏者，岂所谓幸不幸耶。案巡、远并传本始于韩愈，而《新书》《巡》、《远传》末谓睢阳人至今祠享，号双庙云，则称巡、远为双忠，而不及り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逊故耶？然既同死于守城，而身后名迥异，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案巡遣南、雷二将败贼宁陵时，尚有别将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辞、陆元、朱、宋若虚、杨振威、耿庆、马日升、张维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见《新书 巡传》，余四人失其名。）后皆死巡之难。则巡死时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内。今既尚有姓名在《巡传》，则巡、远庙内应增祀り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从祀班也。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张士衡从刘轨思授《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刘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当时受其业者推贾公彦，（《士衡传》）公彦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公彦子大隐，亦传其业。又有李玄植，从公彦授礼学，撰《三礼音义》行于世。（《公彦传》）王恭精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盖文懿、文达皆当世大儒，每讲必遍举先儒义而畅恭所说。（《孔颖达传》）王玄感尝撰《礼记绳愆》，徐坚、刘知几等深叹赏之。（《玄感传》）王方庆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必究其微，门人次为《杂礼答问》。（《方庆传》）他如褚无量、韦、高仲舒、唐休、苏安恒皆精三《礼》，见各本传。今诸儒论著见于《新》、《旧书》者，如王方庆、张齐贤论每月皆告朔之说。（《旧 方庆传》、《新 齐贤传》）王玄感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张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郑康成说，一本王肃说也。（《旧 柬之传》、《新 元感传》）史元灿议三年五年之别。（《韦纟舀传》）朱子奢议七庙九庙之制。（《子奢传》）韦万石、沈伯仪、元万顷、范履冰等议郊丘明堂之配。（《沈伯仪传》）皆各有据依，不同剿说。其据以论列时政者，如卢履冰、元行冲论父在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论陵庙日祭之非，康子元驳许敬宗先燔柴而后祭之非，黎干驳归崇敬请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绍、蒋钦绪、褚无量驳祝钦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陈贞符论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庙四时祭享之非，皆见各本传。李风辨太微之神不可为天，见《萧德言传》。韦述议堂姨舅不宜服，见《韦纟舀传》。无不援引该博，证辨确切，可为千百世之准。其后元行冲奉诏，用魏征《类礼》列于经，与诸儒作疏，成五十篇，将立之学官，为张说所阻，行冲又著论辨之。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ぇ以礼名其家学。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韩柳
《新书文艺传序》，唐兴百余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扌需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代法，此其极也。是宋景文谓唐之古文由韩愈倡始，其实不然。案《旧书 韩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余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又如《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
○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
贞观时，斗米三钱。（《魏征传》）玄宗东封泰山之岁，东郡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本纪）自安史之乱，兵役不息，田土荒芜，兼有摊户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百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千户。由于均摊逃户，十家之内，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摊其税，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渤传》）是以逃亡愈多，耕种愈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师米斗一千四百。（本纪）畿甸ソ穗以供宫厨。（《刘晏传》）至麦熟后，市有醉人，已诧为祥瑞。较贞观、开元时，几至数十百倍，读史者于此可以观世变也。至如攻战之地，城围粮绝，尤有不可以常理论者。鲁炅守南阳，贼将武令、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一鼠值四百。（《炅传》）安庆绪被围于相州，斗米钱七万。（《庆绪传》）黄巢据长安，百姓遁入山砦，累年废耕耘，贼坐守空城，谷价涌贵，斗米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民，卖于贼为食，一人直数十万。（《巢传》）杨行密围扬州，城中草根、木实、皮囊、革带俱尽，外军掠人来卖，人五十千。张雄有军粮，相约交市，金一斤、通犀带一条，得米五升。（《高骈传》）
○长安地气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末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О不安，和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阿保机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吸丁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叙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
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缶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安禄山兵陷长安，宫殿未损，收京时战于香积寺，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庙久为贼所焚，故肃宗入京，作九庙神主，告享于长乐殿。）都会之雄丽如故也。代宗时，吐蕃所燔惟衢╉庐舍，而宫殿仍旧。朱泌之乱，李晟收京时，诸将请先拔外城，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嚣，非计也。贼兵皆在苑中，自苑击之，贼走不暇，则宫阙保安。”乃自光泰门入，泌果遁去。远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则并坊市亦无恙矣。故晟表有云：“钟{ね}不惊，庙貌如故。”盖地运尚有百余年，故不至一旦尽埽也。黄巢之乱，九衢三内，宫室尚宛然，自诸道勤王兵破贼后入城，争货相攻，纵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内惟含元殿独存，此外惟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僖宗在蜀，诏京兆尹王徽修复，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请帝还，其表有云：“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则非更渡时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时，因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宫城，仅存昭阳、蓬莱二宫。还京后，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贞之逼奔华州，岐军入京，宫室ㄩ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葺构之功，至是又埽地而尽，于是长安王气衰歇无余矣。（见《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黄巢》等传。）
○黄巢李自成
流贼有适相肖者。黄巢初从王仙芝为盗，仙芝被戮，巢始为盗魁。李自成亦先从高迎祥为盗，迎祥被擒，自成始为盗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贼起事，陷京师，据宫阙，僭号改元。自成亦以草贼起事，陷京师，据宫阙，僭号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锋不可当，入京僭位后，逆运已满，未几遂一败涂地。自成自襄、陕向京，凶威亦无敌，入京僭位后，逆运亦满，未几亦一败涂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谣有“逢儒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朴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举人不第者，每肆毒于进士官，而戒军中勿害举人。至河南，贼将误杀一县令，或告曰：“此举人也。”群骇而去。其相似四也。巢入长安，令唐官三品以上并停，四品以下俱更渡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并停，四品以下仍旧。其相似五也。岂贼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又巢败奔狼虎谷，为林言所斩，事见《唐书》及《通鉴》。而小说家谓巢实未死，后为僧于嵩洛间，自题其像，有“铁衣著尽著僧衣”之句。自成窜九宫山，为村民击死，事见《明史》，而论者谓其部兵尚有数十万，何至毙于村民之手，遂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此二贼先后事迹，何适相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