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自民国六年解散，直至十一年始告恢复，其间经种种变迁，不但社会对之已不甚重视，即议员中亦有认为已失民意代表作用，决然引身而退者（如刘崇佑、陈筑山等）。从前各党议员阵线分明严整，此时则大都意兴阑珊，各自为谋，对党关系既渐趋淡漠，而党之控制亦无形松懈。八百议席支离涣散，顿失中心，无怪一经金钱诱惑，莫不靡然从风也。
国会恢复，本出直系主张，彼非真有爱于法统，特欲藉此以遂其举行大选拥护曹锟之私图。故其第一步计划，即为勾结国会中有力分子。时参议院议长为王家襄，王与吴佩孚甚接近，吴本主张先定宪法，王意见自与一致。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国会运动复会声中，即由广州统率一部分议员北来，其志早欲乘机有所活动。该系乃深与结托，始则藉之以打倒洛吴支持之王宠惠内阁，继则借之以打倒非己系之张绍曾内阁（张虽由直系阁员，迫其辞职，而吴景濂实参与其事），使中枢负责无人，乃嗾令军警直接向黎（元洪）索饷，以迫其去位，于是大选时机渐臻成熟矣。然欲开总统选举会，非有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可，换言之，即该系非拉足三分之二以上之议员，则选举绝无成功之望，此自非吴景濂及其党羽之力所能及。盖以自曹逼宫夺印以后，议员中之亲黎者多愤慨离京，而其时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方联合抗曹，亦不容其轻易如愿。因之议员乃成为双方争夺之目的物，其为反曹派所招致南下者，时有所闻，更引起直系之焦虑。议员之嫉吴包办者，本大有人，今见有机可乘，岂甘放弃，于是或结合十余人，或结合六七人，其中有属国民党籍者，有属进步党籍及其他政团者，纷向该系请求设立招待所，领取津贴费，一时某社、某庐、某俱乐部，殆如雨后春笋，叠出不穷，所中招花侑酒，叉麻雀，抽大烟，几于无恶不备，然或招待其名，实不过承办人自行享乐，或亦多方款接，而受招待者其态度仍不即不离。但见议员诸君，时而南下，时而北来，若故示其奇货可居然者，致始终人数难于确定。该系知非重赏莫得勇夫，乃决定凡投票选举曹锟为总统者，每人送五千元，事为反曹派所闻，亦定凡不赴京投票者，每人送三千元，以资抵制，终以相较究差两千元，故归直方者遂日以众。
余素主先宪后选，乃约各省议员中之志同道合者七人，不投票，亦不出京，并相戒严守秘密，以北京乃直系势力范围，恐彼见我之不能利诱，或以力相逼胁也。然此时虽平日之号称至交者，多已与我异趣，彼辈风闻我之言论，即疑不易就范，暗中讠探，始悉有此结合，以告直方。一日，司法总长程克、交通总长吴毓麟、直隶督军王承斌、直省议长边守靖等，忽联柬招宴余等七人。席间由王承斌发言，略谓：“此次选举总统，大家均认仲珊（曹锟字）为理想候选人，并非出于私意，良以目下我国情势，非举一拥有最大实力者，使居元首地位，不足以资镇慑而谋统一。故舍仲珊外，实无适当人物，愿诸君顾全大局，予以协助”云云。余答以：“我辈亦并非对于仲珊有何成见，唯因国会历时十载，宪法尚未制定，身为议员，深负疚戾，故主张此时宜专为制宪，不及其他。待宪法告成，再选总统，则对仲珊亦未始不可赞成。”余人亦表同一意见。王等仍请细加考虑，改日再谈，此一问题，乃暂告结束。时余方兼任《晨报》主笔，每夕至翌晨二三时始归，归时必有警察数人，在余宅左右梭巡，见余即散去，若惟恐余觉者，此明系暗中监视之意。余因提出质问，程则力辩决无其事，谓“或系警厅善意保护，致滋误会，如君认为不必，当即电令撤去”云云，宴毕遂散。是夕余从报馆归，果不见警察踪迹。
翌日，有天津海关监督刘某来访，刘亦吾友，知其与直系关系甚深，来必有故，特避不见。后知刘赍命访余等，表示愿特别优待，将五千元票价，加为七千元；如厌倦议会生涯，俟总统选出后，当授一简任现职，因此而七人中竟有五人变节，仍坚持者惟贵州张金鉴及余而已。及选举前夕，余挚友数人先后由电话询余明日往投票否，余均诡辞以对，盖深知此数人已成为拥曹重要人物，若实告，必至横生枝节。平心而论，渠辈一半虽为曹卖力，—半亦以为拥曹确有前途，为友谊故，深望余能与取一致行动，无如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余固不能违良心、背正义而曲阿之也。
翌日上午九时开总统选会，甫昧爽，余即离家赴晨报馆，作书致主席，告以先选后宪违吾主张，本日不能出席，即复由报馆避往门人林君处。嗣以电话查知选举会已开成，曹锟亦已当选，乃由林宅归，道逢投票诸君，咸洋洋有喜色，见余只笑颔而已，直令人不禁有人间何世之感。归乃知余才离家，即有数人乘汽车来访，家人告以已出，尚穷诘何往，又告以不知，始爽然而去。下午张君金鉴来，未交谈即泪涔涔下，惊问其故，乃知渠本避居日人所设之博济医院，竟被彼方侦知，由警察总监薛之珩驱车直入，强挟到会，利诱不能，继以威胁，余固早料之矣。据报载，当时议员不投票亦不出京者，只王家襄、黄元操及余三人。闻反曹方面所许议员之三千元，系于北京选举前夕始在上海发给，盖防彼辈于得到此款后，又复来京参加选举，亦足见当时议员之信誉矣。世因此称京方为贿选，沪方为贿不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