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北洋系关系甚深，其地位仅亚于袁世凯。当前清末叶，徐即己任东三省总督，官阶远超冯（国璋）、段（祺瑞）上，故不特彼二人不敢与徐抗颜行，即袁对之亦极礼下，但观袁称帝时有所谓“嵩山四友”，徐居其一，即可窥见。徐既有此凭藉，其心目中只有一袁氏，袁死便不作第二人想。然彼究系文人，无军权在手，不能不让冯、段先着祖鞭。洪宪变后，徐蛰居故乡，一若忘情政治，实则无日不在沉机观变，冀乘时崛起，以偿其多年之夙愿也。
忆当黎、段交恶时，黎曾派两专使往邀徐入京，名为调解，意实欲免段职，而求徐为之助。所派二人中，其一为余友某君（姑讳其名），与黎虽有旧，而素不慊黎之所为，因恐徐坠入漩涡，且于段有所不利，乃避同行者之耳目，于夜静时就火车中，取寸纸疾书数语抟为丸，晤时密以授徐，徐遂托辞婉谢。据某君告余，当时彼此神授意会，丝毫不着痕迹。即此足见徐之机警，及其对于时局之如何留意矣。徐既以此见好于段，其后冯、段龃龉，徐居间执言，又能不涉偏颇，散终造成冯、段同时下野拥徐出山之局。
在段派之拥徐，原欲徐取其名而段握其实。然以徐之地位及性格，又岂甘为傀儡？故一登元首宝座，即与旧交通系密相联系，对研究系亦取友好态度，并月助党费，此两系皆反段者也。安福系欲举曹锟为副总统，彼则阴令旧交通系联合研究系以反对之；安福系主用武力，彼则令钱（能训）内阁极力倡导和平，皆与段派政策显然相反。惟于段派所视若生命之参战借款及编练参战军，则置之不问，俾遂其大欲，不至以其他问题与己为难。对于直系，虽以反对曹锟当选副总统，而稍招其不满，然其和平政策，则夙为直系所主张。其后段派骄横益甚，吴佩孚由衡阳撤兵北上，曹锟组织八省联盟，徐非不知直、皖战机已迫，而故作痴聋，及张作霖入京谒晤，见奉、直联合势成，乃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边防军总司令职，将边防军改由陆军部直辖，旋以段由团河入京力主与兵讨伐曹、吴，乃又下令将曹锟革职留任，免吴佩孚第三师长职并褫夺勋位，无非表示其本心初不偏袒，将来无论胜负谁属，彼皆有回旋余地。结果段败去职，而徐仍无恙不受影响。
皖系既倒，奉系代兴，徐之应付直、奉，一如其应付直、皖然。徐之总统本为安福国会所选出，安福亡，彼之地位自亦时在飘摇之中，故亟欲乘此机会，将安福国会明令废止，依据元年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即世所谓“新新国会”）。一方既可表示其尊重法统，一方又可使本身地位由不合法而变成合法。但此非得直、奉两系支持，及现局不生变动，决难圆满实现，于是以陕督予直系之阎相文，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予张作霖，使之各满所欲，以求一时安定。不幸新新国会不能引起各方注意，致各省议员多未能如期选出，而直、奉均势之局，又因王占元在鄂失败、由吴佩孚继任两湖巡阅使而破坏。同时中央方面奉系所推荐之梁士诒内阁，复大受鄂吴攻击，几经酝酿，终演成直奉战争。徐之运命，本寄托于两系矛盾及均势之上，惟矛盾而己乃便于操纵，惟均势乃无人敢于发难，经此一战，遂由两雄相争变成一系独霸，前此谋副总统而未遂之曹锟，今则野心勃勃，欲进而取得大总统地位。于是因孙传芳一电而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复起，虽以权术自命之徐世昌，至此亦不得不技穷而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