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成立,把溥仪和关东军间的联络付托于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因为此君太跋扈,闹得双方反多隔阂,于是要另选一人使通声气,最后着落在吉冈安直身上,给他一个名义,叫做“帝室御用挂”。吉冈和溥仪在天津时便很相熟,此刻又是关东军的参谋,恰好相当。吉冈周旋宫廷和关东军间,溥仪还能得他多少帮助,而在关东军方面却嫌他太过和平,几次要把他赶掉,因为溥仪不表同意,于是从大同二年(一九三三)直到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为止。吉冈的官阶,先是大佐,最后已升做中将。吉冈要在长春时,每天总有一次或多次入宫,和溥仪相见。溥仪接见外宾,吉冈照例以御用挂身分在旁陪侍。吉冈在勤民楼中有一个房间,供他住宿。吉冈并不会说中国话,和溥仪相见,常是笔谈。吉冈会绘几笔画,把他的作品送给溥仪(据《日本手卷册页挂轴簿》载,吉冈安直先后进自己作品,共有五件),溥仪也给他摄影印出(据《像片玻璃版簿》载,吉冈安直画照片共有三张)。吉冈在为溥杰婚事回日本时,曾有两个信写给溥仪,一件是出发日所写:皇帝陛下:

安直暂时旅行不在,本早朝起床,特沐浴净身,心对十方之神,奉祈陛下之御健康。七日出发之际安直十日一件是归途中所写:小官每朝于东京参拜神社,祈陛下之御安泰。不知道是否出于真诚(两函原本,在《溥杰润麒三格格信件》第十来中)。据说溥仪给苏联军队虏获时,吉冈也是随着去的。

吉冈在溥仪方面的权力,可从下面两个侍从武官长的折奏,略得概念:

康德七年(一九四○)十一月十六日,臣张海鹏奏。为奏请事,窃查新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中将木村兵太郎着京,恭请钦派侍从武官,传旨欢迎,业蒙裁可在案。顷据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面称:此事查无前例,请勿庸出迎可也,等情。据此,理合具文奏请圣鉴。(溥仪批:“知道了。”)

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十月一日臣吉兴谨奏。为奏请事,窃据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少将通知:此次日本闲院宫春仁王殿下来满,系偕妃殿下同来,恭请钦派侍从武官长吉兴出迎宫殿下之时,对妃殿下同时致欢迎之意。所拟是否有当,理合奏请圣裁(溥仪批:“可”)。

而从下面一件溥亻间给溥佳的信中,也可见到吉冈对于满洲宫廷的事情,怎样仔细:

二弟惠鉴:久别为怀,前因大兄由京归来,藉审动止安善为慰。敬恳者,因大兄此次晋京会见吉冈阁下,对于永济、筹备两库租款使用方法,有所询问。查该款每次动用,均由兄函请两陵承办事务处呈由宫内大臣奏请裁可,然后动支。其每次经过手续,均皆有案可查。兹检同永筹两库收入支出表一份,函请吾弟分神饬人逐项将原案查出(如不能查全,兄处存案亦可随时调阅),持向吉冈阁下详细说明,俾释怀念。至于有何指示,务希速复为感。专此,即请近安。兄溥亻间谨启。九月一日(按信封邮印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九月二日)

按收支表,从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度到九年(一九四二)度,永济、筹备两库租款收入每年计一万三千元,用于东陵修缮后结存一万四千二百零八元四角五分,为数可说很小,而就这样还引起吉冈注意,其他也可推想而知了。

溥仪身边还有一个日本顾问,叫做林出贤次郎。他是东亚同文书院出身,久在日本驻中国使馆服务,中国话说得很好,真可说是一位中国通。他曾随溥仪到日本,写成一本《扈从访日恭记》。他和溥仪感情不差,但是关东军也嫌他太和平,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就曾不要他,植田谦吉便把他仍调到中国服务。

在宫中通常驻着四个日本宪兵,其中一人是曹长,约经半年一调。他们住在宫内府对过一所平房内,在勤民楼下也有一个办公室。由溥仪发给钱米,附在宫内府食堂进膳。他们在宫中做些什幺事,没有可考,只在《传差草记》第十八册中见到下面一个故事: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五日 下午一时,叫东京二格格电话。由日本宪兵叫接楼上三四一三八(按,这是缉熙楼上西前间电话)。下午一时半,宪兵来电话:东京电话一次时间计七通话。我曾把这条记录问过司房旧人,宫中接到市外的电话,是不是必须经过日本宪兵?他们答说并没有这种约束。所以这样做,一是表示没有什幺秘密,二是希望便可接通,减少麻烦。

日本驻满大使(实在就是关东军司令,因为两职规定由一人担任,同时还就是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照例每月要有三次入宫,和溥仪见面。武藤信义时期,定为每月之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菱刈隆时期,改为每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在勤民楼上有一贵宾室,便是为这位大使特设。大使每次入宫,必先到贵宾室稍坐,然后和溥仪晤谈。

关东军参谋长照例每星期上午要向溥仪作御前进讲,实在是报告世界大势。

溥仪也到日本大使和关东军司令那里,据毓崇康德七年(一九四○)日记载:

二月十一日 上午十一点四十分,行幸大使馆。下午三点三十分还跸。

四月六日 行幸大使馆。午前十一点三十八分启跸。午后三点十二分还跸。

六月二十日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临幸大使馆午宴。

七月十三日 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启跸,临幸关东军司令官邸。下午二时二十分还跸。

七月二十八日 下午十一点二十八分启跸,临幸关东军司令官邸。四时五十八分还跸。似乎往来也很频繁。

溥仪本人对于日本人的感想怎样,吾们还没有什幺资料可以说明。不过在溥仪亲近的人,显然表示不满。溥佳日记里边有下面几段记录:

康德七年(一九四○)七月十五日十时余,因有诏书涣发侍班,擦屁(股)纸一张,毫无所益。

七月十六日 十时,由宫相恭读诏书,即所谓立庙而发之者。又胡乱训话之后,即礼成。十二时二十分侍班,见大屎并其幕僚等,后即开宴冷食。

十月十七日 十时许,齐集候见室,消毒后,至同德殿门前侍候。此时狂风怒吼,尘砂蔽天。予等大有弱不禁风之势,竟不能立稳。如此大风,亦殊罕见。十时半,上同大使至神寺致祭,上帽亦被风吹去。正当防疫(按,此是鼠疫)紧张时,如此恶天亲行,真不知何所防也。奇怪至极(又眉批:“满洲称为尝新祭,此所谓东施效颦者是也。所差强人意者,即放假是也。”)。

十月十一日 十时四十五分进府,因日本二六○○年奉祝式,我国何敢后人,亦于兴运门外由鹿次领导,向东方遥败,并唱伴灾及国革。未有准表,故冒场二三分,大大可噱。及解散,步行而归。

第一条所说“大屎”原是把“大矢”谐大使。第四条所说“遥败”便是遥拜,“国革”便是国歌(“伴灾”也是两个谐音字,但未明其真义)。盖有心写别字,以泄其愤慨。毓詹日记也有这种表示:

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四月三日 本日放假,缘故见四月之头一篇。按前页“四月行事”载,三日为神武天皇节,盖不屑明写也。

五月二日 到六时,又诏书涣发,今日十周也。

按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四月中,溥仪访日,回来后,于五月二日宣诏称颂日本,以后每年此日定为纪念。毓詹在这里下一“又”字,也是皮里阳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