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一月三日,我第一次到长春(满洲国的首都,叫做新京),二十二日匆匆回北平,大好光阴闲里过,所见到的只是到处挂着苏联国旗和红布标语之类,听到的只是一片“上高”之声(苏联盟友说“顶好”,国人随口效之),此外可说一无所得。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二十四日,我第二次到长春,因为仍闲着没事,买了一部(宣统政记)来读。其时(一九○九~一九一一)清政府正积极经营东三省,练新兵,造武器,筑铁路,开海港。这位宣统帝,便是后来做满洲国傀儡的溥仪;而第一位的满洲国务总理郑孝胥,也曾在当初参加这种经营工作。抚今追昔,温故知新,实在不胜感慨之至。(政记)读完,听到满洲宫廷开放,先去逛了一次。又从朋友处见到溥仪收藏的图书字画目录、溥仪弟妹的家信,还有许多从宫中流出的文物珍玩。于是动了一个给溥仪的一人一家写成一本书的念头,也就作为一种客中的消遣。接着便认真搜集资料。不料三月二十二日又匆匆离开长春。在锦州住了两夜,二十四日到山海关,登关认看关下的满洲国界(按:民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战协定成立,次年一月一日,日本便硬把原属河北省临榆县的第一区和第五区──城东区域──划归满洲国,列入奉天省的绥中县)。二十五日到北平,令人想起溥仪做宣统帝时的禁城。三月六日到天津,又令人想起这是溥仪做过寓公的旧地。二十四日回抵上海,溯从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月开始飘流到后方,离家实已八年有半。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把这书写成,而回首长春,又经过了一个沧桑之变。

现在先说这书所据的材料的来源。

第一,是实地调查所得: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五日 在满宫(一般人叫做宫内府)。

二月七日 在满宫。

二月二十二日 在满宫。

三月二日 在满宫。

三月五日 在满宫。

三月十四日 访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

三月六日 过杏花村新宫基址。

以上除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四日外,都是和许大卢君新民同行。三月初旬路过天津,又在旧日本租界认看溥仪所住过的地方和他所有的房产。

第二,是人物访问所得:

一位最后任的宫内府某处处长。

一位侍从武官。

三位宫内府中级属官,其中一位曾调在内廷司房做事。

两位曾和宫中有往来的商人。

此外还托人访问了两位溥仪的懿亲。在北平时,又托人访问了两位溥仪的宗人。他们的姓名,或许不乐意在我这本书上公开发表,所以我就不说。

第三,是记录征取所得:

△书籍簿四本

第一册总目,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五月十五日止。第二、三、四册细目,另第二册一本

△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一本

手卷二十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八月二十六日止。册页十三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一月二十七日止。挂轴一百十号,康德七年(一九四○)九月二十三日止。

△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一本

手卷新七号,康德六年(一九三九)二月二十八日止;旧五十五号,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一月二十六日止。册页新二十二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九月十四日止;旧十六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一月二十三日止。挂轴新九十七号,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十二月三十日止;旧三十二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十月六日止。

△日本手卷册页挂轴簿一本

手卷三十号,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四日止。册页二十二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九月十四日止。挂轴九十九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三月四日止。

△装钉报本簿一本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五月份至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七月份。

△主子银器簿记一本

上字银器号四十一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七月十九日止。

△银器金器簿一本

银器一百二十二号,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二月五日止。金器三号。

△如意簿一本

九十九号,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二月五日止。

△陈设簿一本

三百六十九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五月二十四日止。

△衣料簿记(主上)一本

五百七十六号,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十二月

十五日至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四月二十九日。

△被褥枕簿一本

被褥四十八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七月三十日止。枕十六号,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八月二十八日止。

△围巾皮带手绢手套袜子裤衩簿一本

围巾,康德七年(一九四○)十二月八日止。皮带,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七月二十二日止。手绢,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二十一日止。手套,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二月二十七日止。袜子,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九月十七日止。裤衩,康德七年(一九四○)八月二十二日止。

△地毯靠垫簿一本

地毯五十二号,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月十八日止。靠垫五十四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九月二十七日止。

△另一本

地毯五十一号,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三月十七日止。靠垫五十四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六月五日止。

△手杖弓箭簿一本

手杖二十四号,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九月二十一日止。弓箭五号,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八月十日止。

△另一本

手杖二十三号,无弓矢。

△话匣及无线电簿一本

话匣,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二十六日止。

△运动具玩物簿一本

运动具三十二号,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十月十七日止。玩具九十号,康德七年(一九四○)九月二十六日止。

△像片玻璃版簿二本

一二,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三月止。八时,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四月一日止。六时,四时,胶片,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十月止,接第二册,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二月二十七日止。

△另第二册一本

胶片,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十二月止。

△杂物纪念章电灯簿一本杂物二百五十七号,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九月一日止。纪念章二十号。电灯二十六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月九日止。

△药品簿一本

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四月十一日止。行邸原存物品清册一本二百八十三款。

△眼镜簿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三月八日止。

△记事簿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九月八日至三年(一九三六)五月九日。

△又一本

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一月三日至十二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

△传差草记第十八册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五日至二十七日。

△天气晴雨簿一本

康德三年(一九三六)一月一日至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九日。

△上传赏罚簿第三册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年(一九三六)八月一日。

△进奉簿一本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七月五日至二年(一九三三)一月十六日。

△又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五月十五日至二年(一九三五)五月十七日。

△收信簿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六月十三日至五年(一九三八)六月六日。

△收信检查簿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二日。

△签名簿一本(掌礼处集)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至七年(一九四○)。

△访日宣诏纪念日参贺签名册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

△上用出入银钱流水账一本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五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三日。

△内廷汇款簿一本

康德七年(一九四○)七月十七日至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三月。

△膳房日用簿第七册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二月一日至二年(一九三五)三月三十一日。

△又第十三册一本

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六月至八月三十日。

又第十八册一本

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七月十一日至十月十日。

△洋膳房日用簿第二十册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细流水帐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七月十六日至六年(一九三九)九月十日。

△净存内用收据粘存簿第一册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七月十二日至二年(一九三五)三月。

△近侍处日记一本

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元旦至十四日。附壬午(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甲申(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十二月三十日)祭祀记录。

△溥佳日记一本

康德七年(一九四○)。

△溥佳妻日记二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六年(一九三九)。

△毓崇日记一本(内有裁去的)

康德七年(一九四○)。

△毓瞻日记一本

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

△溥杰三格格润麒信第四册、第十册二本

大同二年(一九三三)七月至十月。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十月至四年(一九三七)五月。

△溥修信第一册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三月至十一年(一九四四)六月。

△内廷司房函电稿粘存簿二本

康德七年(一九四○)五月五日至八年(一九四一)七月十三日。八年(一九四一)七月十一日至九年(一九四二)十一月二十一日。

其他零星案卷和刊印书册,将在后文引证时分别注明,这里不及逐一备载。这些记录,都就在长春摘抄(错误脱落的字句,都照旧不改,保存真相)。其时我住满炭大楼四○○号,后移四○七号,及动身到锦州,因飞机限制携带东西,只好留在四○七号。此刻已存亡莫卜。这座满炭大楼,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所在,也曾是中国共产党东北政治局所在。

再说,这本书大部分是于北平和天津削稿。北平是在钱粮胡同九号,传说川岛芳子曾在那里住过;天津是在铁路招待所三号,这原是一家日本旅馆,叫做橘庄。雪泥鸿爪,也值得一记。

如上所说,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只预备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所以关于满洲国政治问题,避去不谈。也因为这是范围太大了,不知从何说起,而在我也没有兴趣。然而光是溥仪一人一家之事,因限于手头所有材料,也不过一鳞一爪罢了。

记述溥仪的书,就我所知,有英人庄士敦(Johnston)所作《Twilight inForbidden City》;美人德菱郡主(满族女子嫁与美国人)所作《亨利溥仪传》(良友译印本);到满洲国后,先有胡嗣瑗的《执政起居恭纪》,沈瑞麟的《今上起居恭纪》、《皇上乾德恭纪》,更把这三篇再加上张景惠所作广播词和林出贤次郎所作记事,合印一书,叫做《今上圣德记述纂要》;又有日本人中保与作所作《满洲国皇帝》;满洲国倒后,则有《裕仁与溥仪》一书。我于以上各书,除庄士敦所作没有寓目外,都曾看过。但这本书几全凭我所得材料写成。

满洲国是伪组织,大同和康德是伪年号,溥仪是伪执政、伪皇帝,郑孝胥之流也是汉奸,是叛逆。人们在文字上的表示,照例冠上“伪”、“逆”等字样,或在他们名称上加上一个符号。但我写这本书,为求行文的便利,就没有来这一套。好在他们的奸伪叛逆,早被认定,更没有再加形容的必要。

我五游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其地在市廛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迹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时又值冬天晷短,西边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色。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所以这书也就叫做《满宫残照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