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意思不大明了，须要说明一句。所谓文坛是狭义的，不包括当时的诗文在内，实在只是说有些出版物，而且也仅仅是一部分，据我所知道与他有关系的，简单的来说一下。我说简单，并不是故意简略，实在是因为年月隔得久远了，记忆又不完全，所以不能详说罢了。
鲁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三月往南京进学堂，在这以前他住在家里，只买些古书来看，与当时出版界不发生关系，所看到的新刊物至多只是《点石斋画报》而已。在南京三年中，与“西学”开始接触，但那也多是些科学，不过是中学知识，但是他所进的是矿路学堂，有地质学这门功课，用的课本是英国赖耶尔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中译本名为“地学浅说”，是一种新鲜的学问，给了他不少的惊奇与喜悦。此外则是进化论的学说，那时候还没有简要的介绍书，达尔文原书译本更是谈不到，他所看见的是那时出版的严译《天演论》。这是一本不三不四的译本，因为原来不是专讲进化论的，乃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进化与伦理”，译者严幾道又是用了“达旨”的办法，就原本的意思大做其文章，吴挚甫给做序文，恭维得了不得，说原书的意思不见得怎么高深，经译者用了上好的古文一译，这便可以和先秦的子书媲美了。鲁迅在当时也还不明白他们的底细，只觉得很是新奇，如《朝花夕拾》中《琐记》一篇里所说，什么“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琅琅可诵，有如“八大家”的文章。因此大家便看重了严幾道，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直到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幾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平心的说来，严幾道的译文毛病最大的也就是那最有名的《天演论》，别的其实倒还没有什么，如《社会通诠》和《法意》两书，或者可以说是通顺诚实，还不失为好译本吧。就我个人来说，他的一册《英文汉诂》，或者有人要嫌它旧，我却是一直喜欢它的。我们在南京学堂的时候，发给我们的英文文法书正是他所依据的一八四〇年初版的《马孙氏文法》，书尽管旧，但是有学术的空气，比后来盛行的纳斯菲尔特的印度用文法来，真不可同年而语了。
鲁迅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时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继以《新民丛报》，风行一时，因为康梁虽然原来都是保皇的，但梁任公毕竟较为思想开通些，他的攻击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笔锋常带情感”，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不过民族革命运动逐渐发展，《新广东》《革命军》公然流传，康梁的立宪变法一派随之失势，但是对于我们，《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新小说》上登过嚣俄（今称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雨果选集。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十五小豪杰》终于未曾登完，心里很不满足，今年我还托人找到新出的日本全译本来，可是事隔五十年以上，读了并不像当时那么有趣，而且因为事忙，一厚本书也没法全读。近日报道，凡尔纳的名著十多种都将译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行，这消息很是可喜，也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喜爱是对的。
这以后，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得到两本有光纸印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说什么“罐盖人头之国”，至今还记得清楚。这在后来才弄明白，乃是哈葛得的一部小说，与后来林译的《金塔剖尸记》等是同一类的。《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得，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里面十多篇长短诗歌，都是由鲁迅笔述下来，用楚词句调写成的。后者更是爱读，书里边的自称“老猎人”的土人写得很活现，我们后来闲谈中还时常提起，好像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李逵。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但是这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例如上边所说三种之外，有《迦因小传》，《鲁滨孙漂流记》正续，《玉雪留痕》，《橡湖仙影》。到了末后两部也已经看得有点厌倦，但还是改订收藏，随后更是译得随便，便不足观了。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与伊尔文的《见闻杂记》，本是好书，却被译得不成样子，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传》，改名为“魔侠传”，错译乱译，坏到极点了。我们当初觉得林译颇能传达滑稽的趣味，如《劫后英雄略》等书中所见，岂知他遇到真正有滑稽味的作品反而全都弄糟了呢？后期林译本中如《块肉余生述》，老实说也还不坏，不过有如吃食的人，吃过一口坏东西，也就不想再吃了。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关系了，但对于他的国画还多少有点期望。壬子（一九一二）日记中十一月九日项下记云：“赴留黎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十四日记云：“午后清秘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徐姓），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
对于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鲁迅似乎一向不大注意，那些南亭亭长等的大部著作，大概也是在后来讲小说史的时候，这才细读加以评介的。以前在上海《时报》上见到冷血的文章，觉得有趣，记得所译有《仙女缘》，曾经买到过，天笑的便不曾发生关系。苏子谷在东京时曾见过面，朋友们中间常常谈起“老和尚”的事情，他的文笔也很不差，可是他的文言小说虽是在《东方杂志》等上边发表，又印成单行本，风行一时，但鲁迅并不感觉什么兴趣。说是不喜欢文言么，那时也还不写白话，而且他对于文言译本的《炭画》也很是欣赏的。总之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也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据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中所记，那一册中计收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匈牙利，塞尔维亚，芬兰各一篇，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了。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