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于小床特别有些记忆的呢？这理由一半是因为伯宜公久病，总躺在这床上，一半是常看见他在那里吃雅片烟。他的吃烟与所谓衍太太家里也是有关的。他在少年时代进了秀才，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本家中子传房分最近（子京也一样的近，可是那么样的古怪），人很和气，太太又极能干，便常去谈天。子传夫妇都吃雅片烟，“抽一筒试试吧”，劝诱的结果乃上了瘾，可是他一直自己不会煮烟，须得请他们代办，其被揩油也正是不得免的了。鲁迅对于衍太太个人固然多有反感，如《琐记》中所说鼓励阿祥转旋子以至磕破头，即是实例，但上边这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阿祥本名凤琯，字仲阳，小名曰服，比鸣山小一岁，是《阿长与山海经》一篇中所说远房的叔祖玉田的儿子。
伯宜公的晚酌，坐在床前四仙桌的旁边，这记忆比他的吃烟还要明了。他的酒量，据小时候的印象来说似乎很大，但计算起来，他喝黄酒恐怕不过一斤吧，夏天喝白酒时用的磁壶也装不下四两，大概他只是爱喝而已。除了过年以外，我们不记得同他吃过饭，他总是单吃，因为要先喝酒，所以吃饭的时间不能和别人的一致。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但是酒喝得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小孩便渐渐走散，因为他醉了就不大高兴。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好听的过后就忘了，只有一则“野狗猪”却一直记得，这与后来自己从《夜谈随录》看来的戴髑髅的女鬼，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可怕。因此我觉得在文学艺术上，恐怖的分子最为不好，于人有害。大抵神鬼妖怪还不怎么样，因为属于迷信的，随后与事实相比较，便不相信了，正与猫狗说话一样，不留下什么影子。可怕的还是实物，如故事中所说从顶棚上落下的半爿身体，首级，枯骨之类。甲午秋天小姑母死于难产，金家在长庆寺做水陆道场，鲁迅回来同伯宜公说佛有许多手，还有拿着骷髅的，我当初不懂这个字义，问清楚了之后乃大感恐怖，第二天到寺里不敢再去看大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