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陆小曼，是2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京暂住，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京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我跟着适之和歆海前去。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太，就是还年轻，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原来她就是蜚声北京社交界的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什么应该会，我是初学，瞎拓！”她浅笑道。
“海粟，你怎么知道王太太会作画？”歆海问道。
我自觉好笑。因为我心里认为，像这样的女子，应该懂得一点丹青，心有所想，嘴里就说了出来。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且是父执。他们也很器重我，自然交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9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15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3年后，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18岁开始，北京社交界已经传闻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当然更能使人产生好感的，是她那明艳的容光、轻盈的体态和柔和的声音。因此，当她一出现在当时的社交界，人们顿时被她照人的光彩所震慑。起初我还不太相信人们对她的盛赞，自从那天随胡适之到陆家后，我也对小曼很钦佩。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约，很美，又无雕凿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她爱读书，英法原文版的小说，她读得很多。因此，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19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无锡人王赓订了亲。常州与无锡，原属一府，并有乡谊。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他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赓任武官。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叶，到“来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感情虽很融洽，但是很纯真。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志摩和小曼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那时候，虽然社会对这才子和才女本来刮目相看，他们的接触一多，就瞠目起来，流言蜚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志摩当时是比较能克制的，因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他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免掉进爱情的深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1925年赴欧洲，以便使爱情的火焰冷却下来。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击，他心爱的儿子彼得已经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伤之余，更觉在异国有飘泊之感。这时，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他又不顾一切地回到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舍难分了。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爱！”（引自小曼给我的信）志摩与幼仪的婚约也在此时解除了。
引达夫后来的话来说：“忠厚柔艳的小曼，热情诚挚的徐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藉放火花，烧成一片。”
总之，小曼这样一位曾震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郁达夫语），效文君而下嫁相如，但是家庭的压力更加上志摩事业上的不如意，内忧外患，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甜蜜。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上，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使他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是我所感到遗憾的。志摩不幸早逝。至于陆小曼，在徐志摩逝世后，也离开了徐家。后来她又结婚了，一直在上海教书和卖字画。
现在，小曼已早作故人，她的丰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抔黄土，满目蒿草了。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将如何对待今天的陆小曼？将用什么态度来支持和帮助崭新的陆小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