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份子”从“地下”一钻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抢报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限制不遗余力，但他们自己却深知言论出版的重要，在总的方面说，当然要控制一切，包办一切，而内部各系派则你争我夺，大家都想先下手为强。所以抢夺得最激烈的就是报馆。
在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所有的敌伪报纸，计有下列各家：（一）《日文大陆新报》，在黄浦滩十七号英商字林西报馆原址，为日本陆海军的机关报。（二）《新申报》，由大陆新报社经营，等于大陆新报的华文版，地址同上。（三）《中华日报》，南京伪府的正式机关报，直属伪宣传部，社长为林逆柏生，代理社长为许逆力求，地址在北河南路原市商会国货商品陈列所。赵逆尊岳继任伪宣传部长后，该报人事并无变动。（四）《新中国报》，在河南路与汉口路转角，董事长周逆佛海，实际上由日方直接支持，与日本大使馆关系较密切；另出一八开夜报，名《小报》。（五）《平报》，周逆佛海、罗逆君强系的机关报，地址在四马路中市，于日本投降前半个月停刊。（六）《国民新闻》，为“特工总部”的机关报，董事长也是周逆佛海，实际上为李逆士群的工具，地址在沪西静安寺路，于日本投降前一个多月停刊。（七）《申报》，由日本海军管理，社长陈逆彬和。（八）《新闻报》，也是日本海军管理，社长为李思浩，副社长陈逆日平，李思浩的出任“新闻报社长”，且担任“全国新闻协会会长”，据说曾征得蒋介石同意的。
关于这些报馆的“接收”，颇有一些曲折，甚至有接连三四次的。除《平报》早和吴绍澍事前有接洽，即由吴绍澍接收，出版《正言报》，并无其他纠葛外，其他各报都或多或少地有波折：
《中华日报》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来重庆中宣部认为伪《中华日报》是伪中央机关报，应由中央机关报接收，命令拨给《民国日报》，但《青年日报》捱拖着不移交，而《民国日报》名义上的社长胡朴安老先生是一位不会与人争夺的长者，所以也就接收不到，只好借新闻报印刷。
《国民新闻》先送给CC团的朱应鹏（《国民新闻》的“副社长”黄逆敬斋本CC出身），出版《光华日报》，后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但伪《国民新闻》为“特工”机关报，所以十一月中又由戴笠的军统局接办。
《新中国报》本来是预备送给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日本投降的十五日晚上，CC特务“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沪专员”刘青白（化名）派人去接收，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统的“地下总部”武装接收，出版《正义报》；十七日被何民魂赶跑，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又有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奉命接收，而同时《文汇报》也奉“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接收，把《革新日报》的财产共同封起来，明天，冯有真的《中央日报》又来接收。于是以《中央日报》为主，《前线日报》《文汇报》都挤在里面。好在每家都出几千份报，一架机器也来得及印刷。
《大陆新报》和《新申报》大家都去抢过，而《前线日报》又志在必得。但日本人在门口架着机关枪，没有人敢去。最后始由汤恩伯接收，改出《改造日报》（日文版）。
《新闻报》一度由戴笠部下的陈默接收，戴没有同意，令陈默退还，但李思浩不肯再收，直到詹文浒到沪后，勒令停刊，听候整理。《申报》自陈彬和跑后，内部无改变，报面上大捧程克祥（周佛海的秘书长），当然是倾向戴笠的，结果也勒令停整理。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闻报》在程沧波指导、詹文浒经理之下复刊，《申报》在潘公展指导、陈训念经理之下复刊，都成了CC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