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曾经过几次破坏，特别是奚培文的叛变，把所有的团员都出卖了。奚培文是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的书记，他拿上海全部团员的名册向汪精卫的“特工总部”卖了二十万块钱，另外当然还得到一个汉奸官职。汉奸特工就根据了名册，一一逮捕或勒索，一个普通团员，大概纳五六百元以至千元的“手续费”“交际费”，特工们就说：你的姓名已勾去了。所以沪西“特工总部”捉到很多人（这些人当然变成“和平通动”的干部）之外，还发了不少财，其收入数十倍于收买奚培文的价格。太平洋战争之后，三青团的总务部长运一箱文件单据到屯溪去，路上被敌宪兵抄到了，于是又破获了一次。从此以后，三青团在上海的组织，究竟有无，已成问题（没有什幺活动，那是毫无疑义）。
日本一投降，三青团却是最活跃的一个单位，除满街贴“蒋团长万岁”“拥护吴支团长”之类的标语，及印贴几种传单之外，所谓最热心的就是封房子、搬货物、抢亻家具。查封房屋最多的，在重庆来的机关单位之中，三青团考第一名。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三青团在古拔路北端去封一家南京伪军官的房子，那位伪军官是汪精卫的亲戚，头寸也不大，照理是毫无反抗余地的，不料此人却早有路道，已变了“地下工作者”，一个电话出去，伪保安司令部派了保安队赶来保护，三青团有枪，伪保安队的枪更多，于是僵持半天，三青团只好掩旗息鼓而去。上海最大的汉奸报，存纸最多的《中华日报》，也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
三青团的分子，一部份是林逆柏生所领导的“青少年队”等（其中一部份干部本来是三青团去的，现在算是“复员”），还有一部份则是汉奸特工及日本宪兵队密探等。他们都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曾有人问过三青团的负责人：为什幺收容这批人物？据答：通过他们才能知道汉奸的踪迹与财产，此之谓“以毒攻毒”！
所谓“中央的正式部队”，最早到上海的是“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这个名称既极特殊，组织更为特殊，因为到上海的只是一个队长叫做姜公美，其余均在上海就地招募，流氓、地痞、汉奸、密探、贩红丸的、卖鸦片的、开赌台的、拐卖妇女的，一应俱全，而且全是这一些份子。当然，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查封、接收、逮捕、扣押、讲斤头……直到宪兵二十三团开到上海以后，姜公美的上海宪兵队才结束。先是集中整训，其次是解散，而姜公美本人则在各方攻击之下，解送到南京去，但他的部下，则最起码的人也发了伪币几万万元的胜利财了。
据姜公美自称，他的如此下场，实在冤枉。因为他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而别人则专说他的坏话，把自己做的事也加在他的身上。言下大有“好人难做”之慨。
的确，姜公美是“好人”，他曾忠实执行当局的政策：第一、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捉到汉奸，有钱即放；捉到共产党，则可先杀后报，而且不要正式办公文；第二、他曾收编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宪兵队工作。如是忠心耿耿，“功在党国”，而为了一些贪污勒索的小事（何况那是大家有份的），而要惩办他，怪不得他要不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