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地来到上海的国民党“大员”，第一个是吴绍澍，他的头衔之多，足以骇人：（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二）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支团长，（三）国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四）军事委员会上海军事特派员，后来又加上（五）上海市副市长，及（六）上海市社会局长，党政军民一手抓，声势之盛，气焰之高，无以复加。除市党部和三青团支团部以外，还设立了政治、军事两特派员公署，爪牙密布，四出查封并接收寇产逆产。因为他一身兼党政要职，所以许多汉奸都钻他的门路，贡献财物以取得谅解。据极不完全的估计，他在一个月以内，接收到一千余幢房屋（多数是洋房），八九百辆汽车，黄金在一万条以上（解放区的报上说是二三千条，实在太低估了吴主委，据说单是李士群的内弟叶耀先一人就送给他一千余条），其他珠宝无算。日本“弘报部”（陆海军及大东亚省联合组成的宣传机关，敌伪出版机关的旧报纸的配给者）的存纸五万余令，也经钱芥尘拉拢，由日本大使馆的福间领事送给了吴绍澍。（钱芥尘是《晶报》的老板，“八·一三”战役结束，即受日方津贴以《晶报》作侧面宣传，并供给敌人情报，一方面又与国民党的冯有真、吴绍澍等互通声气。这次吴绍澍等取得了日本的纸张——虽然那本是应该交给中国的东西——据说对钱极为嘉许。）
因为他权大势盛而金条更多，所以引起别人的不满。据传钱大钧在重庆曾对人说：“上海既有了吴绍澍，我也用不到去了！”这句话传到上海，吴绍澍一想不妥，马上领衔电迎“钱市长迅速来沪”。
汤恩伯、钱大钧、戴笠等相继到沪之后，吴绍澍的气焰较低，各方面都有对他不利的传说（主要是为了他捞得过多，太肥了），他放出空气说：“上海市政府即将改组，市长将由朱家骅继任。”因为他是朱家骅一手提拔的，关系最切，弦外之音，就是“反正我吴绍澍在上海的势力是不会倒的”。戴笠到了上海，拼命搜集吴绍澍的错处，接二连三地向重庆报告，据说重庆来电召吴去，但吴捱着不去，希望有人转圜。到了十月底，他正坐着某汉奸送给他的保险汽车出外，在路上被人打了四枪，手枪子弹打在保险玻璃上当然毫无损伤，但吴不免有些吃惊。事后调查，证明是戴笠派人吓他，他知道捱着不走是不行了，十一月三日始飞到重庆去。不久之后，副市长就换了前任工部局会办的何德奎。据说在重庆曾有人主张枪毙吴绍澍，“以肃官箴”，但后来有人为他缓颊，说：“吴绍澍是中央所派到上海去的第一个大员，如果办了，与中央面子有关。”
另一说：吴绍澍的能够回上海，是和戴笠妥协的结果，妥协的条件，是吴绍澍送了相等于两万条黄金价格的财产给戴笠。
军事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是“秘书长”周孝伯，据说他发的财仅次于吴绍澍。周孝伯原来是吴开先的秘书，一九四一年被捕后即公开附逆，任周逆佛海所辖“中央信托公司”要职，发了卖国财，在国际饭店与舞女小花狗（外号）结婚，极富丽奢华之能事。后因投机失败，“小花狗”下堂求去，周孝伯逃债逃到屯溪，一年后又以“中央人员”的姿态回到了上海。因为他和奸官奸商都有一些“交情”，所以那里有物资可搬，那处有油水可揩，什幺人可以骗，什幺人可以吓，什幺地方可抢，什幺房子可封，驾轻就熟，便利得很，所以一到就发了不少财。
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接踵到了上海，因民众团体都由市党部派人整理，他无从控制，因此与吴绍澍暗斗甚烈。陆京士和吴绍澍都是杜月笙的门生，但吴并不把杜放在眼里，陆即运用杜门诸关系反吴；同时因戴笠不满意吴绍澍，陆与戴及贺衷寒素有联系，戴委陆为“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向伪警察局取得一些枪枝，成立总指挥部。由于吴陆两人的争夺“工运”领导，大家向失业工人骗取会费，而且还害了一部份工人去吃冤枉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