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养儿子。孙中山在世时，人家叫孙科的集团为“太子派”，现在这个名称已为蒋经国的“建国社”所代替了。为什幺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已自成一派呢？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父子之间并不一条心。的确，他们父子之间有显着的不同：孙中山是廉洁奉公的，他的遗产仅上海爱利哀路一幢小洋房，还是华侨送给他的；但孙科则仅在广州市长任内刮了一二百万（净余的），武汉政府时任交通部长，出售平汉路局地产，侵占了三百余万，南京政府铁道部长任内又有三百余万元公款没有报销，至于浮报侵占的当然更多，此其一。民国十三年后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而孙科则背后反对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不久，即支持西山会议，反苏****，此其二。萧佛成曾骂孙科“不肖”，说他“没有一点像总理”。萧佛成是右派，政治主张是反动的，但他对孙科的批评，却很正确。
孙科一生的主张与倾向，是变得很多的：民国十四年是国民党的右派；民国十五年冬到十六年又是“左派”了，成为武汉政府的中坚份子，蒋介石曾要逮捕他。七月以后，他又与蒋介石合作****，到南京做官。从十七年到十九年一直联蒋反汪，二十年又跑到广州去联汪反蒋。二十年底，一度出任行政院长，被蒋迫倒，蒋汪合作同时上台，他在上海不断发表谈话：“独裁要反对，双裁也要反对。”蒋介石答应每月给他十万元特别津贴，立法院经费从六折发放改为八折发放，他就到南京去做立法院长。这以后，他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起“中苏文化协会”，似乎比较进步；同时他又制定充满浓厚法西斯独裁气味的“五五宪草”。抗战以来，孙科是积极主张联苏的，他到过苏联，从苏联获得很多帮助，被认为抗日坚定，倾向民主；而一九四一年则公开诬骂民主政团同盟和救国会为“新汉奸”。以后直到一九四六年政协会议时还是扮演“倾向民主”的国民党“进步派”，最后在伪国大制伪宪及蒋府“改组”中显出了原形，为蒋介石卖力反人民的代价，是被选为“国民政府副主席”。
孙科的“善变”，正如《西游记》上的孙行者一样，但蒋介石给他戴了一个金箍，只要一念“紧箍咒”，孙行者就伏伏贴贴地听他使唤了。这个“金箍”是什幺呢？不是别的，依然是钱。孙科的所以善变，其关键在于“贪财”与“趋势”，尤其是贪财一端起着决定作用，如民国二十年孙科离宁赴粤，联汪反蒋，其主要动机就是因为铁道部的财产公款多数变成了孙科的私有，连造假帐也造不出如许大数目来，完全没有方法可报销，可交代，于是借着政治问题把所存公款囊括而去。广东方面当然欢迎他去，增厚一分力量，决不会向他算南京的帐；南京方面已找不到他算帐，就是公布或追究，人家也会认为是政治上的报复，不肯相信。那时蒋系军人由顾祝同领衔发表通电，揭发孙科的贪污事实，但一般的反映，多数认为是蒋介石因孙科政治上反蒋而故意编造出来打击他的，是蒋介石度量太小，并不因此而增加对孙科的不良影响。蒋介石懂得孙科的贪财脾气，所以就使出他的拿手好戏来，最后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月十万元的特别津贴，孙科就全心全力为他“制宪”了（到孙科就任立法院长后几个月，这个特别津贴就有所变更。“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立，似乎就是由此转化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经费，每月由行政院拨五万元，上海市政府、广东省政府各二万元，南京市政府一万元，总数恰合十万元，这是一个迹象；又孙科私人应酬的各种支出，大部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付帐的，中山文教馆似乎是孙科的私人帐房一样，这又是一个迹象）。孙科所爱的是钱，蒋介石就把钱使用他，也把钱牵制控制他，顺蒋的意思就多给早给，不顺蒋的意思就少给迟给甚至不给。孙科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主张联苏，一般人因此认为他是进步的，不错，中苏文化协会曾出版过介绍过一些较进步的刊物，因此遭遇到反动的CC文棍的攻讦。抗战之前，孙科曾邀一些CC的中坚文棍谈话，说：“中苏文化协会及其所做的工作，是委员长要我这样做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根据委员长的指示进行的！现在有些人批评这样，批评那样，算什幺道理？自己不知道，还乱作主张，简直是胡闹。”态度很为强硬，他凭什幺硬的呢？因为是“委员长”要他那样做的，他所以有恃无恐。原来他的进步目的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扮演的。一九四一年秋冬之间，希特勒的侵略军深入到苏联境内，占领了基辅与明斯克，攻陷斯穆伦斯克（莫斯科的门户），希特勒准备到莫斯科去过他的十一月八日的纪念节，美国的海军部长诺克斯悲观而肯定地说：“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苏联的崩溃了！”中国的反动派准备到新疆去欢迎希特勒的纳粹要人。总之，一切中外资产阶级都认为苏联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位一向“主张”联苏、一向“提倡”中苏友好、一向“赞助”团结抗日的、“进步的孙哲生先生”就在香港大发议论，诋毁中国共产党、救国会派、以及民主政团同盟了！可是局势的发展出于资产阶级的预料之外，德军被击退了，于是孙科又拾起丢掉的“进步”招牌。
凡爱财者必吝啬，孙科当然不会例外。他每用一个钱，都是由立法院或中山文化教育馆出帐的，私人的钱是一毛不拔的。只有一次大破悭囊，就是“交际花”蓝业珍肚皮大了要控告他“诱奸遗弃”，经杜月笙调停，孙科忍痛拿出了二十万元（这是民国二十四五年间事。抗战后蓝又到重庆去与孙科同居一时期，后于民国二十九年三十年间离渝至港，常往来于港沪间，与除公博、褚民谊、钱大魁等各大汉奸姘识）。除此以外，就是几百元也必由立法院或中山文化教育馆付帐，如抗战初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由宋庆龄出面领导作对外宣传，筹募经费，孙科出了一千元，结果是写了两张收据：立法院五百元，中山文化教育馆五百元。正因为吝啬，所以并没有什幺可靠干部。表面上看，孙科似乎自成一派，从民国十一二年做广州市长以来，部下却有不少人物，除吴铁城已脱离孙科之外，有马超俊、梁寒操、傅秉常、刘维炽、陈策、张惠长、黄汉梁、谌小岑、吴尚鹰、楼桐荪、陈长蘅、吴经熊、卫挺生、陈伯庄、蔡增基、王昆仑、钟天心等，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所谓属于孙科系统的有一二十人。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那幺一回事。如陈策、张惠长已为过时人物，不起什幺作用，在海空军中既无势力，也不能靠孙科而重握海军、空军权力。他们如想东山再起，则依靠孙科也无用处；不想东山再起，就无庸依靠孙科。吴尚鹰、楼桐荪、卫挺生、陈长蘅等是立法官僚，胡汉民时代就当立法委员的，与孙科仅是职位上的隶属关系。刘维炽、蔡增基是帮孙科刮钱的，自己也刮了不少。孙科做了立法院之后，他们不能靠孙科之力取得掌握财政经济机关，就无所求于孙科。马超俊、梁寒操已投向蒋介石嫡系的反动集团，梁寒操且成为CC最反动的一翼，所谓“革新派”的活动份子；谌小岑则早成为CC特务。称得上亲信的只有黄汉梁一人，因为孙科的财产是黄汉梁经营的。黄为美商花旗银行买办，民国二十年底到二十一年初的极短时期中孙科做行政院长，曾以黄汉梁为财政部长（孙科做官刮地皮得来的钱，大部份委托黄汉梁汇到外国去的，所以用他做财政部长），孙科下台后黄汉梁当然也下台，就做了孙科的帐房先生，因为黄既做过部长，表面上不好意思再做买办了。
当孙科伪装进步，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蒋介石对孙的策略，一方面命令CC等从侧面予以压力，一方面却不能不用“草料”喂他一喂。但当孙科公开反动时，虽蒋的嫡系一面在旁“喝彩”捧场，而蒋介石却只给孙科“草吃”，克扣其“料食”了。孙科却不懂这个道理，每当蒋介石对他不加重视时，他竟以露骨反动企图取得蒋的好感，他比政学系不如远甚，试想：你反动还能超过CC吗？正是“其愚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