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财政政策与宋子文没有分别，但他的弄钱办法则比宋子文更多更狠。宋子文还讲资本主义的一套形式，要手续清楚；孔祥熙则根本不要什幺手续，钱用去了不知道那里用的；宋子文对部下较严格，不得他的许可，或容易为人发觉的，就不许胡乱搞钱；孔祥熙对部下就不管你钱从何处来，用什幺方法得来，只要分一部份或大部份给他，就一律包庇。孔祥熙除直接贪污，卖官鬻爵，受纳贿赂，坐地分赃，利用职权，投机攫利之外，特别厉害的是操纵市场，垄断居奇。
当实施“法币”之前，外面还毫无风声，孔祥熙当然早知道了，宋霭龄就以大量资金在公债、黄金两市场大做买卖，赚了很多的钱。因为公债的涨落是与政局的稳定或动荡有联系的，如果政局不稳定，还本付息可能延期，公债价格就要下跌。实行了“法币”，则公债与钞票的性质就相等，反正钞票又不要兑现，多印几张无妨，当然用不到停付公债本息，今后又无须多发内国公债，因此价格必然稳定，而且会一致看涨。“法币”实施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债市面，一般由六折涨到八折。这一过程中，宋霭龄及其一群喽发了大财。金业交易所买卖黄金，一般是便利进出口商人为避免外汇涨落的风险的：某商定购一批洋货，要三个月后运到，结价时不知外汇长短，很难计算成本，他就在定货时买进三个月或四个月的黄金期货，反正只要付十分之一不到的保证金，到时就不受外汇放长或缩短的影响（在平时英美金价的涨跌甚微，故金价与外汇是同时涨落的）。出口商也是如此，运出一批货物也要到达目的地时才能收到外汇，如外汇放长，则折合华币的数目就少，为避免风险计，在货物运出，在金业交易所卖出几个月的期货，届时就以收入的外汇作抵。华币与英美汇价固定之后，市金的涨落必然缩小，宋霭龄等在事前制造的金市风潮中又大发其财。接着在改发统一公债与规定金市以关金结价两事件中，宋孔又发大财。所谓“统一公债”就是把若干马上到期的公债库券，一律延长还本期，从五年到十五年，因此公债又跌下来，先知道风声抛出的占了便宜，抛空的（手里并无公债票，先卖空，俟跌价后再补进，是无本钱生意）更大赚其钱。金市本以美金结价的（如售出黄金而手里并无黄金，到期时以美金三十五元抵黄金一两），改为以关金结价，则完全由中央银行操纵（关金为虚金本位，其价格由中央银行挂牌决定）。
卖空买空是一定要有对手的，一方面赚钱，即另一方面蚀本；一方面赚大钱，则另一方面就必然吃了大亏，所谓“晋之厚，秦之薄也”。赚钱的是宋孔，吃亏的是谁呢？CC、政学系以及上海大多数金融界、工商界，因此流行了“四凶”之称。哪“四凶”呢？是：“孔祥熙，不祥；徐堪（财政部常次）不堪；陈行（中央银行副总裁）不行；宋子良（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不良！不祥，不堪，不行，不良，是谓四凶！”冤家这样多，当然“官吏投机，捣乱市场”的风声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去了，那时蒋兼行政院长，还假装正经，他郑重其事的对翁文灏说：“咏霓，请你辛苦一趟，到上海去调查，回来时什幺时候到南京，就什幺时候来见我，愈快愈好。”翁文灏见到蒋如此坚决表示，认为调查后一定要办一下。翁文灏到上海调查了两天，把什幺都搞清楚了，回到南京时已近黄昏，打一电话给蒋，问他是否接见，蒋回答他“明天再谈”。翁已觉得奇怪。第二天一见面蒋就说：“我已明白了，上海银行界向来是吃财政部的，现在庸之不让他们吃，所以他们恨庸之。”翁文灏说：“我在上海调查的结果，似乎不是这幺一回事……”蒋马上截断他的话：“我已完全知道，你用不到讲了！”竟不等翁文灏开口，就端茶送客，连“你辛苦了”一类的敷衍门面话也没有说一句。蒋对翁文灏是一向比较客气的，翁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回到行政院，气得话都说不出，停了一会，对蒋廷黻（那时的政务处长）说：“不好干了，辞职，一定辞职！”蒋廷黻问他为了什幺事，翁讲了一遍，蒋廷黻想了一会，说：“我看辞不得，要辞也要等三个月以后，事情冷了下去再辞。如果现在掼纱帽，就种下了裂痕，如有人说起这件事那件事，他们会说是我们泄露出去的，他（指蒋介石）岂是能容人的？说不定会招杀身之祸！”经蒋廷黻这样一说，翁文灏的气愤被吓去了一半，不敢再喊辞职了（翁任蒋的行政院秘书长，大概参预一些秘密，所以蒋廷黻会说“恐招杀身之祸”的话）。原来蒋介石派翁文灏去调查的时候，不知道投机操纵者是谁，所以大打官话，派翁去的同时，又派戴笠去密查。戴笠比翁文灏早回南京一天，已一五一十把内幕对蒋讲了，蒋一听牵涉到宋霭龄，这件事就绝对办不得，所以不让翁文灏开口，免得说出了反而为难。
在公债市场、黄金市场得了大利之后，“四凶”的投机操纵对象又转到纱布、面粉、杂粮方面去。做公债、黄金买卖的还限于金融界、政客、投机商人，投机操纵的影响还不深刻，纱布、面粉、杂粮的涨跌，则影响全体人民，什幺人都害到了。政学系、CC等上一次吃了亏没有出气，这一次有大题目可做，自然不肯放过。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权是这样分的：证券、金业属财政部；纱布、面粉、杂粮则属实业部。而实业部长则是政学系的吴鼎昌，《大公报》上不断明炮要求彻查法办，作舆论动员，吴鼎昌亲自到上海各交易所调查，把经纪人的帐都封起来。吴鼎昌知道要扳倒孔祥熙是困难的，先扳蟹脚，电告蒋介石后经蒋电令，把统税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盛颐两人（宋霭龄的亲信爪牙）扣押起来。到移送法院之后，由杜月笙的几个门生出来把一切责任顶下来，帐户上的某记是某甲，某记是某乙，他们是商人，交易所条例上又没有只许买多少，多买了就犯罪的规定，连一户明明写着“盛老七”的也由盛颐的妹子盛七小姐来承认，帐上又没有注明“男老七”或“女老七”，谁也不能说“男七”不是“女七”。于是烟消云散，依然一天星斗，吴启鼎、盛升颐官复原职。
当这件事闹得正凶的时候，孔祥熙已提出辞职，蒋介石也同意孔辞职。CC的王廷松（上海市党部常委、商会常委、绸业银行董事长，为陈果夫的义妹婿，陈家的“丫姑爷”，他的老婆原是陈家的丫头，到出嫁时由陈果夫的母亲认为义女的，在迭次反日会时发财不少）在南京听到二陈讲起，回上海告诉潘公展，传二陈之命，叫潘在《晨报》（鼓吹法西斯的蒋之嫡系机关报，由潘公展任社长）上骂孔祥熙，潘在几次交易所风潮中也亏了本，正想出出气，听说有此机会，就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不料《晨报》刊登反孔文章时候，蒋已心回意转，挽留孔祥熙继续任职了。孔祥熙看到了《晨报》的文章，拿去对蒋介石说：“你的报把我骂得这样，你看我怎样做法？”蒋介石无话可说，立即下手令，把《晨报》停办。
抗战以后，孔令侃做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一切公家需要的外国货，都由他统一采购，不知赚了多少钱。孔祥熙自己在重庆开设了三十四家大公司，什幺商品，什幺行业都由他操纵。在钞票愈发愈多，物价一天比一天涨的条件下，谁能先取得新发行的票子，谁就占大便宜。大家想一想，谁还能抢在孔家的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