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继长财政之后，一般是“萧规曹随”，在政策方针上和宋子文没有什幺差别，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实施“法币政策”，把白银收归“国有”，从此奠定了滥发纸币的基础。民国二十四年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到远东来，目的是把日本和中国拉进英镑集团，到中国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到日本去活动，结果是碰了钉子回到中国来，于是以全力策动“币制改革”。那时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是世界上仅有的银本位国家，国际收入的差额要用白银计算，而银价的涨落则由美国操纵，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产银国，也只有美国政府能够大量收买白银（民主党在美国叫做“银党”，怕银价跌落了银矿主受到损失，所以民主党的政府就以收购白银作美元基金以维持银价）。银价在国际市场上是时有涨跌的，银价涨跌，中国货币的对外汇率就时有变动，这对于外国的买卖（一般从定货、运输到交货，通常要经过几个月时期），尤其是外国对华投资，要冒外汇涨落的危险（中国银元对英镑的汇率，最低时为一先令二便士，即十七元四角二分三合一英镑，第一次欧战时最高达五先令，即四元合一英镑，相差四倍以上。即以通常涨跌四分之一计算，如甲英商在银元合英汇一先令六便士时投资中国三十万镑，合银元四百万元，到银元涨到二先令时，则四百万元合英镑四十万镑，对投资者有利；如同时乙商运入英货三十万镑，其成本合银元四百万元，到银元涨到二先令时，成本合银元只三百万元，这对英货推销有利；如果在中国的商人以四百万元购英货三十万镑，运回时就只值三百万元了，平空就蚀本一百万元，这样的生意就无人敢做。反过来，某英商在汇率二先令时投资中国三十万镑，合银元三百万元，到汇率一先令六便士时，三百万元就只值二十二万五千镑了，蚀去了七万五千镑；如华商某在汇率二先令时借英商二十万镑，合二百万元，到汇率一先令六便士时却要还本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余元，吃亏也很大；输入货物也同样，成本骤高，销售就困难。所以汇率不固定，无论贸易或投资，都要负担比值涨跌的风险）。如果中国的货币与某一外国的货币的比值固定了，则某国的对华贸易与对华投资就解除了汇率变动的危险，得到了发展的便利条件。所以李滋罗斯把中国拉进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计划，其目的在造成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对英国的更多依赖，而便利英国的对华经济侵略。蒋政府的算盘上，自然也是利益很多：第一，得到英帝国的支持，便利了外国投资与货物输入，可多得买办利润（佣金）；第二，钞票不要兑现，就不必再发公债，财政赤字可以印刷机来弥补；第三，白银集中了，增加厂四大家族垄断居奇的资本。所以，“法币政策”就很快决定实施了。在“法币”制度公布的前一天，财政部发言人经过国民新闻社（财政、外交两部的机关通讯社）发表了一个谈话，声明“外传币制改革之说，完全无稽”，报纸上把这一消息用大字标题刊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宣布白银国有，钞票不再兑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善于说诳，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在实施币制改革之前，全国性的发钞银行，除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外（这四银行的钞票就规定为“法币”），最大的为中南银行，其次为浙江兴业、中国农工、农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垦业、四明等七家银行（其他地方性的发钞银行则很多）。其中农工银行为李石曾所办，接近宋子文，农商银行为实业部所控制，是官家银行，以上两家发钞均不多；浙江兴业发钞甚少，实力雄厚，中南银行发钞虽多，但由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大银行（所谓华北四行）合作，设有联合准备库，不易动摇并吞。因此孔宋财阀在实施“法币”制之前向通商、垦业、四明、中国实业四行进攻，由中国、交通两行集中了上述四行很多的钞票，骤然去兑换现银，造成“不投降即倒闭”的局势，于是这四个银行均加入半数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组，成为中、中、交的附属机关。
币制改革办法宣布后，外商银行以汇丰银行为首，立即表示拥护，将所存白银移交。因为这一改革是英国策动的，是英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大胜利，所以英商首先拥护，它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法令，而是拥护英帝国主义获得了有利条件；而英商银行则在外商中占领袖地位，单汇丰银行一家，它吸收中国的存款在十万万元以上，其余所有外商银行的总计，还抵不上它一半，英商照办了，其他各国虽要抗拒也无能为力了。这又算是宋孔的“成功”，但在国内却不那样顺利，除东南及中部各省的白银多数集中之外，华北各省发钞虽然统一，白银却被宋哲元、韩复榘截留，要留在当地作准备金，不准南运；两广则银元是不用了，但钞票还是以毫券为主，直到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失败之后，华南才通行“法币”，白银才大部到了蒋党之手。山东的白银三千余万两，到民国二十七年韩复榘退出山东，运经河南时才截下来，平津冀察的白银，则到了日本军阀之手，一部份作为“华北联银券”伪钞的准备金。估计蒋党靠改革币制而攫夺到手的白银约为三万万盎斯到四万万盎斯，抗战初期全部运到海外去，不到三年就用光了。
“法币”既不兑现，当然就是“纸本位”了，他本身的价值就是一张纸，其唯一能树立信用的就是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那时的法定价格为每元值英汇一先令二便士半，即十六元五角五分一厘七换一英镑，与英镑紧紧联系起来，所以也可以说是“英镑本位”，随着先令的伸缩而涨跌。虽然宣布时同样列举对美、法等国货币的比值（如每百元合美金三十元），但这仅是形式的，因英美、英法之间的汇市有涨落，如果相差太大，就要以英镑作标准。因为只有在兑换外币时才能显出它的价格（所代表的购买力），所以只要准备一部份外汇应付需要，此外就可以不要准备。宣布币制改革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晚上孔祥熙又发表一篇书面谈话，说明“准备依然很可靠”，他打电话叫中央社上海分社派记者去抄取。中央社因事情重要，特别由采访主任陈万里亲自去取，到了中央银行楼上财部驻沪办事处，原稿没有誊清，要当场抄，陈万里抄的时候，中间跳了一行，原来是说：“法币的准备四成以下为有价证券，六成以上为金、银、外汇及其他准备”（大意），陈抄时漏了一行，变成“有价证券与其他准备”，中央社把这一谈话广播全国，并分送各报发表。第二天孔祥熙大发脾气，要封闭中央社，中央社吓得连忙更正道歉。因为他所说是假的，而漏去一行之后反说穿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认为是故意捣蛋。
这个币制改革案在公布之前是严守秘密的，公布后始提出立法院会议追认，当时立法委员中有不少人不满意，认为这样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不经过立法手续而冒然公布实行，是一种违法行为。那时立法院财政委员长马寅初还是站在蒋集团立场说话的（每次蒋政府决定一个经济财政问题政策或措施，事前必由马寅初发表一篇文章或谈话，说某事应该如何如何，以作舆论准备。直到抗战第三年，马氏对豪门大发战争财，而中产阶级以下濒于死亡线上，实在忍耐不住了，才开始反对蒋党的财政经济政策），在立法院会议中说：“此案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会讨论决定，有最高立法当局孙院长参加，并不是跳过立法机关。”（经济委员会常委为蒋、汪、宋、孔、孙五人，时汪未参加）上海某报有一个小品文，说：“大委员议大事，小委员议小事，此之谓五权分治！”
上面说过，“法币”是属于英镑集团的，美国当然不愿意，而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国际收支差额（贸易上的入超除以侨汇抵补外，不足之数尚相当大，何况还有一笔巨大的资金逃避，特别是四大家族的国外衅富），必须售出白银始能平衡。世界上能够大量吸进白银的主顾又只有美国，因此中国的货币单和英镑联系还不能解决问题，满足了伦敦的主子，还必须讨好纽约华尔街的主子。民国二十五年由宋子文与美国谈判出售白银问题，确定了“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受英美间汇率的影响，又认了一个“洋爸爸”。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开始，蒋政府声明无限制供给自由外汇，造成巨大的资金逃避。南京撤退以后，才采取申请与核准制度，外汇发生了黑市，但上海依然是支出外汇的最大口岸，敌人从华北、华中沦陷区搜刮“法币”到上海大量套购外汇。民国二十七年冬到二十八年上半年，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缔结了协定，中、交两银行出英汇五百万镑，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借给中国五百万英镑，由汇丰银行挂牌维持上海黑市外汇，每元为八便士，八九个月之后，一千万镑的基金就用光了，汇市就从六便士、五便士、四便士、三便士……跌下去，到三十年冬，已不足三便士。在这一过程中，单是麦加利银行就赚了四百万镑，汇丰银行当然更多，而宋蔼龄一个人，据说就捞进了八百万镑。这一笔帐应该怎样算呢？中国贴去五百万镑外汇基金，又欠了五百万镑债，损失一千万镑，而英商银行则拿出了五百万镑，赚进了八百万到一千万镑，还有五百万镑债权在手，迟早要收回本利。但英国那时的确是帮助中国，因为她在华北、华中有不少投资，是希望中国抗战胜利的，美国那时还帮助日本，正大量供给日本以军火及军火原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