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会时代原来有一个机关报，叫做《中华新报》，在上海出版时，主笔就是张季鸾（名炽章，陕西人），那时毫无出色之处，后来吴鼎昌盘下了天津《大公报》，与张季鸾、胡政之（名霖，四川人）三人合作，吴任社长，张任总编辑，胡任总经理。因为吴鼎昌是华北财阀的领袖——盐业银行总经理，中南、大陆、金城、盐业四行准备会及四行储蓄会的主任，消息灵通，对统治阶级敢作批评，逐渐引起读者注意。蒋介石的统治在华北不很巩固，地方实力派（桂系、冯、阎以及张学良）与蒋之间多少有些矛盾，而天津又有租界，所以蒋介石的新闻统一，比较南方为松，而《大公报》即利用这个条件，不时对国民党政府作些批评。那时候，《大公报》却也曾说过真话，如它会批评蒋介石“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这两句话不失为蒋介石一生定评。“九·一八”后，国民党报纸的威信扫地，蒋介石采纳了张群、杨永泰的建议，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运用民间的有力报纸，对政府“小骂大帮忙”，于是就对《大公报》“特加青睐”，另眼相看。民国二十一年吴鼎昌到上海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内，其作用即在团结一切反动力量，以反对人民、反对共产党，巩固蒋介石、汪精卫的统治，所以得到国民党各种御用团体的响应。这也是《大公报》与蒋介石合作的第一声。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概。从此张季鸾就成为蒋介石的顾问，可以不待通报，直接跑进去见他。《大公报》即利用这机会，常在评论中或新闻中透露一些蒋党新闻检查所不许发表的消息，新闻检查所如要检扣，张季鸾打一电话去说：“这是委员长说的，由我对委员长负责。”新闻检查所的奴才们决不敢去问委员长，只好通过。《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帮忙是无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时对蒋政府常加批评，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样，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决不批评蒋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基本政策方针是“对”的，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蒋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这是所谓“小骂”。至于“大帮忙”的手法则更为高明：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国民党所有报纸都大骂张学良、杨虎城，人家一看就说是一面之词。《大公报》并不如此傻，它开始大夸奖百灵庙的胜利与百灵庙胜利的艰难与伟大，这首先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的印象，其次略说一说西安事变是一个不幸事件，最后则提出是非曲直，大家应听一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与主张。它并没有正面明白提出谁是谁非的话，而要大家听傅作义的话，又在傅作义的头上戴一顶“抗日将士”的大帽子。文章这样做法，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打击，比国民党报纸的一味谩骂者要毒辣万倍；对南京政权的帮助也十分有力。这就是《大公报》一贯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时《大公报》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评，说那样不行，会失败，但其作用则在提醒国民党，要国民党聪明些，提防吃亏，基本上仍是帮助国民党说话的。
《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助这样大，所以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看的报纸，而许多国民党要人不论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报》。政学系就利用这一点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当某一问题或某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尚未决定的时候，《大公报》就先进行舆论准备，使政学系获得优势或有利条件。如民国二十六年吴铁城调广东省主席，所遗上海市长一职，各派逐鹿，在人选难以确定时，以秘书长俞鸿钧代理，以后《大公报》即传出“俞鸿钧将真除”的消息，俞鸿钧的资望是不足担任上海市长的（以能力讲，他当然比吴铁城强得多），但竞争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愿竞争的对手得到，政学系就利用这点拖延决定继任人选。最后一次，蒋已同意给钱大钧，第二天的中政会就要提出通过，政学系知道了（那时张群兼中政会秘书长），当晚通知《大公报》，就在报上登出一则“专电”，说“上海市长决定由俞鸿钧真除”。中政会开会时，《大公报》，上海版的航空报已早到南京，大家纷纷猜测，“是否蒋的意见又变更呢？至少表示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吧！”于是反对钱大钧的增加了勇气，结果钱大钧的市长就没有到手，下一次，俞鸿钧就真的成为正式市长了。这仅是一个例子。
《大公报》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元蒋币换美金一元，《大公报》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是照最低的官价二十元蒋币换美金一元计算的，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万万元的外汇，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那里有这样大的津贴！又如抗战刚开始时，《大公报》向海外买进一大批纸，运到了香港，价值近十万元。那时俞鸿钧真除市长不久，胡政之去对愈鸿钧说：“纸已到香港，报馆一时无钱，请市长打一电报给广东吴主席请代垫一下，并把纸代运到汉口。”俞鸿钧当然立即照办，不仅敲了一笔大竹杠，而且那时粤汉路运输极拥挤，化了大钱也不易运输，《大公报》不仅很快运到，还叫别人出钱（这笔纸钱和运费，当然由俞鸿钧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