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当蒋介石与日寇勾搭时期（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战初期），政学系是执行“亲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卫一派（郭泰棋、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几乎全由政学系包办、如黄郛、张群、陈仪、殷同、陶尚铭、蒋作宾、许世英等。抗战初期，地方长官中政学系占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辉、福建的陈仪、贵州的吴鼎昌、四川的张群、广东的吴铁城、浙江的黄绍雄、上海的俞鸿钧、青岛的沈鸿烈，其他各省主席虽非政学系，而民政、财政、建设三厅长及其他省府委员与各行政督察专员（简任职）中，政学系的人物常占半数或半数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战前后则有张群长外交（行政院副院长），吴鼎昌长实业，张嘉敖长铁道、交通，翁文灏的秘书长（吴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继任经济部长），徐堪的粮食，后来俞鸿钧又代孔祥熙长财政，而何应钦则是准政学系，所有重要部门，大部几全为政学系所盘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政权依赖美国，政学系也插足于对美外交。日寇投降，台湾与东北重归版图，这两处都有重工业基础的，在经济上外交上都关系重大，又是熊式辉当东北行辕主任，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
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中于“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当然也有极庸碌的，如吴铁城、蒋廷黻之类），比蓝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来，也巧妙得多。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顺着大势走，谁得势，就帮谁说话，帮谁做事（这当然是专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内部势力的消长而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权位，保持权位。它可以为统治头子做许多丧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路不通，马上又会装作“正人君子”，真是“悲天悯人”，这样，就不至于走上了绝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学系能够团结一群不属于其他派系的老政客与新政客（如过去的翁文灏、胡适等，后来的王云五等），以及吸收原来所属派系已失势或没落的人们（如原属汪系的王世杰、郭泰祺）。政学系没有形式的组织，对每一个成员除升官发财的利害关系外，也没有一定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随人而应变，以达到投机取得最大权利、避免吃大亏的目的。
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绪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时，狼狈不堪，岑春煊率了两营兵赶到“扈驾”，因此连年升擢，做到总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是三个大部份联合而成的：第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华侨及广东的会帮（三合会）和一部份知识分子为主干；第二就是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会帮（哥老会）、新军及知识分子；第三是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主要为江、浙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首先脱离同盟会而成立统一党，不久即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合作而合并为共和党，这是同盟会中的极右翼。黄兴、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以为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就能使封建军阀就范，因此民国初年由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大收党员，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以为国务总理非他莫属（他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挟着“大政方针”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车站就被袁世凯刺死了。接着赣、皖、湘、粤国民党四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胡汉民）及南京留守黄兴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失败，国会也被解散，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民国二年）。以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始终没有参加，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当时国内发生参战与中立、助英与助德的争执，黄兴即组织“欧事讨论会”，并把岑春暄（广西的大官僚大军阀，在粤、桂、滇、黔等省有势力）拉进去以增厚力量，实际上就是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原来国民党议员就分为三派：中华革命党系统的叫做“丙辰俱乐部”（民五岁次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褚辅成、田桐、白逾桓等；“欧事讨论会”一派的叫做“政学会”，其主要人物有汤漪、孙洪伊、杨永泰等，即拥戴岑春煊为首领；另外一派摇摆投机的叫做“益友社”，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议长吴景濂，亦其中的一员。民国六年督军团迫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讨平张勋之后，用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之策，宣布“法统中断”，认为旧国会已失时效，另行召集“临时参议会”，另办一新国会“选举”，于是西南成立护法政府，孙中山因处处受粤、桂军阀（莫荣新、陆荣廷等）的阻遏，离开广东，岑春煊即成为护法政府七总裁的领袖，护法国会中政学会议员最为活跃，此为“政学系”名称所由来。
从“护法国会”之后，政学会议员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军阀，有的从事社会事业。北伐以后，政学系人物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的为黄郛与张群。黄郛与蒋为浙江同乡，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为蒋介石的上司，北洋军阀时代曾因冯玉祥的推荐一度任外交总长。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黄郛为第一任上海市长，做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牵线人，“九·一八”后成为亲日外交家的领袖。张群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同学，辛亥革命时又同在陈其美部下任团长，与蒋私交颇笃，北伐以后任第一任军政部常务次长（部长为冯玉祥），其后继桂系张廷之后任上海第三任市长。民国十九年蒋与冯阎战争时，双方均派代表出关拉拢张学良，张群为蒋的代表，以吴铁城为副，萧同兹等为随员，这些都是嫖赌舞的好手，与东北官僚将领搞得融洽，再加上张群的手腕高明，张学良入关助蒋，冯阎失败，为蒋立下大功。以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为蒋介石四大亲信之一（其余三人为孔祥熙、陈诚、胡宗南）。其他政学系人的被蒋重用，大部出于张群推荐。
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一·二八）后，蒋、汪同时登台，那时看到张群的一切呈报都修理清晰，问张群是谁起草的，张群以杨永泰对，蒋就把杨永泰要了去。那时蒋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杨永泰为“五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把各方来文，摘要分列，寥寥数百字，要义包罗无遗，所拟办法，也极切当。蒋介石过去的秘书长，如邵力子，陈布雷，都只会做文章，不善处理问题，得杨永泰后，省力不少，倚之如左右手，不仅靠他处理文件，还和他商量问题。杨永泰建议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创设行政督察专员，直接由总司令部派出，蒋均执行，于是杨永泰推荐同系的官僚担任湘、鄂、赣、皖、豫各省行政，以后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杨既得蒋信任，即开始揽权：凡各省政府改组，如名单中没有几个政学系人物并担任主要厅长，就很难得到蒋的批准，他必从中破坏。那时蒋长驻南昌或庐山，遥制南京政务，凡国民党要人赴赣与蒋商议要事，如所谈问题与杨的主张不合，或该事不利于杨的同系，则杨必从中阻挠，其方法为：当谈到将入正题时，杨即入室报告“有重要军报须处理”，以打断其谈话。第二日再来时，因昨日尚未谈出轮廓，蒋毫无印象，故须从头再谈，到将说及正题，杨又如法炮制。到第三日，则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从头讲起，会引起蒋的讨厌，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反不如识相些免得碰钉子。只有汪精卫与蒋谈话，则杨永泰从不捣蛋，因为他和汪精卫的主张是一致的。
由于杨永泰的办事能力（******的办法多），蒋介石才进一步重用政学系。民国二十四年冬蒋任行政院长后，除张群长外交外，以吴鼎昌长实业，张公权长铁道，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为政务处长。同时也因为杨永泰的擅权太露骨了，国民党其他派系都不满他，蒋也感到杨有暗施操纵的形迹，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杨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内被蓝衣社所暗杀（事后蒋党制造伪证，说是西南的刘庐隐指使人暗杀的。刘庐隐是胡汉民的亲信，国民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从香港到上海，拟到南京去开会，在上海租界上被绑架，刘被特务拉上汽车后，大叫“绑票”，为租界巡捕截下去，蒋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捕”，把刘再引渡去）。
政学系的所以得势，除由于善观风云气色，会投机，能办事，比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人材较多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大公报》。下面就谈一谈《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