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所主持的情报工作，从封建势力的内部来说，是比较强的，他供给了很多材料——地方反对派的，其他派系的，一直到嫡系干部的言论行动，蒋介石都能相当了解，比CC的中统局要强的多。但对于外国的材料，特别是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则非常贫乏，他虽然派了一些人与日本法西斯勾勾搭搭，也没有搞到什幺有价值的东西。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亟于要明了日本的真意向，以便决定或战、或降、或拖，单靠戴笠没有用，于是叫政学系的王生（抗战开始时驻日大使馆参事）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情报机关，叫做调查委员会，因为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所以王生就叫做“最高调查委员会”（其公开的业务机关叫“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既然是“最高”，他就要统辖军统局与中统局，当然蓝衣社与CC决不肯买帐，这一幕政学系与蓝衣及CC斗法争权夺利的纠纷，也就不了了之，依然各干各事。王生的“最高调查委员会”就专做国际情报，尤其是以搞日本的材料为主，因为王生本人是“日本通”，政学系又是专作对日交涉的亲日派，有很多故旧亲朋在日寇方面做事，他再派一些人去，所以的确也搞到一些材料，曾得过蒋介石的夸奖。这一件事使戴笠很不满，他跑到香港去，召集他的部下训话：一定要把日本方面的情报搞好，可以多化钱，多派人，无论如何不能让王生占先。
戴笠派了一些人到上海去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个是他第三个小老婆的弟兄，毫无能力，是因裙带关系而录用的；上海区负责的人因为他是“老板”（军统局人对戴笠的称呼）的小舅子，就派他管档案文件（包括秘密单据）。戴笠对军统局的职员，待遇很苛刻，主要靠在外敲诈勒索，而内勤则靠吞没外勤的奖金津贴或勒索报效；而上海是沦陷区，鼓诈较难，那个小舅子当然毫无生财门槛，一个月拿八十元薪水，不能享受上海的繁华（那时物价虽仅较战前高一倍，八十元只够吃饭零用，看戏看电影也勉强，更说不上跳舞嫖赌），很不痛快。恰巧那时由陈立夫派出当汉奸的李士群，在沪西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主持“特工总部”，设法找上了这个宝贝，每月给他二干元，“二千元”是“八十元”的二十五倍，超过两年的薪水，于是戴笠的小舅子，就把蓝衣社的文件毫无遗漏地每种都偷出给李士群，连每月领津贴的人员名单，真名假名，统统给了李士群，结果是蓝衣社在上海的人员，一网打尽，连上海区的主任陈恭澍也投敌当汉奸了（蓝衣社投敌的早有王天木和忠义救国军副指挥何某等）。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欧战的局势扭转了，戴笠的工作机关靠了陈公博（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徐逆天深就是戴笠系统）、周佛海、丁默村（伪社会部长，后任伪浙江省长，原为CC特务）的掩护，才重新建立起沦陷区的联系来。周逆佛海的所以拼命争夺上海伪市长一职（汪逆死后陈逆公博代理伪主席，所遗伪市长一职，引起群丑逐鹿，那时周逆大有宁可不做伪财长，非做伪市长不可之概），就是执行戴笠的指示，周逆到任后，曾致电戴笠，请求“蒋主席加委”，戴笠答应他“何时反正，何时即加委”。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周逆的“别动总队指挥”名义就是戴笠委他的。后来周逆与丁逆默村、罗逆君强等解送重庆，实际是戴笠护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