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蓝衣社份子常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别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因此判定谁是“不稳”份子，加上种种帽子。这一工作，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衷寒之前这一职由国民党中宣部叶楚伧兼任），一开口就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是一个极端狂妄的人。据说他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幺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顾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理论。抗战后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现任“国防部新闻局长”，蒋军中的政训机构现已改变名称为“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上面曾说过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份工作被戴笠所并吞了。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是民国二十一二年的事）。后因航空署长徐培根火烧飞机场案件，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八万元钞票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并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两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在交易所扣我用去外，只剩下这八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先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吓慌了，就把八万元收进了，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但另外有人报告蒋介石，徐培根撤职后，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文化建设学会”就为CC所主持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后来投敌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逆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匪叶青。叶青在CC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以****有功被提拔为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后，邓文仪才逐渐取得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