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常以“党统”压人，而蒋介石集团的“党”，则向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霸持，一般称为CC系，包办党务、特务、文化部门。后来蒋介石又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法西斯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也搞特务和文化，他们有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在某些问题上还超过CC，因此也渗入一部份势力到党务部门。到民国二十七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就主要由“蓝衣社”主持。因此CC与蓝衣社之间就时常打架。一般又称“蓝衣社”为“复兴系”，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虽叫“民族复兴社”，但民国二十六年以后CC的公开组织就叫做“民族复兴大同盟”，同时汪精卫派的组织也叫做“民族复兴会”，以“民族复兴”为名的有“社”有“会”又有“大同盟”，虽然“民族复兴社”的招牌较老，但单称“复兴”，就容易混淆。“蓝衣社”这个名称虽无明文，但比较普通而含义明确，所以我们仍沿用这个名称。
ＣＣ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陈氏兄弟，“陈”字的英文字母第一个是Ｃ字，ＣＣ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中央俱乐部”的缩写。不管是那一个说法对，反正都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因此，在谈及ＣＣ团时，首先谈一谈陈氏兄弟。陈果夫出身商人，前面已讲过他做上海物品交易所时的历史，民国十五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三月二十日”事件后做中央组织部长，北伐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陈果夫在广州任后方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十六年“四·一二”后，又担任蒋记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蒋介石下野时连带去职。十七年蒋介石复职时又任组织部长。经过他的手办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圈定“代表”、指定“代表”等办法，“九·一八”后汪蒋合作，他出任江苏省主席，组织部长由他的兄弟立夫担任；以后担任农民银行理事长及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出身于北洋大学，习采矿工程，留学美国，十七年返国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为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工作的创始人，不久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经过一个共产党叛徒代他写了一本《唯生论》，就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兄弟两人霸持党务，许多党棍子都投其门下，所以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谚语流传全国。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事前蒋介石派戴季陶到广州去征求西南实力派的意见，经西南执行部开会商量后，提出执监委员名单，由戴季陶及邹鲁（西南出席“五全大会”代表团的领袖）带到南京，交给蒋介石，由蒋转交陈立夫，嘱其“照办”。后来陈济棠又以私人名义提一名单，蒋介石因为陈济棠是实力派，初拟迁就陈济棠，把原来的名单更改，后经戴季陶力争，仍决定原来名单，但陈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单人数太多，就指使其喽少投西南派的票。结果第一次投票，有许多西南要人没有当选，而“中央党部”的秘书科长（如方治、萧同兹、张冲、徐恩曾等）都当选了中委。蒋介石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已亲自答应，威信有关，于是第二次要选出的八十人，不再经过投票，一律由主席团指定，才了此一重公案。陈立夫操纵选举还不仅如此。那次选举的票数发表时，陈立夫所得的票数仅比蒋介石少一票，已使人觉得很奇怪，实际上陈立夫所得的票数比蒋介石还多四票，陈立夫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亲自在黑板上擦去一个“正”字（五票），所以比蒋介石少了一票。这一件事当然就马上有人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陈立夫太“权高震主”，自己感到威胁了，民国二十五年初，要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消息灵通，就躲入天目山“养病”，托了许多人去向蒋介石说好话，动员了他的叔母（陈英士之妻）去说情，那时陈英士的独养儿子学空军跌死了，陈英士的老婆去向蒋介石哭，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火头过了，想起陈立夫****有功，于是表示谅解，陈立夫的“病”也就好了。以后蒋介石就把朱家骅代替陈立夫，而调陈立夫去代王世杰为教育部长。
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的“德政”就是变学校为集中营，一方面制定教授的黑名单，命令各大学把进步的教授解聘，或不许续聘；一方面利用战区学生的生活津贴收买走狗，致规规矩矩求学的青年，饥寒交迫，所领津贴无论如何也吃不饱。重庆川东师范有一个大防空洞，成为陈立夫拘禁青年的牢狱。民国二十九年重庆发生大隧道口被炸坍窒死数十人的大惨案，国民党政府因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说要整顿一番，陈立夫是委员之一。人家怀疑陈立夫和防空洞能发生什幺关系，国民党的中央社宣布：“陈部长是专家”，人们不知“专家”的意义从何而来，陈立夫虽学过采矿，许多年来早忘掉了，后来经人点明，原来是使用防空洞的“专家”，不仅“专”而且是“发明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那样使用防空洞的。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为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国民党的反动坚决性，又将陈立夫与朱家骅对调，陈立夫回任组织部长，朱家骅做教育部长。
CC的所以为蒋介石所倚重，主要原因之一是最早搞特务。民国十六年的“一一·二二”惨案就是陈果夫布置的，蒋介石借此把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压下去了。在这以前，西山会议派常以“****先辈”自命，他们是“先知先觉”，蒋介石是“后知后觉”，处处倚老卖老，蒋介石不易独断独行。经过“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重行上台，声势就大不相同。国民党中央开会的时候，对重要的案件，陈果夫老是说：“这要征求总司令的意见，再好决定。”胡汉民虽曾发过牢骚：“究竟是总司令听命于中央，还是中央听命于总司令？这样做法，不是爱戴介石而是害介石的。”可是毫无办法能改变这种一切以蒋个人意志为依归的作风。后来就专设一个特务机构，专作对付共产党的执行机关，叫做“调查科”，隶属于组织部，由陈立夫亲自领导，科长为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曾留美习电气工程），在重要城市的公安局内设“调查室”，直接听命于陈、徐。以后又在各省市党部内设调查室，特务网的布置遍及各县区，这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民国二十一年以后，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内设了两个特务部门，第五科由邓文仪主持，第六科由戴笠主持，以情报为主，因邓文仪的成绩不及戴笠，特务工作就归并给戴笠（另外一个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为康泽的“铲共义勇队”，一般工作限于在苏区“清剿”）。戴笠的特务系统一天天扩大，与徐恩曾领导的特务系统就发生了冲突，矛盾日益尖锐。民国二十五年，蒋介石就把他统一起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曾任南京警察总监）为副局长，徐恩曾为第一处长，戴笠为第二处长。名义上虽统一了，实际上第一处与第二处还是互相打架。到二十六年又分为两个“调查统计局”，一属中央党部，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一属军委会，以贺耀祖为局长，戴笠为副局长。两个局长都是挂名的，实权都操在副局长手里。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徐恩曾做交通部次长，由叶秀峰（也是学工程的，曾任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江苏省建设厅长、正中书局总经理、国民党中委）任副局长，其后即升局长，实际工作则由郭紫峻负责。在抗战时期，CC的特务工作“成绩”远落在蓝衣社之后，对日情报固然毫无建树，就是以专门干的“****”工作，也不及蓝衣社，囚禁并磨折爱国青年的集中营劳动营，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蓝衣社的，CC掌握的不足三分之一。CC特务系统人员投降敌人的虽为数甚众（着名的如丁默村、李士群等等，丁默村投敌后即与蓝衣社联系），但对CC毫无“贡献”，CC其他投敌要员，如周佛海等，以后即与戴笠发生关系。所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了一道密令：“在收复区，只准军统局有行动权，中统局只准做报告，不准行动。”因此，中统局劫收的财富比军统局要少得多，在声势上也相形见绌。一九四六年戴笠堕机毙命，军统局（已并入国防部）群龙无首，各不相下，中统局始乘机扩展，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声势。
CC的另一特务工作，就是在学校中建立特务组织，抗战前在上海各大中学组织的叫做“青社”，最初由吴醒亚领导，吴醒亚死后由潘公展领导。“青社”的社员，由CC发给手枪，可以随时威胁教职员和同学，加入了“青社”，可以不上课，不考试，照常升级，照常毕业，毕业后升学或就业，都由CC所把持的行政机关负责，每月还有二三十元津贴，足够在小舞场中夜夜跳舞。中学毕业会考，过去是很严格的，有很多学生为了应付会考，逼出病来，但“青社”社员在考试前可以先偷题目，考试后又有“特别加分”，只要有三十分就好加到六十分，会考就及格了。所以就有一批浮薄青年，加入这个特务组织。加入之后的工作，就是监视有正义感的爱国的进步学生与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教员，随时做情报，今天说甲“反动”，明天说乙是“人民阵线”。那时在上海各大中学都有，大学中尤以暨南大学为最嚣张，暨南大学校长白鹏飞在礼堂讲话，特务学生掏出手枪来，喊“滚下去，滚下去！”白鹏飞不安于位，于是由CC的何炳松去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后，带了一批CC特务去当职员及教授，但特务学生仍极嚣张，致好几次由吴醒亚亲自赶去解释。暨南曾发生一个笑话：训导处规定学生不准一人住一间宿舍，必须两三个人合住一室，但有许多学生霸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让别人搬入。训导处职员去干涉，一个学生把袋一拍：“老子有手枪，老子不搬！”训导处职员也把袋一拍，说：“老子也有手枪，老子一定要你搬！”民国二十五年的复旦大学风潮，就是潘公展想做复旦大学校长，而策动特务学生捣乱而起。CC团这套行动使许多旧社会的士绅学者（甚至如国民党老党员、曾任江苏民政厅长的胡朴安等）都一致认为是“贼夫人之子”（害人子弟）。
CC的领袖除陈果夫立夫兄弟外，重要的有朱家骅、谷正纲、程天放、余井塘、张励生、李宗黄、张道藩，其次则有叶秀峰、潘公展、吴开先、徐恩曾、方治、萧同兹、程沧波、马元放、赵棣华、李中襄、许孝炎、陶希圣、陶百川、许绍棣、项定荣、罗霞天等。陈布雷的主张态度，与CC沆瀣一气，但他直接受蒋介石的支配，只能算是半个CC。在上述诸人中，有些已脱离二陈（如朱家骅），或与二陈貌合神离（如程天放），或脚踏两头船（如张励生），但他们都是CC出身，本质上立场上与CC没有分别，所以仍归入CC。
朱家骅，字骝先，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为吴兴同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参加民国十五年北京“三·一八”运动，其后与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先后到粤，助钮永建、叶楚伧办“中央学术院”。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朱任副校长，北伐后任浙江民政厅长（时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朱原与张静江关系很好，后因闺阁暧昧事件与张积不相容，朱泣诉于戴季陶，戴言于蒋，民国十九年秋冬间，张、朱乃同时去职。朱回南京后即成为CC的要角，曾一度任交通部长，抗战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日寇陷杭州，朱已狼狈西逃，因战事紧张，蒋又派黄绍雄回浙主政，朱内调代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其后又转任组织部长。朱在担任秘书长与组织部长任内，不断将各省市党部书记长调入中央训练团受训，而派其私人代理，在CC团中单独形成一派，脱离二陈而自树一帜，人称为“新CC”。在国民党内部，朱家骅虽有一部份势力，但比起二陈来却相差甚远，不能起决定作用。蔡元培逝世后，朱因北大关系，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四四年与陈立夫对调，任教育部长。朱为着名亲德派，苏德战争发生，与德使馆人员相约在新疆见面者（意即德国完全打败苏联，德军进入中亚细亚而到新疆边境，他们到新疆去庆祝德国的胜利），朱家骅亦是一个。
谷正纲原来是汪精卫部下的一员大将，民国二十一年汪蒋合作，谷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其后社会部成为行政院的一部，谷仍任部长。由于****反人民极为坚决，即与CC合流，汪精卫投敌后，谷仍留重庆供职，蒋对他更为信任。民国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恒源（问渔）、冷（御秋）拟成立一政治团体，定名为“国讯同志会”，黄等与蒋谈及，蒋说“可以”，即由黄、江、冷三人出面写一文件呈蒋，蒋亲笔批“交社会部依法办理”，黄等就持交谷正纲，要办理立案手续。谷正纲与陈立夫、朱家骅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不让组织，但既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又没有任何借口不准组织，于是就由谷、朱两人去恫吓黄、江、冷三老，说：“共产党太厉害了，我们国民党有五十年政治斗争历史与经验，还搞不过共产党，你们要成立一个政治团体，一定会被共产党操纵，那时我们固然不好办，你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黄炎培经此一吓，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评国民党一顿了结（民主政团同盟于民国三十年春夏间成立时，原定由黄炎培任主席，黄因“国讯同志会”未组成，他没有“政团”，未加入同盟，其后民盟名称删去“政团”两字，黄始参加）。
程天放原为陈果夫的重要干部，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程为秘书长。其后CC排挤政学系的民政厅长辜仁发，程天放认为一定由他继长民厅，但陈果夫却因余井塘更为忠实而给了余井塘，程天放因此一怒而去职，其后即投奔政学系，曾一度任中央大学校长，又出任第一任的驻德大使，闹了不少笑话。以后就不大活跃了。
余井塘本非国民党党员，民国十六年从法国回来找不到职业，经西山会议派收容，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十七年春蒋复职时，陈果夫回任组织部长，西山会议派的职员都去职，独余井塘因怕失业而留在部里不走，因此受陈果夫重视，由干事而总干事，而秘书，而主任秘书，而中央执行委员，而组织部副部长，而江苏省民政厅长，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余在CC中为庸材之尤，但以盲从为二陈所赏识。
张励生在“九·一八”后任国民党河北平津特派员，专作逮捕进步人士及威胁意志薄弱者“自首”等特务工作，原属CC在北方的健将，其后则与陈诚关系密切，因此抗战后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副部长，又一度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日寇投降后任内政部长，并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八代表之一。一般称张励生为“三陈系”，因他的老板不仅为陈果夫立夫兄弟，另外还有一个陈诚。
李宗黄是CC中的“县政专家”，国民党的“新县制”，大部出于李宗黄主持的“县政研究委员会”所规划，因此得任南省民政厅长。民国三十四年杜聿明驱逐龙云，由李代理南省政府主席，“昆明惨案”即李与关麟征二人合演的“杰作”，为罪魁之一。
潘公展与二陈为吴兴同乡，曾任《申报》记者，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以后始加入国民党，因同乡关系得两陈引援，历任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长、秘书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主办《晨报》。为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二十四年因得罪孔祥熙而停刊。“八·一三”抗战时，利用社会局地位，与杨虎（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警察局长兼戒严副司令）狼狈为奸，勒索工商界，非缴纳几近半价的贿赂，不许搬出闸北货物，十一月国民党军撤走时，放火烧光，致损失六万万元以上（当时汇价相等于二万万美元）。上海商人曾致电蒋介石：“请斩蔡潘以谢沪人。”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日寇投降后回上海任“市参议会议长”。
吴开先在大革命时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校对，一度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后首先叛变，成为****特务的主要人物，因此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总干事而组织部长，而常务委员，成为上海的“党皇帝”，并操纵黄色工会。潘公展任教育局长时，用人行政全由吴开先主持。其后与潘矛盾甚尖锐，曾散发传单，宣布潘公展十大罪状。抗战后退至武汉，任CC的公开组织“民族复兴大同盟”书记长。汪精卫叛国后，吴开先系的上海市党部委员自书记长蔡洪田以下，汪曼云、黄香谷等完全投敌，吴关先即到上海主持国民党“党政统一委员会”，与敌伪勾结，太平洋战争后以“被捕”形式投敌，不久即由敌伪送回重庆，从事诱降活动。日寇投降后任上海市社会局长。
程沧波，名中行，原来是研究系，《时事新报》主笔，批评国民党以尖锐着称，蒋介石曾公开在纪念周上骂过他，其后即受国民党收买，出国“考察”后任《中央日报》社长，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继程天放为秘书长。西安事变时痛骂张学良，从祖宗三代骂起，宋子文曾当面指斥他没有报格说：“你究竟是骂张学良，还是骂政府？张学良如像你所骂的一向极坏，政府就不该用他，责任就不在张学良而在政府了。”程私德极坏，其属员眷属之年轻貌美者，辄多方勾引，不理人口。民国三十年任监察院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任江苏监察使。
张道藩，曾留学法国，习美术，为CC主持文化工作，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桂系何民魂任市长时），内政、教育两部次长，抗战后曾制造各种御用文化团体。但久不得升官发财，因此跟老画师齐白石学画，时发牢骚，蒋介石曾骂过他“愈老愈糊涂”。
马元放（原名饮冰），最初在南京市政府任编审，受知于张道藩，投入CC，出任江苏省党部委员。抗战后任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江苏省教育厅长。民国二十九年在上海被捕即投敌，民国三十二年由周佛海派回重庆。日寇投降后任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兼南京市副市长。
赵棣华为CC掌握财权的大员，陈果夫任江苏主席时任财政厅长，抗战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陶百川出身小学教师，“四·一二”后从干事秘书而上升为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因私自拘捕北平学生代表，为上海人民法庭所通缉（由市长张群亲笔签署缉捕令）。民国二十二年上书陈立夫请求出洋留学，中有“他日学成归国，决不如羊公之鹤，对客不舞”（意思说一定为你出死力）。那样的信竟公开刊于上海市党部的机关刊物中，真是无耻之尤。抗战后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其后回重庆任《中央周刊》社社长，专门造谣，甚至说：“共军刘伯承部袭击国军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即刘伯承邯番号）。
其他诸人，叶秀峰、徐恩曾前面已谈到过，方治（安徽人）原任宣传部秘书，抗战后一度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后代吴绍澍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萧同兹为中央通讯社社长，蒋冯阎战争随张群、吴铁城出关活动张学良入关。李中襄、许孝炎为抗战期中的参政员，与陶百川为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党团负责人，许孝炎为宣传部主任秘书。陶希圣为着名汉奸，众所共知，无庸介绍。许绍棣（即与郁达夫之妻王映霞通奸者）、项定荣、罗霞天均为浙江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