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是黄埔系，没有黄埔军校就不能成为军事“领袖”，没有军权就不能成为独裁者。所以他第一位重视的势力是军事。一般所说的黄埔系，又可分为二部份，一是黄埔教官，一是黄埔学生。在两者之间，蒋介石尤其偏重于扶植学生，使他们逐渐取得实权。而在黄埔教官与学生之间又特别扶植浙江同乡，同样资格和能力，浙江人与非浙江人就相差得多。如果资望能力两者不同，只要是浙江人，尽管资望低、能力差，也会不次提拔，地位可能比非浙江人的资望较高、能力较强者为高，权力也可能较大。这也是封建军阀的所以成为“封建”的特征之一，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在黄埔系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后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有陈诚，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的首推胡宗南，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三个代表人物。
何应钦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第一次东征时任学生军团长（另一团长为福建人谭曙卿，北伐时做过杂牌军某军军长，后来枪毙了）。和何应钦地位相等的，只有邓演达和王柏龄，邓演达是第三期到第六期的教育长，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民国二十年被蒋所杀。王柏龄是教导部主任，是军事理论家，做教导师长时一战而全军覆没，从此脱离军队，曾一度做江苏省建设厅长，抽了几年大烟就病死了。何应钦则一帆风顺，从第一军副军长、军长、东路军总指挥、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一路军总指挥，成为蒋介石部下第一员大将。当宁汉合作，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也是促成蒋下野的动力之一。当时有很多人顾虑到蒋下台后，蒋的嫡系部队无法统率，会闹乱子，何应钦表示他有把握。蒋介石本来准备做一次袁世凯拒绝南下的老文章，吓一吓西山会议派老朽们的，但由于何应钦的态度也偏于挤蒋下台，因此，就不得不暂时出洋（民国元年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职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议定的条件为袁到南京宣誓就职，参议院派蔡元培为特使，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多方推托，到无可如何时，即嗾使曹锟“兵变”，造成非袁坐镇北方不可的局面，因此孙中山及临时国会即对袁迁就，允许袁在北京就职）。正因为如此，民国十七年春蒋介石重行登台，第一件事，就是把第一路军总指挥部撤销，扩大改组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其下分设三个纵队，以第一军军长刘峙为第一纵队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二纵队总指挥，方鼎英为第三纵队总指挥，何应钦则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从此削去军权。以后何应钦虽历任训练总监、军政部长，但始终没有掌握实际军权。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应钦乘机取得了掌握军令的权力，竭力主张“讨伐”张杨，担任了“讨逆军总司令”，那时何应钦的算盘是最好的：如果因他积极主张“讨伐”而蒋出来了，则他是“救蒋第一功”；如果因他积极“讨伐”（那时何应钦曾下令空军轰炸西安，见“西安半月记”宋美龄的文章，宋到西安去时中途在洛阳对空军演说，再三谆嘱：没有她的命令，不能到西安去轰炸），而蒋死在西安了，则他又是“继蒋第一人”。何应钦所希望的自然偏重于后者，最好是蒋死了，他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封建军阀的头子。可是他那时也很苦，“讨伐军总司令”的名义是发表了，对军队的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有些部队则根本不听他的号令（如教导总队的桂永清等）。他迫得没有办法，只好采纳政学系的建议，任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把实际指挥军事的责任推给刘、顾两人。蒋介石释放之后，又请假一时期始复职，何应钦利用这一机会，在军队中拉拢了一些私人关系。蒋介石复职后，何又尽量争取用人行政上的发言权，蒋介石也不能不多少采纳一些。从此以后，何应钦利用军政部的行政地位，特别是补给品的迟发早发等以扶植自己的势力，如某师师长和他好，听他的话，则可以早发，报销可以马马虎虎；如某师师长不听他的话，与他毫无关系，则报销屡加挑剔，军实品压到最后发——如春天发棉衣，九月发蚊帐之类。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舞弊是一般性，谁都有毛病，而军实品从来也没有都能按时供给过，军政部尽有上下其手的地步，因此有不少军官就或多或少地与何应钦发生了关系。据民国二十九年、三十年的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或师参谋长，有一百三十余人与何应钦有关系的。这个势力可不小，但蒋介石并不着急，因为：（一）那些军官虽与何应钦有关系，但并非专属于何应钦的；（二）何应钦只能在蒋的势力下拉拢一部份军官，而不能拉他们脱离蒋介石；（三）在抗战时期，何应钦的声誉最不好，没有人信仰他，因此不能形成政治上威胁蒋介石的力量。所以抗战末期，虽因罗斯福的提议而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罢免，但仍保留他参谋总长的地位，而且不久又任命为中国陆军（美国装备与训练的一二三四方面军）总司令。
何应钦是着名的亲日派，长城战役（民国二十二年）后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与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签订过卖国的何梅协定，连亲日派头子黄郛（时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骂他是汉奸。政治上则与政学系关系最密切，在他和日本军阀办交涉（进行卖国勾当）时，熊式辉和陈仪两人是他的左右手。何应钦在军事上虽毫无特长可说，从来也没有打过什幺好仗，但政治手腕却不弱，善于利用别人的矛盾，如利用陈诚与胡宗南的矛盾，白崇禧与陈诚的矛盾，以巩固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何虽军人，但讲话极有条理，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中为口才较好的一个。
在黄埔教官中，除何应钦、王柏龄等外，资望较高的有方鼎英，也曾任教育长，因方氏似乎反动手段不够残酷毒辣，所以不久就消沉了。因缘时会而飞腾的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这三个都是饭桶，但由于对蒋介石绝对服从，所以十六年就升做军长，都做过封疆大吏（刘峙河南省主席，顾祝同江苏省政府主席，钱大钧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日本投降后上海市长），但他们都被陈诚追过头了。北伐时期，陈诚仅是一个团长，到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整编部队，陈诚在第四师徐庭瑶部下任第十一旅旅长。刘峙、顾祝同已做过总指挥，当刘峙、顾祝同是“二级上将”时，陈诚还是“中将”，现在刘顾还是“二级上将”而陈诚已是“一级上将”了。抗战初期，刘顾都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顾祝同的三战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但现在陈诚是“参谋总长”，而顾祝同是他下面的“陆军总司令”。陈诚是蒋介石部下将领中擢升得最快的，为什幺蒋对陈诚特别重视呢？原因之一就是陈诚和蒋是浙江同乡。“浙江同乡”这一关系，对于每一想在蒋介石独裁集团“飞黄腾达的奴才们”是有极大关系的，如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陈布雷、翁文灏，都是靠了这一关系，所以比其他同时做同等工作的人易于“出人头地”。在军队中，要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特殊提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或教官，第二是浙江同乡。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就很快“高升”了，就是犯了罪过也不要紧；如具备两者之中的第一个条件，那也能升迁，不过比较慢一些，可是不能犯错误，否则就要倒霉；如只具备第二个条件，至少可以保持禄位；如果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升官的希望就很少而倒起霉来却不可限量，说不定那一天会把你“示众”。陈诚比刘峙、顾祝同等升官升得快，就沾了“浙江人”的光（刘峙是江西人，顾祝同是江苏人）。但陈诚的所以得法，并非单纯为了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出卖邓演达，为蒋介石除了一个大劲敌。
邓演达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在黄埔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三四五六期中，甚至超过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主张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系与非黄埔系的军人，参加“第三党”的很多，陈诚也是其中之一。黄埔军人是蒋介石的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邓演达则能与他争夺黄埔军人，所以蒋介石最忌邓演达，必欲杀之而后安心。邓演达从德国回来后，住在上海活动，蒋介石虽命令特务去多方对付他，但邓亦颇为机警，终难得手。最后由陈诚出马去找邓演达，因为陈诚是“第三党党员”，党员找党的领导者当然并不奇怪，邓演达与他会面了，陈诚当时表示很好，没有几天，邓演达及十几位第三党的重要干部都被逮捕了，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事，到十一月廿八日邓即被蒋所杀。从此以后，陈诚就一天天飞黄腾达起来，就是犯了错误，蒋介石也特别优容他。抗战之前一年，陈诚身兼三要职：广州行营副主任（主任由何应钦兼，何当然不能去，实权归陈诚，行营参谋长为罗卓英，办公厅主任为林蔚，都是陈诚嫡系）、武汉行营副主任（主任为何成，但蒋介石当面命令何成：“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全归辞修作主，你不准过问。”所以何成是一个傀儡主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实权之大，超过任何军人。抗战以后，权力更大，一身兼的要职，计有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还节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一九四一年因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联合起来反对他，利用“宜昌失守”为口实在蒋介石面前猛烈攻击他，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把政治部部长及三青团书记长两职给了张治中。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以流氓手段要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否则他就不抗日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个要求，以魏德迈代替史迪威，同时也要求蒋介石把显着无效率而不孚众望的部长撤换掉，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不得不更换一下，以敷衍美国政府的面子。当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的时候，蒋要何推荐继任人选，何应钦上了一个签呈，推荐顾祝同继任军政部长。蒋介石看了之后置之不理，何应钦等了几日杳无音信，就托人去打听究竟，知道蒋介石写了四个字在上面是“辞修如何？”何应钦马上另上一签呈，推荐陈诚，于是命令就下来了。一九四六年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时，形式上似乎“国防部”比“军政部”扩大了，实际上则实权操在“参谋总长”之手。“参谋总长”直接秉承“国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不受“国防部长”的节制，“参谋总长”指挥着“陆军”“海军”“空军”“后勤”四个“总司令”，“后勤总司令”所管的“军需”“兵工”，原来是归军政部管的，这样一来，“国防部”的职权比原来的军政部反而缩小了。所以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形式上似乎真是做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继承人”（这个故事下面再谈），实际则是陈诚的傀儡。
在黄埔学生中，升官最快，军权最大的是胡宗南，大家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最得意最加意培植的学生，甚至很多人相信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真正继承人。在抗战中统率了四十几万嫡系准嫡系军队，任何一个将领没有他那样多的部队，可是他并不打仗。日本投降后，他的部队东到东北，西到新疆，那些部队虽分到别的地区，但仍遥受胡宗南的指挥，当地的高级指挥官是不能指挥如意的。胡宗南不仅在抗战中毫无功绩可言，就是在十年内战中也没有显出什幺能耐，以黄埔学生相比较，讲学问能力不及范汉杰，讲“战绩”则比关麟征差得远，比杜聿明也不如些，但为什幺能掌握那样大权呢？同样一个原因，他是“浙江人”。
抗战以前，胡宗南的第一军近十几万人，军饷最多，装备最好，一个连有二百人，一个师几近三万，被认为蒋介石嫡系最精锐的部队。八年抗战中，胡宗南只派过一部份军队参加淞沪战役，结果几乎全军覆灭。从此以后，就缩在西北，从来没有打过仗。抗战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四年中，只有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军火源源不断地从新疆运进来，绝大部份用于加强了胡宗南的部队，因为他驻扎在陕甘，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近水楼台先得月”，用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械弹药，对付中国共产党，这是蒋介石集团认为最得意的杰作！不担任抗战任务，而一天天坐大，就是黄埔军人也有很多人心中不服。关麟征曾说过“大概他政治上有办法”，甚至有人因他三十余岁不结婚而推断他“不能人道”，更因此推测与蒋介石有什幺“特殊关系”，这只能说是无稽之谈。关麟征说他“政治上有办法”，倒有几分道理，大家知道：“集中营”就是从西安创始的；而着名托匪叶青（即任卓宣，现在已是国民党中委）则是胡宗南的重要干部。在嫡系军人中，实施各项法西斯统治的血腥办法的，胡宗南是首屈一指。这也是胡宗南特别受蒋介石重视的主要原因。
在蒋介石的嫡系军人中，只有陈诚和胡宗南两人最得蒋介石信任，到日本投降时为止，能够不等通报直接进去见蒋介石的，除戴笠之外只有四个人，就是陈诚、胡宗南、孔祥熙、张群，此外则连何应钦都要通报后才能进去，不能直闯。陈诚和胡宗南两人因为干的是同一行，所以相互间矛盾很大，彼此都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常常互相攻讦。蒋介石就利用这一点以维持“最高的威严”，陈胡两人要争权，就必然互相竞赛：“谁对领袖更显得忠实”，“谁更尽心尽力于领袖的意图”。何应钦则利用这一点使陈胡二人都要拉拢他以加强自己一面的声势，而在蒋介石面前都不说何应钦的坏话，且进一步代何应钦说好话。直到一九四一年陈诚失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职位时，何应钦与陈诚的关系才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