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说过：“左派”右派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升降机，他靠了利用这一矛盾排斥压倒许多资望较高的国民党领袖而独揽大权。他的第二个升降机则是利用“党统”以对付其他军阀。民国十六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武汉仍保持着国共联盟，领导全国革命，遂平一役，击溃了张作霖最精锐的三、四两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所统率），使帝国主义与地主买办阶级大吃一惊，他们明白了单是一个蒋介石并不能把中国人民的革命高潮镇压下去，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对付中国人民，于是竭力促成冯玉祥与蒋合作（在“四·一二”之前，武汉政府任命蒋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当时陈独秀对冯的估计很高，说他是“代表农民的”，最可靠！遂平一役击退了奉军，第二集团军得从陕西开入中原，他却不到武汉去，反先和蒋介石会面，交换兰谱，结为盟兄弟），策动汪精卫、唐生智背叛革命，为了统一******力量，议定了汪蒋同时下野，宁汉合流。蒋介石到日本去，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家中住了一个时期，受了这个着名的日本法西斯大流氓的教诲，回国后即与宋美龄结婚（把陈洁如送到美国去）。在蒋介石下野时期，国民党中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军阀合作当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讨伐唐生智，占领了武汉。这时蒋介石已布置重行上台的一切把戏，当南京的西山会议派于十一月廿二日举行讨唐胜利的庆祝大会时，陈果夫指使喽开枪扰乱，警察因此开枪，伤及群众，于是到处闹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的运动，要求惩办葛建时等，闹得不可开交。十二月中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会议，蒋介石一只手抓住了西山会议派的弱点，另一只手则以广州暴动打击汪精卫派，这样一来，只有蒋介石可以上台了，于是再任总司令。十七年继续北伐，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全国算统一了，改组国府，成立五院，蒋介石当了国府主席。当主席是西山会议派联合桂系限制蒋介石的结果，因为实权在行政院，但他们把行政院长给了原来的国府主席谭延，把有名无实的“主席”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十分不愿，就设法收拾桂系。
那时西山会议派自恃****先觉，以国民党正统自居，胡汉民也和他们比较接近。广西军阀则李济琛坐镇广州，李宗仁在武汉，白崇禧在北平，都兼政治分会的主席，湖南省的主席程潜、鲁涤平，先后为桂系驱逐，唐生智的旧部几乎全部投到桂系阵营，桂系势力从两广两湖直到河北，声势浩大，如一弧形包围着蒋介石所控制的东南几省。蒋介石首先拉拢了李济琛部下的陈济棠，把李济琛骗到南京去囚在汤山，同时与汪精卫进行谈判，说：“我自知资望不足，党国重任一定要汪先生才能负担，但今天桂系军阀篡夺国民革命的果实，篡窃党权，实在忍无可忍，我们首先要打倒桂系军阀，桂系军阀打倒后，我一定下野，一切由汪先生来领导。”于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就作下列三种策动：第一，叫张发奎从江西出兵进攻湖北；第二，代蒋拉拢唐生智北上运动其旧部；第三，通过俞作柏的关系去分化桂系内部。这三着，特别是后两着，都收到极大的决定的作用：那时，白崇禧在华北所统率的军队，几乎全是唐生智的旧部，如廖磊、周等，部队都在北宁路上，蒋介石一面扣发白部的军饷，一面则交给唐生智两个月的军饷，由唐带到秦皇岛去运动其旧部，一面发饷，一面宣布“打倒了桂系，回湖南去”。于是湘军都重归唐生智的“护党”旗帜之下，唐生智原定活捉白崇禧的，白崇禧事前毫不觉察，原来是很容易活捉的，结果因廖燕农（磊）对白崇禧的感情较好，把白放走了，白崇禧总算能够从海道只身逃回广西，未做俘虏。武汉方面由于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一切实权操纵于胡宗铎、陶钧两人之手，夏威、李明瑞、杨腾辉等桂系嫡派将领颇不得意，对胡宗铎、陶钧有意见。当战争发生之前，李宗仁因目疾到上海租界去医治，不在武汉，夏威态度消极，称病入医院，前线军事由李、杨指挥，俞作柏就去运动李、杨。广西将领本有“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又要我们广西人了”之感，俞作柏去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就不战而退到武汉，于是胡宗铎、陶钧等就狼狈向沙市、宜昌一带西退，蒋介石唾手而得武汉。李宗仁亦仓皇由沪南返，桂系的势力缩到广西老家一隅，而张发奎则却被蒋介石摆布追击，一直到了宜昌，仍旧是“张逆”。唐生智虽然对蒋“功劳”不小，不仅回不得湖南省，接下来却是二次讨唐，其实力完全被瓦解分化。桂系军阀的浩大声势是打倒了，只剩下叶琪、夏威两个军，实力比北伐出师时大不了多少；汪精卫、陈公博等不仅上不了台，连党籍也没有恢复，蒋介石的“元首”地位却更加巩固了。
这一次最失败的是善于投机的冯玉祥。那时冯玉祥的势力从陕甘发展到豫鲁，蒋桂两方都要拉拢他，他也两面敷衍，一面屯兵于信阳，一面屯兵于徐州附近，坐观胜败，如果蒋胜李败，他即由平汉路出武胜关而南取武汉，可以比蒋介石到得早，湖北就是他的地盘了；如果李胜蒋败，则他即由津浦路直下南京，李宗仁还来不及赶到，中央政权就归他控制。他这样想：你们去火拼，打得你死我活，实力互相消耗，败的固然吃了大亏，胜的也精疲力竭，让我来坐收渔人之利，那时打了胜仗的，也无力与我争夺了。他印好了十万份讨逆布告，但每个“逆”字之上留一空白格子，预备蒋胜了就填上“李”字成“李逆”，李胜了就填上“蒋”字成“蒋逆”，好在所宣布的十大罪状，如：“屠杀青年”、“压迫民众”、“苛捐勒索”、“卖官鬻爵”、“违背总理遗教”、“培植私人势力”、“不守法纪”等等，蒋李都是一样，可以统一使用。不料蒋介石的手段特别厉害，竟能利用唐生智、张发奎抄桂系的后路，利用俞作柏运动桂军倒戈，战事迅速解决，冯玉祥还没有出武胜关，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已进入武汉了。冯玉祥便宜没有到手，而他的空白布告倒到了蒋介石手中，而桂系一去，蒋冯矛盾就格外尖锐起来，不久即发生蒋冯之战。由于韩复榘、石友三两军团被蒋收买反冯，于是冯玉祥又失败了。民国十九年冯玉祥又联合阎锡山反蒋，把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的领袖谢持抬了出来，结果还是失败。蒋介石搞垮这些实力派的政治资本，就是：别人都是军阀，他自己则是国民党“正统”。
当“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李济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都曾帮过蒋介石很多忙。那时除西北国民军（后改称第二集团军）外，蒋介石所指挥的为：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主力为第八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主力为第二第六两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主力为第七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主力为第一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兼江西省主席，主力为第三军），后方留守司令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广州，第四军一部及第五军），广西留守则为第七军副军长兼党代表黄绍雄。蒋介石开始公开****时，拥护他的除嫡系的何应钦外，只有李济深、白崇禧、黄绍雄三人，程潜是那时武汉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唐生智是反蒋的拥护者，朱培德、李宗仁则左右观望。朱培德在接到蒋介石“清党”命令之后，就来一个“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送出共产党人之后，他仍接受武汉派去的汪精卫孙科系统的政治工作人员。黄绍只能尽看守广西之责，作用不大，白崇禧则出任上海卫戍司令，对屠杀共产党员是相当卖力的，人杀了不少，但初期的实际工作由陈群、杨虎负责，卫戍司令部只管执行（虽一般经军法处审判，大都虚应故事，清党委员会说杀就杀，说放就放，只有清党委员会没有具体意见的人，军法处才能作主）。那时的李济深则是****最坚决的，一般公认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所有这些军阀都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但那时在机会主义陈独秀的领导下，只认为李济深是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而蒋介石则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唐生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冯玉祥又是代表农民的。这种可笑的毫无根据的分析，自然要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而把大革命引到失败的道路），“清党”事件一发生，他立即在广州进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知识份子与青年，着名的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时因病在医院治疗，被拖出枪杀）、熊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主任）等都死在他手里。因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工农运动比较有基础，而又是财赋所出的地区，那时北伐军的军费和国民政府的政费主要就靠广东，所以广东的倾向最关重要。广东的革命势力被李济深镇压下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才减除了一个最大的威胁，才完成了对武汉的经济封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阵营讲：蒋介石是绞杀大革命的“第一大功臣”，李济深就是“第二大功臣”。
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认为他是农民出身，最可靠的，只要与第二集团军会师了，就有把握打败蒋介石。平汉路豫南一战，邓演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奉军打退，西北军可以顺利东下河南。冯玉祥到了河南，却不去与武汉政府会面，倒是与蒋介石会面。武汉方面虽大吃一惊，但机会主义者还宣传冯玉祥与蒋介石会面，是为了说服蒋介石先共同打倒北洋军阀。蒋、冯会面后不久，西北军里比较公开的共产党员都被送走了，而且“送”字之上还没有“礼”字，比朱培德还不如。冯玉祥被奉系军阀迫走时，到了一趟苏联，回国重整旗鼓，是得到苏联帮助的，五原誓师时曾发表了一篇漂亮动人的演词，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转载过，所以大家对他的期望很高。冯玉祥一倾向到蒋介石一边，本来不很坚定的武汉一批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物就失去了信心，日益动摇起来，也就助长并加速了唐生智、汪精卫这一批人的叛变。
从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发展到唐生智的叛变，当然直接结束了武汉政府的命运。李宗仁到了武汉，通过胡宗铎（湖北省政府主席）、陶钧两人的手，进行了最残酷的屠杀。在武汉，只要在家内烧一张字纸，经人报告后就杀头，不需要任何证据和口供！理由很简单：不是秘密文件就不需要烧；有秘密文件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要杀头。在这样的逻辑下，桂系军阀在湖北创造了最残酷的血腥统治。而这些方法，到蒋介石统治武汉时当然“一仍其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