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够得上说是“挥金如土”了，但在蒋介石二十年来所搜刮所挥霍的数字中仅为“沧海之一粟”。如民国十九年蒋冯之战，蒋的嫡系精锐第三师（师长为张治中）、第四师（师长为徐庭瑶）几乎全军覆灭，蒋介石用陈诚所献的计策，以一千五百万元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叛变，得以转败为胜。那时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两万万元左右，一千五百万元就占了十三分之一；那时候，蒋介石自己的军队不足三十万，全年的军饷只要三千多万元，一下子就付出等于全年军饷的一半，可见蒋介石用钱用得很慷慨。
民国二十五年夏，蒋介石用二千余万元收买陈济棠的空军，有人计算一下，比买新飞机还要贵三四倍，说这个买卖不犯着做。蒋介石说：你不会算帐，这个买卖并不吃亏，而是便宜的——我们买一架新飞机，只能抵他一架，现在把他的收买过来，我多一架，他少一架，当然一架要抵两架的价钱；单有飞机还不中用，一定要有人，训练一个空军人员，比买一架飞机的钱还要多，我训练一个，也只好抵他一个，收买他一个，则我多一个，他少一个，自然一个要顶两个。因为蒋介石精明到此地步，于是陈济棠的“天南王”就垮台了。
在抗战之前，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武器好，服装好，吃得更好，嫡系军官还另外有额外补助费，如李延年，就每年要买一辆最新式的美国汽车，一九三六年决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车，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车换掉了，他们的生活比上海大银行经理还要阔气些。钱从那里来的呢？大部份是蒋介石给的。（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嫡系军队吃空额，侵占士兵饷银的风气还不大，到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蒋军军官才大家从士兵身上打主意，贪污之风比杂牌更甚。）
蒋介石的“挥金如土”，已如上述，但这仅是他用钱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则吝啬异常，几乎“一钱如命”。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将起，黄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铁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时对友人说：“在徐州同时看到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两种军队的服装与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如果是东北军，就非造反不可，实在太气人了！”黄先生是以八面玲珑着名的，尚且如此愤慨，其对待东北军的苛刻，也就可想而见了！
民国十九年蒋冯战争的导火线就是为了待遇不公，那时蒋介石与冯玉祥换过兰谱不到三年，电报往来，称兄道弟，冯电蒋质问何以对西北军（那时称二集团军）待遇不公，蒋介石复电申述两大理由：第一，二集团军生长西北，向来苦惯的，苦些也不要紧，不妨事；一集团军（蒋自己统率的）生长东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团军是冯亲自训练，有刻苦作风，生活苦些无妨；一集团军就不行。蒋介石还说：过去所以推兄为军政部长，即希望兄能以西北军之艰苦作风贯彻于全国军队。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的一集团军所以不能吃苦，必须待遇高些，这个责任就要你冯五祥负。
果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必须苛待西北军吗？只要把收买韩复榘、石友三的一千五百万分出一部份给整个西北军，冯玉祥也就没有反蒋的理由与必要了。
抗战以后，中央机器厂与中央电气厂均迁到南去，把机器藏在山洞里生锈，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再建议稍增一些机件即可制造飞机，那时预算只要化费一百五十万元就可以每月制造一架飞机，先搞起来，以后再扩充。三上呈文，蒋介石和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均置之不理。为什幺？因为自己能造，就要少买外国货；少买外国货，就少赚了回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