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谋超过袁世凯。尤其是削弱地方势力成绩卓着，其中如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从来没有人能奈何他（刘文辉、刘湘叔侄之间争夺，最后还是刘湘占优势），但碰到了蒋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残守阙。蒋介石在抗战之前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确收极大的效果，许多地方集团的中级将领（师旅长）到庐山受了几个月的训，心就变了，倾向于蒋介石了。蒋介石的喽们，说是“由于委员长的人格伟大，他们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悦诚服地归向中央”。
蒋介石常常讲“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唯心论的色彩，但在实践方面却是庸俗的机械的“唯物论者”，如夸张“日本可以三日灭亡中国”，没有飞机就不能打仗之类，就是一个例子。蒋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幺“精神”能“感召”别人倾向他呢？
据熟悉庐山训练团内幕的人说，蒋介石的“精神感召”过程如左：
庐山训练团的教育课程包括蒋介石的训话在内，都是官样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许多隐藏的特务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将领的生活、历史、财产及与地方长官的关系，特别是长官和他的经济关系，曾经给他发过多少财。到训练完毕，蒋介石即分批接见受训的将领，简单询问一些部队的疾苦，说些好话，无非是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有什幺困难一定代为解决等等的官面话，这就是所谓“个别训示”。“个别训示”之后，受训将领就要整装回防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就分别有人去访问他们，说“委员长特别关心你，所以叫我单独送些路费”。这一笔路费，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没有经过手的大数目，对西北军和晋绥军一类的穷军官，数目是十万二十万元；对四川军广东军一类的较富庶地区的军官，则多到八十万或一百万元，反正这一笔钱比收受人的全部财产还要多。收受者拆开封套，看到这样一笔大数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经为之震惊，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幺看花了。于是他的“精神”就开始被“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来的长官）十几年，或几十年，为他出力拼命，他从来也没有给我搞到这许多钱；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笔钱，结果大部份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份；或者是某一地区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驻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调剂别人而不肯调剂我；过去我那一次为他拼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险，他却待我如此吝啬刻薄，实在太对不起人了！蒋委员长，我没有为他做过什幺事，他却送我这许多钱，可见他待部下的厚道！”于是这个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层！最后回去时，侍从室经手送“路费”的人要介绍一两位亲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费”的将领当然满口应允，于是随着特务的打入，日夜宣传“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拨原来隶属关系间的恶感，这位将领的“精神”就完全被蒋介石“感召”去了！
这就是蒋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过程，及其“伟大人格”的具体“影响”！这就是庐山的所以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