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此碑文当是李白于乾元二年(759)游江夏时为鄂州刺史韦良宰所作。此文与《经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作于同时。韦良宰是太白好友,早在天宝初年二人就有很深厚的交谊。韦良宰曾为贵乡县令、房陵太守、鄂州刺史等。李白长流夜郎赦归后,曾在江夏与韦良宰交游。李白写此德政碑正当韦即将离任之际。此碑盛赞韦良宰的出身、气节、政绩、识见和政治才能,描写了韦太守在鄂州天长节与民同庆的热闹情景,表达了李白对友人的深情与厚望。题中“天长节使”之使字,王云:“使字疑误。”《校注》亦云:“按文义不当有使字。”安旗先生云:“使字当无误。倘删去使字,题之不通尤为明显;‘天长节’,似仅言作碑之时间为八月五日,与文义亦不合。为他人作功德碑在职官前冠以作碑之时间,在唐人中恐是仅见。详《碑序》,首叙天长节之来由,盛称玄宗之伟业;次叙韦良宰家世、德政;末叙鄂州群僚庆贺圣诞之礼仪及百戏杂耍之类。‘天长节使’或为州郡地方宴乐作寿仪式之主使者。似此,‘天长节使’与‘鄂州刺史’方能谐合而不捍格。姑妄言之,以俟宏识。”(《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鄂州,即江夏郡,唐属江南西道,治所在今湖北武昌。德政碑,旧时颂扬官吏政绩的碑刻。

简称《纪功颂》。在河南汜水(今荥阳西北)等慈寺。唐显庆四年(659)刻。高宗李治撰文并书,述太宗擒窦建德功业。三十五行,行七十至七十二字不等。超俊劲拔,古雅有致。额飞白书,亦矫若游龙。

袁世凯政府抨击孙中山的宣传小册子，民国初年时筹安会所编，意在抨击孙中山。本书作于民国初年南北对峙时期。根据内容判断，本书应为北京国民政府、北洋军阀政权支持者所撰，用以抨击政敌孙中山的书册。此书作者不详，传为杨度所作。1915年，袁世凯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颁布《惩办国贼条例》，并发行署名杨度的《国贼孙文》一书，披露孙中山与日本“日中提携”的秘密协议等问题。

二卷。明陆深撰。此书分上、下二卷,上卷杂论经说异同,兼及史事,于前代宗室恩数等杀之制,叙述尤详。如:宋制亲王之子,不封郡王,亲王既没,不立嗣王。王安石在熙宁间,裁减宗室恩数,三学宗子,哄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拥马以诉。安石徐下马,从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尽而祧,何况贤辈?”于是宗子皆散。虽荆公一时应变之才,然其言不可废也。陆深详叙此事,是针对明代宗禄之弊而设的,隐有规谏之意。下卷则专论调律之法,始于累黍候气,即“以子谷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为黄种,一黍一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北方也。秬黍黑黍也。愚按子谷,以冀州黑羊山所出为中,但时有丰欠,实有亏成,固亦难准,若和气须候之;候气之法,于三重密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置于案上,内俾外高,而以土埋之。……”终于十二辰,即:“历法有月建,辰在辰与建交错贸易处,其在天体,似表里然。十一月建子辰在星纪,十二月建丑辰在玄枵,正月建寅辰在娵訾,二月建卯辰在降娄,三月建辰辰在大梁,四月建巳辰在实沈,五月建午辰在鹑首,六月建未辰在鹑火,七月建申辰在鹑尾,八月建酉辰在寿星,九月建戌辰在大火,十月建亥辰在析水”记载特别详尽。此书收入《俨山外集》之中。另有一卷本《传疑录》,收入《宝颜堂秘笈》(明万历本、民国石印本)广集中,《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排印单行本。

明王守仁所编南宋学者朱熹信札摘录,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在死后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至王守仁时,“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己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年谱》,《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卷三十二),“是朱(熹)非陆(九渊)天下论定久矣”。因此,王守仁要袭承陆九渊学说,建立自己的“心学”伦理思想体系,与朱熹学说相抗衡,就被视为“异端”,辄遭非议,“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为摆脱困境,他便苦心积虑地从朱熹著作中,抽出与自己思想观点接近的34篇信札,冠以序文,名之为《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此乃“其晚岁既悟之论”。意在说明朱熹晚年已向“心学”伦理思想转化,与自己学说一致。其实,这些信札,并非全是朱熹晚年所写,其中亦有早年和中年著作。正如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所明确表白的:“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因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全书》卷二)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司马光的《史剡》（载《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十三），内容虽然只是对史籍所载的八个历史人物的十件史事作出评论和判断，但其中的史料学思想相当丰富，堪称是司马光鉴择史料的典型示范。

越南古代编年体史书。作者吴士连(生卒年不详),越南后黎朝史官。系根据陈朝史学家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潘孚先的《史记续编》并参考诸野史于1479年编成。原书用汉文写成,由日本引田利章于明治18年翻刻出版,日本国文社印刷。分前后两编14卷,外加《黎太祖纪》1卷,共15卷。前编《外纪全书》5卷,始自传说中的鸿庞氏止于平定12使君(967)。卷1:鸿庞纪—安阳王。卷2:赵纪—术阳王。卷3:属西汉纪—士纪。卷4:属吴晋宋齐梁纪一后南帝。卷5:属隋唐纪—吴使君。后编《本纪全书》9卷,始自丁先皇(968)止于黎太祖(1428)。卷1:丁纪—黎卧朝。卷2:李太祖—李太宗。卷3:李圣宗—李神宗。卷4:李英宗—李昭皇。卷5:陈太宗—陈仁宗。卷6:陈英宗—陈明宗。卷7:陈宪宗—陈睿宗。卷8:陈废帝—胡季犛。卷9:陈简定帝一属明纪。另增黎太祖纪1卷。吴士连之后,1665年黎朝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公著又续修《大越史纪全书》,增加《本纪实录》5卷,始自黎太宗(1434)止于黎恭皇及莫朝初年(1532);《本纪续编》3卷,起于黎庄宗(1533)止于黎神宗(1662)。1697年黎熙宗的参从刑部尚书知中书黎僖又撰成《续编追加》1卷,增加1662—1675年黎玄宗和黎嘉宗两朝实录,全书遂告完成。计有《外纪全书》5卷、《本纪全书》10卷、《本纪实录》5卷、《本纪续编》3卷、《续编追加》1卷,共24卷。该书采编年体,并仿中国司马迁《史记》体例,在叙事之后加作者评论。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潘孚先的《史记续编》均已轶失,只有部分内容见于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之中。因此《全书》系现存最重要的越南古代史书,对研究越南历史有宝贵的价值。

高丽王朝后期学者李承休所作的长篇史诗，成书于是1287年，由1册2卷组成。用韵文形式叙述朝鲜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诗。诗上下两卷,上卷叙述中国历史,下卷叙述朝鲜历史,并加有注释。叙述朝鲜历史的下卷,又分两部。第一部开头加上《地理记》,接着在用1460句七言律诗叙述前朝鲜、后朝鲜、卫满朝鲜、韩史群、三韩、新罗、高句丽、扶余、后高句丽、百济、后百济的历史。第一部是在“本朝君王世系年代”的标题下, 改用700句五言律诗叙述高丽初期到忠烈王为止时期的历史。下卷第一部有关朝鲜王朝檀君朝鲜的记录,同《三国遗史》中的有关内容有所不同。

《元好问传》是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漫长学术生涯的绝笔之作。经始于八四，八五年，完稿于八七年，此传不仅写出元好问的一生，写出他的追求和坚持、妥协和经营、委曲和痛苦，更写出从靖康之变到崖山覆亡一百五十年间重大关键史事，以及在辽、金、夏、蒙古环伺恶斗中，金、宋王朝的最后失败，中华民族经历了史上惨烈的苦难。作者不回避元好问为崔立撰碑、投书耶律楚材、依附严实、谀颂张柔等行为之可圈可议，更以同情立场对身处乱世之诗人无从主导命运有所理解，对元好问文学成就有充分揭示。

三国吴薛莹撰。一百卷。记东汉一代史事。纪传体。久佚。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姚之骃《后汉书补逸》、黄奭《知足斋丛书》中各有辑本一卷。

《辛丙秘苑》，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小报之王”所发掘出来的独家新闻，由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写，于1919年成书，有10万字。袁克文的《辛丙秘苑》分22期连载于1920年的上海《晶报》三日刊上，专门记载从1911年至1915年这一时期内北京政坛上的人事秘闻。除去《启》和《序》之外，共有篇目30篇，记述的内容包括重大事件的内幕、袁世凯集团一些重要人物的秘闻及对他们的评述、袁家内部的一些事件等，在内容上十分丰富。由于作者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写作时较多地掺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使得本书的内容除了具有材料上的第一手性之外，同时还被打上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从而使得本书面貌显得愈发的复杂与多样。而本书原本欲写二三十万字，但由于作者与《晶报》主编张丹翁因交换古玩闹翻以致中断连载，最终仅仅完成数万字，故此书又可被称为一部腰斩之作。

笔记。宋叶梦得(1077—1148)撰。原十卷,存一卷。梦得有《石林燕语》已著录。叶氏见长于文学,一生著述甚丰。收集日常所记典故趣闻而成此集。故其条目内容,既有前人著述,又有叶氏文采。大致可归纳为前人轶事、当代趣闻、叶氏杂感等。叶氏崇拜陶潜、杜甫,述其轶事以隐居避世、同情民间疾苦为主,取材以前人诗文佳句居多。余皆借题发挥,或申述诗文理论,或讲求措词造句,或讨论文章规范。颇能代表宋代一派文风。有《说郛》本,《古今说部丛书》本。

《孔子的故事》最早出版于1956年，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这本书又多次再版，甚至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走向海外，成为了读者了解孔子的一个窗口。是李长之先生专门写给大众读者的一部通俗读物。他用通俗而富有情感的笔法讲述了孔子的精神面貌和孔子的坎坷一生。全书截取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片断，以故事的形式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书中的孔子有十五岁便“志于学”的少年意气，有夹谷会齐时牛刀小试的喜悦，有见君王“好德不如好色”的悲叹，有率领众弟子奔波辗转的艰辛，有命悬一线却不改从容的气魄，有至死不渝追寻理想的执著。《孔子的故事》是一部通俗读物，李长之并没有因此减弱他斟酌史料的严肃性，相反，他对史料的取舍拣择都有根有据，一丝不苟。《孔子的故事》不到十万字，而脚注多达239条，引书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其中凝铸着作者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本书是一部集学术性、思想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优秀读物。

《清朝大历史》是孟森先生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和奠基之作。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揭示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全书结构严谨，评论精当，用词古雅，引文考究，是研习清史者重要资料。从明末农民起义到努尔哈赤起兵，再到多尔衮挺进中原，一统天下，清朝时期的中国，曾威震四海，但也故步自封。在这里，有文武兼具的创业之君皇太极、从少年天子到千古一帝的康熙、风流天子乾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特色鲜明的人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清朝历史，尽在此书。

范文澜主编。1942年延安新华出版社初版。本书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我国历史的一次尝试。作者在该书初版时曾说明它与旧体历史的五点不同: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的中国历史”。第三,“把封建社会分三个时期。西周起到秦统一,初期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封建社会第三阶段,说明它的发展过程”。第四,书中着重写了“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该书初版时只有上、中册,内容包括从上古到清代中叶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1946年以《中国近代史》上册为书名在延安出版。建国后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定本,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很大改进,篇幅也扩大四倍以上。

有关汉代以前典礼流俗的著作。汉代应劭著。常省称为《风俗通》。原书二十三卷,北宋时亡佚二十二卷,今仅存十卷,附录一卷。卢文弨《群书拾补》辑有《风俗通逸文》多条,悉十卷外之所遗。现存十卷篇目为“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书中保存有丰富的神话传说材料,如“女娲造人”、“李冰斗蛟”两条是首见记录者;此外如有关“三皇”、“五帝”、封禅泰山梁父以及对灶神、稷神和民间杂祀祭祀的记述也可看出古代神话与传说在汉代的流传变异情况。应劭写作此书目的在于“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但对民间口传,他能指出:“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对于为政的重要性:“为正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还是很有见解的。

苏东坡，天赋异禀的大文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他的标签很多，却难以被标签定义。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本书即以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订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东坡形象。

《汉唐史论集》，傅乐成著，收录有关两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章十八篇，系傅乐成教授二十五年间历史研究的精华结集。全书内容丰富，从汉唐时代的政治斗争、地域观念、文化形态、民族文化，到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是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与研究者的较佳参考读物。

傅乐成撰，（上下册）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较为清晰而客观的概念。全书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均不予采用。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君（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君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散文。明王守仁著。见《王文成公全书》。正德四年(1509)秋天,作者受到贬斥,正在贵州龙场驿丞任上。一天,一位来自京城的吏目带着儿子、仆人赴任。路经龙场,当再次启程上路不久,吏目就死在路边。不久,他儿子、仆人又相继死在他身旁。吏目姓名、里贯,为何从京师到此穷乡僻壤来,又因何而死,这些作者都不清楚,但他仍亲自去掩埋了这三具抛弃荒野的尸体,并为他们写下这篇文字。感情真挚,是王守仁诗文中深具感染力的杰作。作者并借此表达了自己谪宦天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郁闷心境。《古文观止》评此文说:“先生罪谪龙场,自分一死,而幸免于死。忽睹三人之死,伤心惨目,悲不自胜。作之者固为多情,读之者能无泪下!”

明代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撰写的学规(“教条”即“学规”之意)。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第26卷。该篇分别就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个方面提出了学习修养的具体要求。把立志放在学习、修养的首位,强调“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天下无可成之事”。有了大志还须勤学。“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笃志力行、勤学好问”,才能有所成就。勉励学生要勇于“改过从善”,认为虽为大贤也难免有过失,“故不贵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提倡师生之间、朋友之间要出于善良的愿望,直言相谏,相互“责善”,以求共同提高。“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那些“讦人之短,攻发人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并且明确告诫学生,“诸生责善,当自我起。”王守仁的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

作者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余万字。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尤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为同类著作所不及。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高水平。

记述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专著。王仲荦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本书系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之《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全书上下两册,共12章,78万余字。第1、2章论述三国西晋初期的历史,分别论述了东汉灭亡与三国兴衰;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与西晋的占田法、太康之治。第3章论述西晋的暂时统一及其崩溃。第4章论述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第5章论述东晋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第6章论述南北朝的政治与经济,主要包括宋齐梁陈的更替与侯景之乱,南朝自耕农的衰颓与军事力量的衰落;南方的民族融和,江南经济的发展。第7章北朝的政治与经济,以北魏的政治经济发展为主,分别论述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历史发展。第8、9章分别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境各族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第10—12章分别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书后附有魏晋南北朝大事年表。本书是迄今较为完备、系统的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著作。全书文笔流畅,史料丰富,论列严谨,被史学界推崇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必读的入门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名人轶事录》，不分卷，作者署名杏坡居士，杏坡居士，民国学者。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主要记载晚清，民国数十人野史，真实性不详，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