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诗人评传。近人钱基博著。本书写成于1929年,1935年初版。后经著者复勘增订,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著者分举六题考论韩愈。首篇《古文渊源篇第一》,考述汉魏六朝以来文风之变化发展,于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论述颇详。《韩愈行实录第二》考辨韩愈家世、生平行迹。《韩愈佚事状第三》,记述韩愈佚事二十事,采摭无馀。《韩友四子传第四》考述韩愈之友李观、欧阳詹、柳宗元、樊宗师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揭示四友对韩愈文学创作之影响。《韩门弟子记第五》主要记述韩愈弟子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人之文学经历及与韩愈之交谊。《韩愈籀读录第六》综论韩愈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之成就。本书前有叙目,概述韩集之流传、整理情况及本书成书缘起。书后附录有“韩愈论汇录写目”。

十卷，《隋志》失载，两《唐志》史部传记类著录，后佚。前人尚无辑本。今从《三国志》袭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辑得36条，勒为一卷。荀伯子，颍川颍阴人，事迹具《宋书》、《南史》本传。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及《宋书·荀伯子传》，知伯子乃荀彧之七世孙。荀彧，祖父荀淑，《后汉书》本传称淑乃荀子十一世孙，然则荀伯子乃荀子第十二世孙。《荀氏家传》所记，最早者为荀淑，最晚者为荀伯子。荀淑至荀伯子，凡十世。原书次序不可知，今依家传之体，将作者荀伯子直系父祖排列于前，伯子旁系父祖排列于后，概以昭穆先后为序。荀氏为颖川大族，在历史上曾经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当时的社会。《史通·採撰》云“至如江东五隽，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錄。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从这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伯子对其父祖多有一溢美（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修《后汉书》、《晋书》者，曾经取材于《荀氏家传》。

一卷,为三国吴人所作,具体撰者不详。《旧唐书·经籍志上·史部》、《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传记类”均有著录。

秦腔论著。清代严长明等著。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7篇。记述乾隆年间西安地区的秦腔活动。其中有14位艺人的传记,也有西安班社活动情况,更有艺人从艺经历和他们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不少宝贵经验。对花部的兴起及清中叶“花雅之争”中秦腔之所以能够战胜雅部昆曲,进而成为剧坛盟主,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涉及地方戏曲特别是秦腔艺术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如秦腔四大声腔流派的形成与艺术特色,三十六班中剧团与艺人之间的流派争妍,秦腔历史,秦腔与昆曲的异同等。有叶德辉《双梅景音丛书》本。

一卷。清刘锡鸿撰。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今广州)人。举人出身,官至通政司参议。光绪七年(1881),因弹劾李鸿章而被革职。曾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撰有《英轺日记》。是书即为《英轺日记》的姊妹篇,分别介绍英国国王临上议院之仪式,上下议院、地方官制、讯按规模、野士凌敦(乡名)养老院、税课之重、民数、选练兵士之法、民兵、监狱等各方面的情况,并有总论英国政治、杂论英国人的讲求教养、伦敦多善举以及英国人的舞会、茶会、游憩、种树、美亚嫁女、丧葬礼仪、西方人不重视子嗣、西方人不愿受家庭拘束等内容。以东方人的眼光看西方,对英国的政治、议会民主、官制以及社会生活都有见解,并且因为是实地考察得来,多有可借鉴之处。《英轺日记》中有褒中抑西之词,而是书则对西方政事推崇备至。如《日记》中论格致书院,曰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所以将格致书院之名改为艺林堂。而是书则赞扬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是书有湖南刻本,《丛书集成初编》 本。

陈恭禄著，写于1935年，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之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巨石，非有信史，讲不能明了其造成之原因，国内之问题，及国际上所处至低位。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近百年史当足以此需要。全书共二十一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叙述鸦片战争及善后问题、太平天国兴起到灭亡、咸丰朝的外交形势。第七章到第十章，叙述同治朝之内政外交、光绪初年之内政外交。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叙述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内政及外交。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叙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民国以来的内政外交等。

《胡惟庸党案考》是著名史学家吴晗学术方面的扛鼎之作。正是1932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的这篇独具创见的学术论文，令很多学问大家对吴晗刮目相看，也由此奠定了吴晗在明史界的学术地位。《胡惟庸党案考》通过挖掘丰富的史料，条分缕析，经由缜密的考证和推论，揭示了明朝著名大案——“胡惟庸党案”的真相，首次还该案以历史本来面目。本书除《胡惟庸党案考》外，还收入了吴晗18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其中既有他在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他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所得；既有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明朝政治史的考察文章，也有吴晗对明朝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学术观察。

22卷。作者赖山阳。讲述自源平之乱以来至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历史。叙事简赅、议论明通、褒贬微显、文笔生动，足以透视作者的史学思想和学术风格。是书出版以后，后人有众多编纂，及至在中国的翻刻和流传。这一由日本人所撰写的汉文著作及其流布中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史书，可称中日文化交流的“标本”。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朱希祖著。是著者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稿,编写于1919至1920年间。原名《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正式出版,改署今名。全书共三编,一为“中国史学之起源”,包括史学之本义、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再论书记官之史、未有文字以前之纪载、再论追记伪托之史、论历史之萌芽;二为“中国史学之流别”,包括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未;三是“附录”,包括《太史公解》、《汉十二世著纪考》两文。全书“叙述中国各种史体发展之大概,而略论其利弊。”主要内容如下:驳正《史通》数十条见解;“区分书记官之史与历史官之史性质不同,破数千年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以科学方法治史,视人类之发展与动植物之发展相同”;认为“史学家应高自标置,不为政治家之仆隶,方是以称史职。”;提出“今后之史学,不应专重国史,而须提倡民史,盖国史决不能发露真情。”史学在发端上有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发端为谱系,进步为年代纪;后者发端为英雄诗,进步为纪传。

《桓檀古记》是一部关于朝鲜半岛传说时代的伪历史书。据传，此书于1911年由太白教教徒桂延寿编撰，李沂校阅，现存最早的版本为1979年版。有人认为此书是以《揆园史话》为基础写成的，据称很多内容与《揆园史话》非常相似。《桓檀古记》由据称撰于不同时期的《三圣记（上）》、《三圣记（下）》、《檀君世纪》、《北扶余记》、《太白遗史》五卷（四种）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三圣记》记载了桓国和倍达国的历史。 《檀君世纪》记载了47代檀君（此书中，檀君不是具体的人名，而是像“王”一样，表示君主的称号）治理古朝鲜国的历史。 《北夫余纪》北扶余6代国王治理国家的历史。 《太白逸史》讲述桓国、倍达国、三韩、高句丽、渤海国、高丽的历史。

《揆园史话》是一部有关古代朝鲜的书籍。《揆园史话》在1925年出版的《檀典要义》中首次提及并引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存放着一部朝鲜王国时期的《揆园史话》副本。 《揆园史话》的作者是“北崖子”或“北崖老人”。北崖子自称其书是以李茗的《震域遗记》（此书已失传）为基础写成的。 全书由“揆园史话序”、“肇判记”、“太始记”、“檀君记”和“漫说”五部分组成。 韩国有部分激进分子观点认为《揆园史话》是对檀君朝鲜的真实记录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该书是"伪书"，或是认为记述的只是朝鲜的古代神话故事。主要反映了当时一股"反尊华"、反事大主义，走出恋明情节的道仙家历史思潮。

二十卷，清黄俊著。《弈人传》依据时间顺序，搜罗古代众多史籍中的各类围棋人物，将其分为先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明、清、仙异、烈女等二十卷。“传中事实，采自各种弈谱，历代史书，私家传志，郡邑志乘，旁及说部。”《弈人传》脱稿于民国之初，成书较晚，却收录了中国古代围棋的绝多本事，同时注明典籍出处，或正或奇，少有遗漏，人物涉及神话传说、棋人国手、帝王将相、文人名士，其中出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围棋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人物;对市井弈风、棋品棋技亦多有述评。

王国维著，司马迁年龄考证，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个方面，为公元前145年说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为之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引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

《唐代社会概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发行初版，1937年2月再版。全书分四章二十节，“风俗”一章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历史文献虽有记载，而长期无人加以研究。黄现璠开拓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传统史家习惯记述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这是他撰写此书的初衷。由于该书有关唐代社会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和黄现璠“史眼向下”的新史观与众不同，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至今仍然受到唐史研究学者的重视。

陈独秀撰。是陈自“八一三”事变后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在武汉所写文章之一。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肯定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其“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在当时“也有相当的价值”。又说:“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强调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礼教、“三纲”是“反民主的”,是“阻塞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必须坚决废弃。指出历代封建帝王和尊孔派之所以“祀孔典礼”,“中心问题”是企图“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切“犯上作乱”。因而强调不废除孔子的礼教,则只能产生出“忠于君”、“忠于外国统监”的奴才、汉奸,不可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式的人物。后收入《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

近人梁启超撰。五节。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而作，载《最近之五十年》中（1923）。该文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把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分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时期。指出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的兴办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并认为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收入《饮冰室合集》。

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笔记。5卷。范濂撰。前有万历二十一年(1593)高进孝序,说明该书的性质及写作缘起:“曰云间,就云间(松江)一郡之事而书之也。曰据目者,为一郡实录,必目所睹见,则书之也。叔子(范濂)生于嘉靖庚子(1540),自十龄以外,涉世凡四十余年,其间人文之高下,习尚之污隆,财赋之增减与夫灾祥荐至、土木繁兴,其为时屡迁,其为变不一,顾郡乘阙之久矣,不有纪述,百世而下,征文献、观理道者何以考诸?此任世道者,所宜深念也。”于是,范濂“寓目即书,其事核,其词辨,其论侃侃博综,一郡之典章而昭”。卷1为“纪人物”,卷2为“纪风俗”,卷3为“纪祥异”,卷4为“纪赋役”,卷5为“纪土木”。其中对周思兼、包节、张之象、徐献忠、何良俊、莫云卿、俞显卿、陆应旸、朱察卿、范允谦等人的记述,给研究明代诗文作家提供了一些资料。另外,从中也可看出松江一带倭寇屡次进犯、赋税供奉沉重的情况,对明史研究也颇有助益。该书的《笔记小说大观》本,最为流行。

1924年1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内容包括13章及附则,共86条。主要有:①规定以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最高宗旨。规定了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常设机构、中央监察机构的组成和任务等;②规定国民党地方组织为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4级;③关于接纳党员的条件;④关于党的纪律;⑤规定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群众团体中设立党团问题;⑥关于党的经费来源;⑦规定一些地区设立特别地方党部问题;⑧规定孙中山为本党总理、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具有最后决定权力。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对它作了修改。

四卷，明末耶稣会士阳玛诺，以尚书谟诰体，译耿稗思修士十五世纪初所著灵修文集De Imitatione Christi，取名《轻世金书》，朱宗元为之校订。这是一本系统俨然的天主教灵修小品集，基督新教阅者亦伙。阳玛诺中译成书的时间大约是一六四○年(崇祯十三年)，距清军入关尚有四年。内文依1923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本。书后序录自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耿稗思一书，中译以此为最早，后来亦有多种中译本，书名有作《遵主圣范》、《师主篇》等。新教之广学会亦曾翻译出版，于不合新教教义处略为删削。

凡一卷。完成于清顺治十年（1653）。是一部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探讨社会历史治乱及政治制度得失的重要著作。所谓《留书》，顾名思义，即留存箧中暂不发表的著作。因未传刻，抄本又多年未见，故其内容一直不得而知。1985年，浙江宁波天一阁骆兆平在编著浙东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的《伏跗室书目》补遗一卷时，发现了由郑大节父子订校的《留书》抄本。该抄本有黄宗羲的自序和正文，正文分《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作者在《自序》中说“为书八篇”，“其书不可不留也”。康熙二年（1663），作者在《留书》的基础上又作《明夷待访录》，将《留书》的大部分内容采入。

中俄两国签订的第一个综合性条约。清雍正四年(1726)沙俄政府派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为全权大使,与清政府代表策凌等先在北京,次年五月在中俄边境之色楞格河支流布拉河畔进行谈判。因俄方通过法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巴鲁尼神父,传递情报,收买内奸,使清廷将坚持原则的隆科多调回北京,策凌接受俄方方案。双方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一日签订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后,十一月又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界约》。条约共11条。第一、第十一条宣布中俄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第二条规定彼此交换逃犯;第三、第七两条规定了边界的勘分,包括《布连斯奇条约》的内容,又重申了《尼布楚条约》中所指出的暂未划定分界线的地区;第四条规定俄国商人每3年可到北京1次,每次不超过200人,买卖货物均不征税;俄国还可经常在恰克图、尼布楚两地进行边境贸易,也不征税;第五条规定俄国可在北京的俄罗斯馆内建造教堂和增派教士;第六、第九条规定今后两国遣使和行文的方式;第八、第十条则规定后发生纠纷的解决办法。《恰克图界约》的签订,是清政府本着通过协商和一定让步求得边界安宁的妥协表现,但俄国在中国获得了大片土地和若干特权。萨瓦伯爵于1728年回到莫斯科,由于签约“有功”,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骑士”荣誉称号。

自从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能否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能力解放旧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疑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在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素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因中外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发展的。亦即中外资产阶级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与中国工人阶级相连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压迫，已显示出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而这些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不能比的。该文指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该文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工人阶级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理论的有力反驳，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指导意义。收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文集》。

同盟会用以指导革命进行的文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秋冬间由孙中山与黄兴、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件,1908年又增加《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二件。这些文件对革命发生后,革命政权与革命军队的建立、所应采取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措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越南语：Quốc Triều Sử Toát Yếu，是越南阮朝维新年间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共七卷，由阮朝国史馆编修。维新年间，阮朝已经开国一百多年。但越南国内没有内容详实又节略得当的官修阮朝史书，读书人想要了解阮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只能浏览私人撰述的私史。阮廷虽然编纂了历代寔录（大南实录），但作为官修史书，秘藏宫内，并不公开示人。且高春育在序中提到，「史固然不可以不读，读又不可以不要。盖博而泛者，无如约而精也」，《大南实录》卷帙浩繁，并不适合公开刊印，供国内士子研读。所以阮朝朝廷以高春育为总裁、陈廷枫为校正，令国史馆修书局删节《大南实录》，编纂《国朝史撮要》，供国内士子了解本朝历史。维新二年（1908年）编纂完成。正文共七卷，分为两部分，正文前有序、纪年表、凡例和职名表。第一部分又名《国朝前编撮要》（越南语：Quốc Triều Tiền Biên Toát Yếu），共一卷，主要是删减《大南寔录前编》，记述九代阮主时期的历史。第二部分又名《国朝正编撮要》（越南语：Quốc Triều Chính Biên Toát Yếu），共六卷，主要是删减《大南寔录正编》第一纪至第六纪，记述嘉隆帝阮福映至同庆帝阮福昪时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