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陈独秀撰。是陈自“八一三”事变后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在武汉所写文章之一。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肯定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其“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在当时“也有相当的价值”。又说:“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强调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礼教、“三纲”是“反民主的”,是“阻塞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必须坚决废弃。指出历代封建帝王和尊孔派之所以“祀孔典礼”,“中心问题”是企图“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切“犯上作乱”。因而强调不废除孔子的礼教,则只能产生出“忠于君”、“忠于外国统监”的奴才、汉奸,不可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式的人物。后收入《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

近人梁启超撰。五节。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而作，载《最近之五十年》中（1923）。该文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把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分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时期。指出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的兴办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并认为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收入《饮冰室合集》。

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笔记。5卷。范濂撰。前有万历二十一年(1593)高进孝序,说明该书的性质及写作缘起:“曰云间,就云间(松江)一郡之事而书之也。曰据目者,为一郡实录,必目所睹见,则书之也。叔子(范濂)生于嘉靖庚子(1540),自十龄以外,涉世凡四十余年,其间人文之高下,习尚之污隆,财赋之增减与夫灾祥荐至、土木繁兴,其为时屡迁,其为变不一,顾郡乘阙之久矣,不有纪述,百世而下,征文献、观理道者何以考诸?此任世道者,所宜深念也。”于是,范濂“寓目即书,其事核,其词辨,其论侃侃博综,一郡之典章而昭”。卷1为“纪人物”,卷2为“纪风俗”,卷3为“纪祥异”,卷4为“纪赋役”,卷5为“纪土木”。其中对周思兼、包节、张之象、徐献忠、何良俊、莫云卿、俞显卿、陆应旸、朱察卿、范允谦等人的记述,给研究明代诗文作家提供了一些资料。另外,从中也可看出松江一带倭寇屡次进犯、赋税供奉沉重的情况,对明史研究也颇有助益。该书的《笔记小说大观》本,最为流行。

1924年1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内容包括13章及附则,共86条。主要有:①规定以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最高宗旨。规定了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常设机构、中央监察机构的组成和任务等;②规定国民党地方组织为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4级;③关于接纳党员的条件;④关于党的纪律;⑤规定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群众团体中设立党团问题;⑥关于党的经费来源;⑦规定一些地区设立特别地方党部问题;⑧规定孙中山为本党总理、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具有最后决定权力。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对它作了修改。

四卷，明末耶稣会士阳玛诺，以尚书谟诰体，译耿稗思修士十五世纪初所著灵修文集De Imitatione Christi，取名《轻世金书》，朱宗元为之校订。这是一本系统俨然的天主教灵修小品集，基督新教阅者亦伙。阳玛诺中译成书的时间大约是一六四○年(崇祯十三年)，距清军入关尚有四年。内文依1923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本。书后序录自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耿稗思一书，中译以此为最早，后来亦有多种中译本，书名有作《遵主圣范》、《师主篇》等。新教之广学会亦曾翻译出版，于不合新教教义处略为删削。

凡一卷。完成于清顺治十年（1653）。是一部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探讨社会历史治乱及政治制度得失的重要著作。所谓《留书》，顾名思义，即留存箧中暂不发表的著作。因未传刻，抄本又多年未见，故其内容一直不得而知。1985年，浙江宁波天一阁骆兆平在编著浙东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的《伏跗室书目》补遗一卷时，发现了由郑大节父子订校的《留书》抄本。该抄本有黄宗羲的自序和正文，正文分《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作者在《自序》中说“为书八篇”，“其书不可不留也”。康熙二年（1663），作者在《留书》的基础上又作《明夷待访录》，将《留书》的大部分内容采入。

中俄两国签订的第一个综合性条约。清雍正四年(1726)沙俄政府派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为全权大使,与清政府代表策凌等先在北京,次年五月在中俄边境之色楞格河支流布拉河畔进行谈判。因俄方通过法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巴鲁尼神父,传递情报,收买内奸,使清廷将坚持原则的隆科多调回北京,策凌接受俄方方案。双方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一日签订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后,十一月又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界约》。条约共11条。第一、第十一条宣布中俄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第二条规定彼此交换逃犯;第三、第七两条规定了边界的勘分,包括《布连斯奇条约》的内容,又重申了《尼布楚条约》中所指出的暂未划定分界线的地区;第四条规定俄国商人每3年可到北京1次,每次不超过200人,买卖货物均不征税;俄国还可经常在恰克图、尼布楚两地进行边境贸易,也不征税;第五条规定俄国可在北京的俄罗斯馆内建造教堂和增派教士;第六、第九条规定今后两国遣使和行文的方式;第八、第十条则规定后发生纠纷的解决办法。《恰克图界约》的签订,是清政府本着通过协商和一定让步求得边界安宁的妥协表现,但俄国在中国获得了大片土地和若干特权。萨瓦伯爵于1728年回到莫斯科,由于签约“有功”,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骑士”荣誉称号。

自从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能否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能力解放旧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疑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在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素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因中外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发展的。亦即中外资产阶级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与中国工人阶级相连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压迫，已显示出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而这些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不能比的。该文指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该文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工人阶级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理论的有力反驳，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指导意义。收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文集》。

同盟会用以指导革命进行的文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秋冬间由孙中山与黄兴、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件,1908年又增加《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二件。这些文件对革命发生后,革命政权与革命军队的建立、所应采取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措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越南语：Quốc Triều Sử Toát Yếu，是越南阮朝维新年间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共七卷，由阮朝国史馆编修。维新年间，阮朝已经开国一百多年。但越南国内没有内容详实又节略得当的官修阮朝史书，读书人想要了解阮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只能浏览私人撰述的私史。阮廷虽然编纂了历代寔录（大南实录），但作为官修史书，秘藏宫内，并不公开示人。且高春育在序中提到，「史固然不可以不读，读又不可以不要。盖博而泛者，无如约而精也」，《大南实录》卷帙浩繁，并不适合公开刊印，供国内士子研读。所以阮朝朝廷以高春育为总裁、陈廷枫为校正，令国史馆修书局删节《大南实录》，编纂《国朝史撮要》，供国内士子了解本朝历史。维新二年（1908年）编纂完成。正文共七卷，分为两部分，正文前有序、纪年表、凡例和职名表。第一部分又名《国朝前编撮要》（越南语：Quốc Triều Tiền Biên Toát Yếu），共一卷，主要是删减《大南寔录前编》，记述九代阮主时期的历史。第二部分又名《国朝正编撮要》（越南语：Quốc Triều Chính Biên Toát Yếu），共六卷，主要是删减《大南寔录正编》第一纪至第六纪，记述嘉隆帝阮福映至同庆帝阮福昪时期的历史。

笔记。明都穆著。一卷。自序谓作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夏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书皆考经史异同”。然亦不限于文献记载者,大凡朝章国故,岁时习俗,器用服饰,皆在其列。间多传闻无考者,如云:“字书谓‘伥’为虎伤。盖人或不幸而罹于虎口,其神魂不散,必被虎所役,为之前导。今之人凡毙于虎者,其衣服巾履皆别置于地,此伥之所为也。伥可谓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绕咒祷,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后食。‘褫’字从衣从虎者,以此更考之。”是书亦涉及文学品评,如论文,谓“文章贵简不贵繁,言简而意尽,文之至妙者也。”论人,谓“东坡‘真’之一字,可谓断尽陶(潜)公一生。”此书版本很多,有《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本(明正德、嘉靖本、清宣统排印本、民国石印本)、《格致丛书》本、《璅探》本、《古今名贤汇语》本、《续说郛》本、《五朝小说·皇明百家小说》本、《五朝小说大观·皇明百家小说》本、《续知不足斋丛书》本、《说库》本、《丛书集成初编》单行本等。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晚期写的一本汉代历史专著。谢国桢先生专长于明清史，尤其是晚明史。他还是金石学大家。本书是谢国桢先生在研究兴趣中产生的研究新领域。谢国桢先生从汉代画像石入手，通过画像石传达的信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语言简练生动，篇幅短小精悍，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张荫麟生前对于《中国史纲》的宋史部分已有写作规划，即：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但写作未半，即已去世。本书以张氏拟定章题为纲，收录已成文的第YI章、第二章及中辍的第三章第YI节全部内容，并将张氏所撰论文中与各章主题相关者择要选编，附于各章之后，以便读者加深对宋代历史和张荫麟史学成就的理解与认识。

笔记。清张祥河(1785—1862)撰。一卷。祥河有《小重山房丛书》已著录。是书成书年代不详, 一万五千余字。 内容颇丰,包括名人秩事、乡贤琐闻等。其中记载文坛掌故、文人诗词为多,评诗亦颇精当,常有新解。是书中述作者游踪,擅长描摹风景。有《小重山房丛书》本,《说库》本,《清人说荟本》等。

南宋陈亮撰。四卷。见于《龙川集》。自称“独好伯(霸)王大略,兵机利害”(《序》),陈亮在酌古论中评论了十九位历史人物，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苻坚、韩信、薛公、邓禹、马援、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崔浩、李靖、封常清、马燧、李愬、桑维翰。陈亮并不是对这些人物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评价，而是只就他们的军事活动来进行分析与总结，剖判其得失功过,以为中兴之主临敌参酌。

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自“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后,德国也想从中国捞取种种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德国趁机向清政府提出比照英、法订立条约的要求。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2日,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崇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德使阿里丕艾在天津签订此约。共42款。附“专条”、“三汉谢城附列条款”。主要内容为: (1)两国互派使臣驻扎彼国京城。(2)准德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并准德人在各口岸通商、赁房、买屋、租地及建造教堂、医院、坟茔等。(3)持照德国人准往内地游历,保护德国传教士。(4)规定商船交纳税钞及通商各项条例。(5)互交逃犯。(6)两国人民相涉案件,由中国官员会同领事审断;中国人欺扰德人而犯法者,由中国官员按中国法律治罪;德国人欺扰中国人而犯法者,由领事按本国律例治罪。德国属民之互控案件,由德官员查办。如德国属民与外国属民相涉案件,与中国无关。(7)中国今后所有施于别国之利益,德国“无不一体均沾实惠”。“三汉谢城附列条款”规定“律伯克、石磊门、昂布尔三汉谢城议事厅亦准自派领事官前往通商口岸,办理本城事务”。借此条约,德国从中国攫取到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德国人深入中国内地活动等特权。

继《续日本纪》之后的敕撰编年体历史书。成立于承和七年（840）。原来是四十卷，收录了延历十一年（七九二）到天长十年（八三三）的四十多年，现存的有桓武纪四卷（卷五·八·十二·十三）、平城纪二卷（卷十四·十七）、嵯峨纪四卷（卷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共计十卷，淳和纪一卷也没有留下。缺失的部分，可以通过《类聚国史》、《日本纪略》或其他诸书引用的逸文有所补充。根据《类聚国史》所收的序文，嵯峨天皇编纂的敕是藤原冬嗣、绪嗣、贞嗣、良岑安世四人，但由于留下绪嗣的其他三人去世，淳和天皇在绪嗣的基础上继续编修清原夏野等人，仁明天皇加上藤原良房等人取得了功绩。由以上三次编者编纂，始终主持编纂的是绪嗣。作为本书的特色，在所收传记中有尖锐的人物评价。另外，与其他国史相比，收录了很多和歌，难道是表示编者对国风文化的关心吗。但是，在桓武、平城、嵯峨纪，桓武天皇使用国风谥号，而淳和纪使用汉风谥号等编修方针不同，嵯峨纪以前由第一、二次编者担任，淳和纪由第三次编者担任。据《花园天皇释义记》等书记载，到中世纪为止流传了四十卷，但之后就失去了，江户时代由萠保己一的一门发现了十卷，并印行了。今天流传下来的古抄本是三条西家本十卷分，有大永四年（1524）以及天文元年（1532）、二年的书写奥书。活字本有《（增补）六国史》五、六（朝日新闻社）、《（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三所收，收集逸文的有《增补六国史》所收逸文、和田英松《国书逸文》等。

日记。陈乃乾撰。日记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可想而知。近人感时伤事，借笔墨抒胸臆，往往形诸日记，连篇累牍，不能自休；陈乃乾日记与此颇异，言简意赅，每日多不过数百字，而富有价值：如访书经历、掌故见闻、版本考订、编纂工作、人物交往……乃至一时物价，甚或偶闻验方，一一形诸笔墨，直截明快，便于学者读用。有重要史料价值。

《日本三代实录》，简称《三代实录》，五十卷，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史书，记载了清和天皇、阳成天皇、光孝天皇三代天皇，从天安二年（858年）8月至仁和三年（887年）8月之间三十年的事情。该书是日本六国史中的第六部，为编年体形式的汉文史书，共50卷，于延喜元年（901年）编纂完成。编纂者有：藤原时平、菅原道真、大藏善行、三统理平。

史料笔记，明·赵瑜编，赵瑜，其人事迹未详。书前署“天水赵瑜”撰，似为甘肃天水人。该书专收历代儿童颖异之事，分属对、言语、排调、文学、强志、至性、胆识、自新、恬裕、方正、师友、言志、赏誉、异征、豪爽、将略、纰漏等十七类。所收时代自汉代至明代，有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儿童故事。其中或写儿童的良好品质，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写儿童的远大志向，如陈番少时不扫庭院，人问则答将扫除天下尘埃。所记最多的是儿童天资聪颖的故事，如司马光砸瓮救友的故事，文征明灌树穴以浮球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对儿童的要求，而其以类相从和语言含蓄简洁的特点，又明显受到《世说新语》的影响。 今据《续说郛》本整理。

《续日本后纪》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史书，20卷，藤原良房、春澄善绳等奉敕撰，述仁明天皇一代事，为六国史之第四部。始于天长10年2月28日（833年3月26日）受禅，止于嘉祥3年3月25日（850年5月14日）大葬，详述天皇动静记录，是平安时代由天子亲政至摄关政治转换期的基本史料。

西周康王发布的一件禁酒的行政命令。所记载的内容是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的行政命令。它的大意说:“九月,王在宗周,向盂下达命令,康王说:文王得到上天授予统治天下的伟大使命,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镇压了恶人(纣王),而有天下四方的疆土,治理着他的人民。百官们对酒实行节制,举行禁蒸等祭祀不敢饮酒,上天保佑先王统治天下。殷朝的灭亡正是由于殷边侯甸(边远的诸侯,及殷正百辟(都城中的百官)都沉湎于酒色,殷王的军队被消灭了。因此我要你以文王纯正的德性作为自己遵循的典范,要以德为纲纪,朝夕纳谏,勤于王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同时对惩罚和诉讼的事,要迅速而谨慎,从早到晚都要佐助国王治理天下。”在这篇奴隶主贵族对自己臣下的行政训事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有关职官的行政职守,以及在司法审判中应遵循的事项,尤为重要的是对“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的禁酒指令,揭示了奴隶制中央与地方的官制的内在构造,与《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同属一体,是极为重要的一件行政法律文献。

王伯祥选注。选记叙文21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创的纪传体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沿袭，影响深远。该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伯祥《史记选》主要选录本纪、列传中的名篇，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和典章制度加以注释说明。《史记选》一书融入了王伯样先生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迄今为止这部《史记选》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高的一种。这部书前的《序例》系统地论及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

在江苏南京市兴中门内狮子山下。建于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相传当年郑和出使西洋,屡历险境而转危为安,认为这是海神天妃保佑之故,因建天妃宫酬谢,立此碑。后来宫毁,仅存此碑。其高3.38米,宽15米,碑额篆书“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记述郑和航海史实和建天妃宫之缘起,落款日期为“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该碑系南京现存的两块明代巨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