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鲁迅文友曹聚仁所著，更具个性的鲁迅传记，他曾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他在本书撰写时保持“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的视角，对鲁迅的生平、脾性、家庭、师友多有揭示，对鲁迅的心路历程、社会人生、文艺政治等观念也有阐发。 从鲁迅先生在绍兴的童年时期到日本留学，再到弃医从文，曹聚仁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内心热烈如熔岩的鲁迅先生，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他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而我们作为读者，也因鲁迅先生的经历，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与清醒。

宋代笔记。又名《不出斋》。南宋张仲文撰。书中多记述南宋时事,知作者张仲文为南宋后期人。其中记范成大、姜夔等文人轶事,以及主战、主和两派之争,皆有参考价值。本书记南宋朝野杂事,如《姜夔》条记姜夔上书正乐事, 《秦桧》条记时人讥秦诗, 《子》记范成大谐谑诗。所记多较简略,文辞亦少修饰,属随笔之作。有《历代小史》本,《五朝小说》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一卷。明何景明 (1483—1521)撰。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官至提学副使。与李梦阳等倡言复古,号称“前七子”。此书为仿《昌言中论》而作,共分严治、上作、法行、任将、势成、功实、用直、敌中、固权、处与、策术、心迹十二篇。已载入《大复集》中。另外收入 《金声玉振集·撰述》之中。

一卷。宋俞文豹撰。此书其它书目均不载,惟《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所记皆宋时杂事,叙事次序较为杂乱。而且所叙之事,在其它书籍中多已见到。明陶宗仪《说郛》第三十八卷载有此书,与《四库全书》采进本相比较,仅多出二、三事,所以此本大约是后人从《说郛》中抄出来的,未必是原书。所记以两宋朝廷政事及文人轶事为多。涉及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文人。又多涉及时人诗文创作,如宣和间讽世之谑词、张元昊之名句、范仲淹幕僚求荐之诗等。此外亦评论文学,如赞苏轼之《后赤壁赋》而不同意吕祖谦之评、论制诰之文体而批评“务腴悦而极工巧”之骈文等等,可资参考。其书最早版本是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本,后又有《历代小史》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广四十家小说本。

一卷。宋韩元吉撰。韩元吉字无咎。宰相韩维玄孙,官至吏部尚书。自号南溪居士,生卒年不详。除本书外,尚著有《南涧甲乙稿》、《南涧小集》等。《桐阴旧话》所载为韩氏家事世旧闻,从韩亿到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共十三条。因韩家京师府第门前有桐木,故名。《宋史·艺文志》记载本书为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云十卷,而后世散佚,故仅剩一卷。有《续百川学海》 (戊集) 本、《古今说海》(说略部杂记家) 本、《学海类编》 (集余一) 本、《丛书集成初编》 (文学类) 本等。

笔记。题宋陆游编。一卷。书中所录包括唐、五代及两宋人笔记中若干条目,每条之下,均注明所抄书目。内容则以轶闻逸事为主,亦有涉及文学与文人者(如李煜亡国前后之事,唐代宫廷之俳优戏等)。因所抄之书有今不见传本者,故具有一定价值。此书《宋史·艺文志》未著录,书前无序、后无跋。有《古今说海》、《历代小史》、《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金孔元措撰辑。系孔氏家史,凡十二卷。元措为孔子51代孙,袭封衍圣公。其据孔传所撰《祖庭广记》及孔宗翰所编《孔氏家谱》纂辑增补而成。卷首为图本,有孔子像、尼山、防山、鲁国图等。以下各卷分为《先圣》、《追崇圣号》、《世次》、《崇奉诏文》、《崇奉杂事》、《林庙亲祠》、《学庙亲祠》、《祭祠杂事》、《族孙》、《世系别录》、《泽及子孙》、《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亓官氏》、《先圣小影》、《给洒扫庙户》、《乡官》、《庙中古迹》、《庙外古迹》、《林中古迹》、《庙宅》、《庙中古碑》上下、《林中古碑》、《族孙碑铭》等二十六门,凡八百四十事。有《琳琅秘室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此书《剿贼图记》记作者元默在出任河南巡抚时著，描绘明崇祯6年至8年率领明军镇压河南省的农民起义之事。此书中描述的事件为《明史》中有关这次农民起义记述提供了很多补充细节。其中24幅插图雕刻精致，可能出自安徽著名雕版工之手。此本为明崇祯年间刻本。 是书记崇祯六年三月至八年四月剿贼事，所言虽未免溢美，然可补明史之处甚多。凡为图二十有四，记即附于图后，雕绘极精，刀法出于徽，疑为吴阿衡在新安付梓者。吴阿衡(序)崇祯七年(1634)。

编年体史书。十六卷。宋汪藻撰。成书所代不详。 此书所叙,起自钦宗未即位之前,迄于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一日。该书按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奏议,均应有尽有,凡与金国和战经过,编载尤为详尽。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被誉为研究宋辽金关系的珍贵史料,而此所载,又多为会编所未收。此书完全具录秘阁所藏文献,因而极有史料价值。乾道三年(1167年),洪迈修钦宗实录,曾取材于此书。 是书原属佚名撰,后经考证为南宋汪藻所编。洪迈上奏,陈述史料放逸和收集史料极感困难时,提到汪藻所编靖康要录一事。此书旧本题孝慈渊圣皇帝要录。直斋书录解题和文献通考都著录靖康要录五卷。现通行本迄靖康二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因为高宗继位后,始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这一年的前四个月,仍属钦宗在位时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是: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具有首尾,决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考书录解题又载钦宗实录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迈等进,此必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篇,以要录名也。 此书有光绪末年十万卷楼丛书藏本。

皇权与绅权是如何博弈的？君权与相权是如何制衡的？重农与抑商是如何形成的？忠臣与奸臣是如何较量的？历史是个多面体，有铁马金戈的豪迈，也有小桥流水的婉约；有帝王将相的权谋斗争，也有贩夫走卒的市井烟火。历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共同演绎的惊世传奇。翻开本书，让我们跟随史学大家吴晗亲历一个有血有肉、有趣有料的古代世界。

1592至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至二十六年；朝鲜宣祖二十五至三十一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间，由于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觊觎大明帝国而引起的东亚区域性战争。是役大明因宗藩关系军援朝鲜。明神宗平定倭乱后，以此诏告天下，由此奠定了东亚三百年的稳定格局。

韩愈撰。见《昌黎先生集》第三十卷。本文作于唐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中唐虽表面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河北各藩镇事实上是各个割据的小王国。元和十年正月朝廷对淮西割据者吴元济用兵,打了近三年仍难成功,宰相裴度请督师,将军李愬得裴度支持,元和十二年十月攻入蔡州擒吴元济。对吴元济的胜利成了中唐再度获得统一的转折点。作者是这场战争的参预者,在本文中激情满怀地歌颂了战争的胜利,为国家再度获得统一纵情欢呼,笔酣墨饱地赞扬了裴度的睿智和诸将的骁勇。语言虽然雍容典重,但气势酣恣奋动,为韩的精心之作。

唐杜牧作。此文当作于大和八年(834)。见《樊川文集》第五卷。作者在文章的开篇解题说:“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表明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抱负,也流露了自己对时局的愤激之情。本文从现代所谓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强藩割据的“山东”,即今河北地区,对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它们是“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的要害之地,安史之乱后朝廷失去了对该地的控制,以致“生人日顿委,四夷日猖炽。”面对着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他认为上策在于朝廷革新朝政以自强,加强实力来重树朝廷的威性,中策莫如先攻起山东的咽喉魏,而“不计地势,不审攻守”的“浪战”为下策。文章总揽天下古今,剖辨形势机宜,见解精明而切于实际,笔势纵横捭阖,是一篇难得的“经济大文”。

十六卷 ， 题(明)刘畿撰，吴承恩等编。全书共十六卷，收辑从上古到明初史籍所载诸多有关军事将领的故事。书前序说明了编书者的意愿是希望通过这些名将故事教化有志青年，为国家储备军事人才的目的。是书为战例选编,从夏商到明初共382 例。每例加有标题,体现战略战术思想 较明确。其各朝战例数如下:夏2、商1、 周3、春秋66、战国27、秦3、汉59、三 国25、晋31、南北朝41、隋唐69、五代 16、宋30、明10。此为明嘉靖45年杭州毛钢刊本。

四卷。清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名亮,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任潍县知县。以政绩卓越荐举至京师,正值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入朝庭官至户部左侍郎,因事革职。终于江南督粮道。著有《赖古堂集》、笔记《因树屋书影》等。此编其任福建,布政使时所撰。多述福建民风物产,兼及遗闻琐事。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采以入录,认为书中所记,不名一格,宜入于杂家,而是书自始至末,皆谈闽事,究为方志的支流,附于地理类。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谕复勘文渊阁等《四库全书》,校官祝堃,签出周亮工所撰读书录,有语言涉嫌违碍,因将其所撰各书,一概查毁。是书因被扣除,犹存节本,读书录嗣也有读书斋、海山仙馆两刻。周亮工著述,原先触讳清廷之处,皆因乾隆皇帝厌恶其为人的缘故。此编叙述颇为瞻雅,时参以议论。也有名隽之风,如辨别倒挂鸟非桐花凤,金凤传为徐熥所伪托,蛮洋鼓为鞔鼓之讹等等之类,颇有资于考证。此书因曾被查毁,申报馆重为排印。其书收入《小方壶斋与地丛钞》第九帙。

《中国大历史》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书以短短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一改以往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不以史料堆砌为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为关注点。作者倡导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欧美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结构框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中国大历史》中文简体字版自1997年面世以来，十来年里二十余次刊行而不衰。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其读者面早已不限于史学界；作为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黄仁宇极善于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即大历史观。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近人梁启超撰。一册。五节。简述越南建国历史及沦为法国殖民地经过。揭露法借越南侵略中国的野心，以冀中国人警惕沦为殖民地。其中摘有法越《西贡条约》、《顺化条约》要点及法在越大建铁路并向中国发展的计划。撰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饮冰室合集》本。

碑记，指刻在碑上记录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用于叙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死者功德。太祖御制《朱氏世德碑记》，是明太祖朱元璋称吴王之后撰写的，文中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五代祖先的家族关系、迁徙以及大事记等，是研究朱元璋家族的重要史料。

政论文集，黄远生撰，发表于东方杂志1916年，1916年年初，黄远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明确表示“搜求公毒为救国之第一义”，而所谓“公毒”，“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笼统而已”“中国今日之输入外国制度与学术也，一切皆以笼统主义笼统之”。在之后一期的《东方杂志》上，黄远生又发表《新旧思想之冲突》一文，强调“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从出之原也”忏悔录发表于1915年第12卷第11期，反省发表于1915年第12卷第12期，想影录1916年第13卷第2期。

《圣贤像赞》刻成于乾隆十七(1753)年，共六卷，收像八十四幅，圣像摹自吴道子本，诸贤像则为山阴陆振宗所绘，像之标目为梁国治书，赞则为王澍书。其中第一卷为仁庙御制先制四配像赞，即梁诗正、彭启丰等各家题跋；第二卷为圣像及东配、西配、东哲、西哲书像；第三、四卷为东庑书像；第五、六卷为西庑书像。

日本史书。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著。807年 (大同二年) 成书。一卷。斋部氏自“神代”起就与中臣氏对等共掌朝廷神事，平安初期以来其势日衰，中臣氏凌驾其上。时值平城天皇命广成撰家史献上，广成以为此乃复兴其家世良机，遂在书中以家传《古传》为据，叙述其祖神天太玉命及祖神之孙天富命之功，强调斋部氏地位与功绩不在中臣氏之下。以此为中心记述“神代”至天平年间的历史。书中载有不少末见于《记·纪》的历史材料而被珍视。书中也记载了“归化人”和上古文化交流情况。

首刊时间不早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共二十二卷，记述历代足为楷模的人物事迹。此书刊印后又经过修订、再版，现存万历二十八年初刻本、明末修订本和天启五年（1625）后的二十三卷增补本三类版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处。《人镜阳秋》卷首为时贤名流所作序文，序后为“人镜阳秋总目”“就正姓氏”“采用考索书目”等内容。第一至五卷为“忠部”，记述历代圣贤、勋臣、名将等90人；第六至十一卷为“孝部”，记述孝子、孝妇楷模等93人；第十二至十七卷为“节部”，记述隐士、节女等98人；第十三至二十二卷为“义部”，记述贤人、义士等93人。各卷卷首均题“明新都无无居士汪廷讷昌朝父编”，并有简短赞语。每一故事即有一图；图为双面连式，共计358幅，由汪耕绘稿，黄应组镌刻；图后并附有汪氏所做的传、赞文字。《人镜阳秋》不仅存留多个版本，装订的册数也不尽相同。全书共收入自上古时期至晚明的374个人物，自帝王、官员以至村妇、仆役、商贾无不备览。

明朝刑典。又名《明大诰》，由朱元璋亲自写定。共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3部分。《大诰》共74条,于1385年颁布;《大诰续编》共87条,1386年刊布;《大诰三编》43条,1386年颁行。《大诰》多为诛杀贪官污吏、害民豪强,记载凌迟、枭首、族诛者以千百计,弃市者则达到万数。《大诰》按明太祖规定,每户1本,甚至连学校课士和科举考试也以其为题。

发表于1916年《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10期，第七及八、九、十号，作者杜亚泉，署名高劳。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杜亚泉虽专心著述，但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革。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帝制运动始末记》《天意与民意》等文章，对袁世凯复辟进行无情的鞭挞。

“宝顺”轮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在她服役的30年中，出海巡洋，剿灭盗匪，保四方海运安定，抵抗外来侵略等，立下了卓越功勋。史书曾对她有过这样的记载，“中国之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在宁波三江口的庆安会馆，树立着一块由清人董沛撰写的《书宝顺轮始末》石碑。“它既不是用来运输，也不是用来打仗，这第一艘船主要是买来打海盗的。”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宁波北号商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海路为朝廷运送漕粮。而漕粮海运的最大危险则是海盗的劫掠。在此背景下，宁波北号商人最终耗资七万银元购买下“宝顺”轮。“宝顺轮在护运中大展神威，在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共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0多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