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许寿裳于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相识，并结为终身挚友。鲁迅去世后，他多次撰写回忆文章，内容翔实，感情深挚，文笔淳厚。许寿裳笔下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另一方面，他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特别所以稀少，因为稀少所以我们需要鲁迅。许寿裳是最能理解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的伴侣许广平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回忆之文，非师莫属！”

全书共15卷,为东汉会稽袁康撰写,同郡吴平校定。 系杂史类史书,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原书为25篇,北宋初亡佚5篇,今存19篇。首尾两篇属序跋,实际只有17篇。其中,“外传”11篇,“内传”5篇,“内经”2篇。该书保存许多东汉前吴越史料,可补充《史记》、《国语》等不足。该书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汉魏丛书》本等。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宗祥《越绝书校注》,并附清钱培名、俞樾札记二种,为现今较好的版本。

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凡一卷。全书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赋税》《科举》《骂先贤》等七篇。是一部批评时政积弊，反对世俗迷信的无神论著作。作者将社会上流行的愚昧、虚伪、妄说、神秘等种种迷信现象统称为“怪物”或“邪说”，并运用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一一予以揭露和鞭挞。抓住历来哲学家探讨“天人之际”的问题，进行穷究，指出：“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一，名曰《破邪》。”以对天的探讨来破除邪说。认为邪说之乱，莫不由“尊天”，并斥纬书创五帝立五天之说，释氏之诸天之说，天主教抑佛崇天之说等皆为邪说。认为“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之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提出人之形体是由气成，人身有魂魄，魄之质也是气。“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现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

遗书，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操江提督刘孔昭、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宏光，史称弘光帝，这是南明一朝的开始。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初，清兵大将多铎分兵南下，势如破竹，直至扬州。史可法镇守扬州，而刘泽清、刘良佐贪生怕死之辈则问讯就率军逃走。 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率先抵达并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十九日清将多铎赶到，送给史可法五封劝降信，史可法未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誓死与扬州城共存亡。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建军高歧凤也率领自己的军营投降，扬州城的实力更加微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写下了五封遗书。

清杨光先著。二卷。顺治十七年(1660),向礼部上《正国体呈》,控告传教士汤若望“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礼部未准。康熙三年(1664)上书《请诛邪教状》,告汤若望造妖书和谋反。汤若望由是下狱。四年,被特授钦天监监正,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五次上疏辞职,未准。因辑其前后所上的书、状、论、疏,为上、下两卷。上卷除上述之文外,还有《辟邪论》上、中、下三篇,《摘谬十论》等。下卷有《孽镜》等文。杨、汤一案是清初天文学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对天文学的发展和对国家的政治、宗教以及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等都有一定影响。本书是斗争中的一方的文献结集。与之相对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针对《不得已》所作的《不得已辩》,一卷。其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又曾加以修订。《不得已》在清代流传很少。光绪十五年(1889)出版荆楚挽狂子重辑的《不得已辑要》一卷附一卷本。直到1929年方有据清抄本影印的两卷本。利类思《不得已辩》有康熙四年版,八年南怀仁修正本。

传记。曹聚仁撰。蒋百里（1882－1938），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9年，随梁启超等赴欧考察。先后辅佐过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1936年，在西安事变的和平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1937年日军侵华，蒋百里积极投身抗战。1938年11月病逝宜山，被国民党追赠上将军衔。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史》《日本人》《国防论》等。在本书中，曹聚仁用精炼的笔触交代了复杂的时代背景，撷取蒋百里人生中的重点事件予以讲述，如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作为西安事变中的“特客”、历次赴欧考察等，并用较多的笔墨将蒋百里最具智慧的军事思想一一道来，其间也夹杂着蒋百里与左梅的爱情故事、对女儿的教育与呵护，显示出他的真挚、柔情。世人多感叹蒋百里命运不济，未能一展才能，而曹聚仁则认为是蒋百里所生的时代太特殊，他已成功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值得后人敬仰。

这是一部连续的历史故事集，从周朝东迁一直讲到晋朝统一全国为止，前后一千零五十年。目录以成语形式呈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本成语故事集。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念起来很顺口，读着就跟听故事一个样，所以不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 作者写历史故事着重说明历史发展进程，又比较尊重历史事实，主要取材于《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其次是注重口语化，所以不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优秀的语文读物。

本书是史学大师雷海宗的文集，“其声如雷，其学似海，史学之宗”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史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绕不开的先行者全新整理的文集带我们重回被忽视的“雷海宗时代”雷海宗，字伯伦，生于1902年，河北永清县人。雷先生博闻强识、学贯中西，被称为“通中外，贯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史学大师。雷先生于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雷先生逝世于1962年12月，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学者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东汉的豪族》一书是著名史学家杨联升的论文集，以历史类为主，而历史类中又以其最擅长的经济史为主。其《东汉的豪族》作为其早期代表作，此次收入为1949年后在内地首次再刊。该书除了收入历史论文外，还收入了杨联升语言学方面的多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学术造诣。此外，杨联升的书评素为圈内外所称道，该书此次也收入了他的一些书评。

史学著作，雷海宗著。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地理与史前时代、殷商政治与文化(公元前1300-前1027年)、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公元前1027-前771年)、成周封建帝国之极盛(公元前1027-前771年)、成周宗教等。

史学著作，雷海宗著。本书是由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所著的世界古代史，由雷海宗先生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的讲义整理而来，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源头和发展脉络。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雷先生博闻强识、学贯中西，被称为“通中外，贯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史学大师。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本书是吴晗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于国内各大历史学术杂志上的历史研究随笔，共十一篇，属于考据型历史作品，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1956年曾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大部分篇章研究明史：（一）《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考证《金瓶梅》一书的时代，及其与《清明上河图》之关系；（二）《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是以《李朝实录》中的记载为中心，探讨建州史前期著名领袖李满住的家世、住地及建州左卫的西徙，明与朝鲜两属下的李满住及其灭亡的经过；（三）《明代的军兵》记明代的军与兵、卫所制度、京军、卫军的废弛、募兵、军饷与国家财政等军事上的问题；（四）《明教与大明帝国》论证明教与明朝之间的关联等。

《明史简述》是1962年吴晗先生应中共中央党校的邀请演讲明史的演讲稿，1979年发表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上。1980年由中华书局定名为《明史简述》并出版。全书比较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有明一代的历史，并对其中的关键问题作了特别分析。吴晗先生是明史研究的大家，在讲述上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其中提出很多观点至今看来还有启发意义。

吴晗于1963年至1965年间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如知名历史学家汪篯、白寿彝、邓广铭、郑天挺、翁独健、胡厚宣、阴法鲁、何兹全、戴逸等，他们一起整理、编写了本书，大家编“小”书是保证本书高质量的重要前提。 作为一本历史普及读物，本书形式活泼，各个题目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内容简短精悍，给读者以必要的历史常识；取材广泛，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概况、著名人物及历史掌故，不同于教科书和辞书；有趣好读，内容中穿插故事情节，生动呈现有温度、有态度的中国历史。 全书上溯至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下止于中华民国创立初期，时空跨越50万年，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事件和文史常识、典章制度，是学习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经典读物。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灭亡这一时期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迹。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书是作者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安阳》一书共分为十五章，本书前半部分主要讲李济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193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本书为陈东原所作。作者立志要编中国教育史,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于是将其中一部分先编了《中国妇女生活史》,本着“史料的来源不拘一格,搜采要博,辨别要精,大要以‘无意于伪造史料’一语为标准”这一原则,将3000年的妇女生活编于10章之内。第1章为绪论,其余9章按时代编排,依次为:古代的妇女生活、汉代的妇女生活、魏晋南北朝的妇女生活、隋唐五代的妇女生活、宋代妇女生活、元明的妇女生活、清代的妇女生活、维新时代的妇女生活、近代的妇女生活等。并附有二十四史中之妇女一览表。作者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为中国广大妇女鸣不平。大声疾呼:“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妇女才是畸零者!妇女才是被忘却的人!”“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详考了宗法组织与媒妁婚制,教育的缺陷,女性心理的畸形发展,妓女的由来,缠足的起始,贞节观念的发展,“无才是德”的产生,几处特殊的风俗,以及女学制度始立,女权思想的萌发、近代妇女的生活等。并分析了使女子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的根源在于男尊女卑的思想。书中在介绍各时期妇女生活时还赞扬了一些女圣人,如班昭、李清照、秋瑾等。作者自序中剖白:“最初也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希望趋向新生活的妇女,得着她的勇进方针。第二个希望,希望社会上守旧的男男女女——自信旧道德极深的人们,能明白所谓旧道德是怎样一种假面啊”。这本书传而至今,是没有辜负作者的希望的。

陈垣撰。起初发表于 《辅仁学志》,科学出版社1958年发行,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是书精选《通鉴胡注》七百余条,引书二百五十余种,阐发胡三省之生平、抱负及学术成就。全书二十篇。前十篇以本朝、书法、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评论、劝戒等内容阐发史学方法;后十篇以治术、臣节、伦纪、出处、边事、夷夏、民心、释老、生死、货利等方面讲述史事。《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将史料考据、史论和中国传统史学微言大义之精神结合得非常出色的一部史学著述，被誉为陈垣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陈垣将该书称做其学识的记里碑。宋元之际，当时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曾对《资治通鉴》作过一系列校勘考证，在其中融进了自己因国破民衰而产生的诸多悲情。而日本侵华时期身处沦陷区的陈垣对此感同身受，于是撰写了《通鉴胡注表微》一书，通过对胡三省的通鉴注疏进行辩误和考证，来辨识胡三省当年的观点和思想境界，并借此发微，阐述陈垣先生自己对史学研究的独特认识和见解。

钱穆著。1973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主要历史著作,内容包括《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附《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附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等书。作者主要叙述了这些书的内容、体例、写作方法,说明其精神与特点,兼及成书的时代背景和各史家治学的特殊成就。

本书可视为《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的续编，将以上二书之外的熊先生论学的书信、札记、文章等汇为一编，与二书有所不同的是，本编所选惟冀存真，不敢稍加删减。 本书名为《熊十力论学书札》，凡编者以为能体现熊先生学问的，不计长短全部采录。 此处“学问”一词，乃取其传统意涵。儒家所谓修、齐、治、平，本是一个整体，并且“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与人生实践一体的，用熊先生常用的话语即是“体用不二”的。故本书不专主狭义的“学术”，凡关乎世道人心，举如工夫践履、人伦物事，乃至时事政局者，皆在编选范围之内。 此次增订，新收入书信17通，附录中新增短文两篇。其中与锺泰、柳诒徵、张难先、巨赞法师等人的通信，均系近年来新发现，内容丰富，尤足珍贵。

简称《通鉴纲目》,别称《紫阳纲目》。南宋哲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赵师渊共同编著。全书六十卷,成于乾道八年(1172)。《通鉴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纲”是根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事提纲,犹如《春秋》之经,既具有标题作用,又表达了作者对史事、人物的看法,字数不多,顶格而写。“目”是对“纲”的具体叙述,即注语,字数比“纲”要多,犹如左氏之传。《通鉴纲目》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它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为之,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书法”加以发展和完善。《通鉴纲目》取“《春秋》之义”首先表现在辨正闰、明顺逆。认为自周至五代千余年历史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朝为正统王朝,其它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等。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轼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爰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书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通鉴纲目》是一部通过叙史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正如李方子所说的,《通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版本较多,清康熙帝取明末陈仁锡刊本逐加评定,是为《御批通鉴纲目》。

熊十力《十力语要》的续编。1949 年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出版。本书包括1947至1949年 作者的部分论文、笔札,以黄艮庸名义与印顺法师论战 的《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即后来单独印行 的《申述新论旨要平章儒佛摧惑显宗记》),以及继女熊 仲光学习佛学的笔札《困学记》等。此书特别对《新唯识 论》颇多阐释和发挥。

作为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吴晗先生对于明史的研究文字既鞭辟入里，又通俗易懂，是大众读者了解明代历史的极佳版本。 本书选取《明史简述》《朱元璋传》《明史（未完稿）》《读史札记》等，并精选先生关于明代社会、历史问题的其他史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角度归纳汇总，结合历史背景、评述得失兴亡，并配插图。力图使读者以尽量少的篇幅，在尽量广阔的程度上了解明代历史。

《古史辨自序》是史学家顾颉刚的代表作品之一。 该书主要是提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中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该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提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熊十力论学语录、笔札的汇编。凡四卷。卷一以193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十力论学语辑略》为基础略加修改,并补进四十年代初的若干书札而成。卷二收录了1936至1938年及1940年短札,曾于1940年单印行世。卷三收录了1942至1947年的文章书信和生平自叙,其中阐释《新唯识论》主旨的一些重要文章曾在《哲学评论》、《文哲月刊》、《思想与时代》等刊物上发表过。卷四即以作者于1930年自印的《尊闻录》为基础,增加了部分抗战期间的短札而成。作者在《增订十力语要缘起》中说:“此四卷之书,虽信手写来,信口道出,而其中自有关于哲学思想上许多问题及作人与为学精神之砥砺者,似未容抛弃。”本书对中、西、印文化和哲学均有所论列,从中可以了解作者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及“新唯识论”体系萌发、形成、发展的过程。通行本为1947年湖北“十力丛书”本。

北宋司马光撰，由《历年图》《百官公卿表》及三家分晋以前的一段历史组成，共20卷。《历年图》成书于治平初年，起讫时间与《资治通鉴》相同；《百官公卿表》成书于元丰四年（1081），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止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最后并入伏羲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的一段历史。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将这三部分编成《稽古录》。“稽古”，是为了借鉴。《稽古录》以“臣光曰”的形式，评价历代政权兴亡，总结经验教训。司马光看重帝王在治乱兴衰上的作用，提出“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重视人君用人之道，讲求仁、明、武三德，将帝王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稽古录》采用编年与表相结合的编纂方法，记事简单明确，便于观览。在篇幅的安排上，厚今薄古。三代以前，概述君权的起源和发展；夏至北宋，历史记载逐渐增多；详记宋太祖建国至英宗治平四年的当代史。《稽古录》又被称作《资治通鉴》的姐妹篇。此本为标点本，本站也有四库本，可以搜索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