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之分太严，二祖、仁、宣时犹与侍臣坐论，英庙稚年即位，相接颇稀，以后中贵日倨，堂陛日隔，即密勿大臣，无坐对之礼矣。今上礼御儒臣，优于前世，讲筵接以揖让，称以先生，皆殊礼也。第行在讲幄，岁时从相君以下与赐服食，每有宣赐，相君第具一公疏上谢，遣阁校领至私第，竟不诣廷一拜，即次日进讲，亦不一叩首，窃甚以为嗛。古人君臣之礼极严，即万石君传所载：「上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谨如此。今平交执友有所问遗，未有见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赐，直受而无一言，心何以安？业从众人之后，不敢有异，惟御赐颁及，无问服食时鲜，即一鱼一蔬，皆顿首拜受，焚香献之祖考，乃敢尝尔。又目睹江陵一事，如班赐诰命，百官朝服，唱名给散，而内阁不出，止遣典籍代领。夫赐命之典，古之所谓虎拜稽首者，内阁到桥南不数武，而安坐阁中，使从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礼也。
凡臣子对君称谓有体，李泌对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此称谓法也。凡人言死则曰「见某于地下」，人主之祖、父则曰「见于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医令徐伟入胗龙脉，进殿蒲伏膝行，见上倨坐小床，龙衣曳地，不敢以膝压衣，奏曰：「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抠衣，出腕而胗，伟但一时语耳。出至直庐，手札赐内阁曰：「伟适胗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赏赉甚厚。伟见札惶惧失色，自谓若有神佑，设使误称「地下」，罪万死矣。盖世庙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而伟偶中上旨，非虑所及，故且喜且惧耳。此与泌「天上」之称，亦偶合矣。
万历丁亥，有言者请复午朝，疏入，报闻，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将至巳刻，忽传午朝，追班百官且惊且喜，踉跄奔趋，行至东长安门，已闻鼓声，则益张皇疾奔，惟恐后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礼官姑徐行以俟，不可争先而进，以骇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公以为然。及至赏房，各部诸公皆已先至，而驾竟未出也。入内探之，茫无影响，乃钟鼓司内使误闻传说，直上鸣鼓，而会极门内使因即扫除内座，以待临幸。总之，皆误也。此亦讹言之妖矣。大臣当此类事，不宜轻遽。
予在南宫，一日早朝后至，点查列名，当事中贵遣阁校来言：欲隐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驰谢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为大臣，岂敢以欺自处？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隐，当上书自首，反于中贵不便。」其人惭惧而止。盖失朝之罪不过夺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贵以此市交，他日请托横至，何以应之？正宜谢绝为当耳。
近日大臣，多因子被攻击称病求去，尽废面辞之礼，闻命之日，促装就道，早夜启行，帷车而出，故旧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辞谢，往往自谓得请，故作出樊之态，此皆内含悻愤，外示狷洁，既非人情，亦非臣礼，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陈请，蒙恩予告，敕使再临，予方以为荣宠，而诸公狃于故习，谓予必朝发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何为乃尔？人臣位至上卿，得请而去，主上恩礼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为画图，耀诸简册，有何不荣？而故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陈谢，又三日，具疏辞。疏中数语曰：「江湖迹远，虽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实无分于去就。举头见日，终身戴天，击壤可以咏太平，呼嵩可以祝圣寿。」末缀数联，劝上讲学勤政，早正大本云云。又数日出城，以日高登车，送客满路，皆与揖别，惟请告之礼不设酒尔。是日，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于郊门，及至日高未出，乃始趋至城外，相候一别。予谓，去就之礼，自觉不差。惟葛端肃公去时颇同此意，他公皆不尔也。
建言
今制，相传台谏风闻言事，考之令典，无所证据，心窃疑之。后读唐史，武后以术制诰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得互相弹劾，率以隐诐相倾覆，此风闻言事之始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实，按名责实，犹恐不称，况以风闻？武后之令，盖罗织告密之别名耳，而承平之世习为典故，不知其出于此也。
门籍之名起于唐，其制，记官爵姓名，一月一易，非迁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时有门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无门籍者，如有急奏，许门司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故贞观以来，群臣士庶皆得进言。李林甫擅权，群臣奏事有不谘宰相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之，然犹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载为相，乃请百官论事先白长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后奏闻，则明为杜塞言路之谋， 【「之谋」，天启本作「权谋」。】 载之拒谏擅主，又甚于林甫矣。尝虚心论之：谏官御史有所论列，先白宰相，非体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关长官，亦非体也。何也？台谏职在言责，于天下事无所不当论，如必先白宰相，则言责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职在官守， 【「郎官」，天启本作「郎吏」。】 其所守之官，即长官之职也，有所建白，当先咨之长官，长官不能行，然后闻之于上可也，如必越职有言，而不使长官与闻，则官守亦紊矣，故不可也。台谏不白宰相谓之尽职，郎吏不白长官谓之越职，相似而实不同。但以元载之奸，意在塞谏，非为官守言责计也。
宋孝宗时，因补阙薛叔似论列时相，谓曰：「卿等以补阙、拾遗为名，专主规正君上，不任纠劾，今所奏乃类弹击，甚非设官命名之意。」盖拾、补两省僚属，官为侍从，与台谏不同，故孝宗以此谕之。本朝六科给事中， 【「给事中」，原作「给事」，兹据天启本改。】 沿门下旧僚，主于封驳，各道御史，沿台官之旧，主于弹击，今皆以纠劾为事，亦非设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书，记谏官御史言事，岁终考其成绩，此法甚善。若使铨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内建白以为上下，而不必以暧昧之过、飞摇之辞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处，亦将无辞矣。
唐史一事甚类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至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云云。盖上要下烦，上烦下乱，若米盐琐细一一上闻，则所遗者反大矣。一则法网太密，不得伸缩，一则大臣权轻，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弥文，无益于国也。
明刑
古时受赃，法极重，如唐肃宗上元间，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两，遣御史按之，遂坐长流，可谓重矣。近世，赃吏受财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赃数不可核实者，即至千万，不过罢免。又肃宗时，宦官受财为人求官于宰相吕諲，事觉，宦官杖死，諲亦罢免。近时，中贵请托宰相，如取如携，纵遇事发，不过革退，未闻杖死，亦未有连坐宰相者。盖今之人情似刻而实纵，今之法纪似密而实疏也。
唐代宗时，优崇宦官，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空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镇之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见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世此风尤甚，阁部大臣奉旨、宣赐、问劳，皆厚有赠遗，即传一旨至部，亦不空还。在今视为固然，不以为异，其实，中涓奉旨临问，大臣即少有劳遗，亦不为过，惟不当苦索耳。至于宣索州县，毒流吏民，则蠹政之大者。乃至勋臣持节册封亲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为副使，杯盘花币亦皆不受，相悬如此。彼诚何心，独不知愧。此皆所当惩革者也。
元载为相，主书卓英倩窃权用事，士之求进者，非结英倩无由自达。元和初，有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权珰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内中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罪发赐死，籍其家财，可数千万。此辈近亦有之。中书省吏谓之主书，堂后主书尤其亲密，即宋之堂后官也。此辈外挟宰相以要士夫，内挟中贵以钤宰相，一时不得，则血脉不通，政多龃龉，此其数千万宜尔。
咸通中，路岩为相，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言者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边咸者，岩之亲吏也，与卓英倩、滑涣同。考之近事，亦颇有之，如权相纪纲号七与九者，破其家赀，不当赡一军二年之费耶？
窦参为相，其族子名申者为给事中，招权受赂。参每迁除朝士，常与申议，申因先报其人，时以喜鹊目之。及参赐死，申亦杖杀，喜鹊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为喜鹊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贬窦参，欲籍其家，陆贽谏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惩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已存宽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德宗不听，竟赐参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盖籍没之法，因种族其家，然后奴婢货财皆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则家固无恙，从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与此相类，而在事之臣无引贽语以进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宪宗既诛李锜，有司籍其家财，学士裴洎、李绛请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宪宗嘉叹，即从其言，此事可以后法。盖割剥六州之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宽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广乃以二相籍没，累及阖省，而所籍之财尽入内帑，于主德民瘼均有损焉。使当事诸公肯举李锜故事为明主告，未有不嘉叹也，而坐视无策，付之窃叹，惜哉！
汉时籍没臣民，以其妻女没为官婢，所谓鬼薪、白粲之类，在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没为宫女也。及唐时，籍没大臣，以其妻女没入掖廷，谓之填宫，色才出众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无道之甚者。本朝绝无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给配功臣为奴尔。正大仁厚之体，自三代以来所仅见者，不可不知也。
万历丙子五月，鱼台隋府为山西佥事，以残暴罢官，里居横甚。旧所从师某为邑丞，老年八十余，府欲夺其产，致之于狱，其人遣子上书，讦府不法事。上时年十四，览疏震怒，使中官问辅臣曰：「人之为恶，至于如此，且辱其业师，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为府罪固不可恕，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实，且告讦之门不可轻开。事遂不行。府盖蒲州张相君门人也。是年十月，山东抚臣奏：昌邑令孙鸣凤居官贪鄙，窃取帑金，及迁官去任，道中榷吏卒金，人二两。上览其疏，持示辅臣，且笑且怒，曰：「道榷吏金，与盗何异？」江陵奏曰：「方今法纪粗张，而贪风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上曰：「先生言是。昨览其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如此？」江陵复奏：「此人惟自恃进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后皇上用人，惟当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资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亦当显擢，若贪赃坏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贵游，亦当重处。」上曰：「善。」即此二事，见上聪明天纵，汉昭不及也。
万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论劾临江知府钱若赓杀死无辜至二百有奇，上大怒，下所在逮治。数月不报，有旨数趋阁臣，令从重问拟，江右勘者论以永戍。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阁，命票极刑。阁臣再三执奏，上不可，手批「决不待时」。阁臣再奏：「若赓所犯不至此。即处以极刑，亦缓至秋后，方今春和发育，望体生物之仁。」上命中使语阁臣曰：「彼残许多人命，都是秋后否？彼奈何不体生阳发育之心？」阁臣无以对。已而又上揭力救，词至迫激。上不得已，从之，令监候处决。时以主上恩威并用，人心悚服。盖上春秋已长，明习治体，加意元元，痛绝酷烈，此本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开轻杀之端，再三执奏，其实若赓之罪，死有余辜，不足惜也。予尝与相知论此事，以为劾之者与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赓性本残刻，当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势，恣行无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谕，至养成其恶，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内主轻论，不足以伤，则摭拾如许，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轻易登于奏牍？且一郡守三年杀人命如许，为抚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觉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贵之言，以为文吏持柄相党护，乃一郡守杀人二百而阁臣、法司、台谏相率救之，上以为何如？且若赓有罪人也，所争法比轻重之间，而今上有党护之疑，后即有无罪被诬者，亦不可救矣。此谓为有罪者决网而为无罪者设冤也。又有甚焉，老成虑事，恐开妄杀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杀人数百而罪不至死，使为天下主者妄杀一人则亢然争之，是天子不如郡守专也，此念一动，后即用重典绳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轻杀之端而开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诸生，叨有民社之寄，视民命如草菅，是诚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无阴谴耶？予为此说，非刻也，厚也。钱，四明人，余阁学之邑子而新都许阁学之门人也。
唐开元中，刺史杨浚坐赃当论死， 【「当论死」，原本作「当死」，兹据天启本改。】 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玄宗习见武后之朝笞挞公卿有如徒隶，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余年，未尝及朝士，可谓有礼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赐杖，大廷遍体系累，不以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羡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也，岂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赏，即下之所誉，则以其赏为荣，而不然者，则赏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毁，则以其刑为辱，而不然者，则刑亦荣也。夫使上之刑赏不足为荣辱，而士之荣辱制于下之毁誉，则国是将日非矣。有识之士可不为寒心哉！
大臣贵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趋避，殊可骇汗。试举一事：南齐尚书令王晏推奉明帝谋废翰林，而事多专决，为上所忌，乃轻浅无防，意望开府，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宾客语，好屏人请间，明帝闻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诛之。公卿大臣当权位隆盛时，与技艺星相等谈及数接昵客造膝密语，皆所当忌。
王剧为凤阁舍人，王勔为荆州刺史，王助为监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孙也。当武后之朝，以刘思礼谋反株连，皆至族诛。勔、助出妄引，若剧掌铨选，进用由思礼，未必不与其谋，宜其及也。大贤之后，文雅之族，一旦横罹楚毒，至于赤族，其非高阳之世可知矣。近时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侠邪，轻扞文网，幸遇仁明之代，免于重典，使当虐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为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