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宋室积弱之原因
北宋的外患变法
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南宋中兴之机运
宋之灭亡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一）
后周世宗以三十四岁的英年，抱着统一中国的雄心，而即帝位。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入寇，他便要去亲征。做了四朝元老的长乐老冯道极力谏阻。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创业，不是常常亲征的吗？我怕什么？冯道却说：唐太宗是不可轻易学的。世宗又说：刘崇乌合之众，王师一加，便好比泰山压卵。冯道却怀疑道：不知道陛下作得泰山么？世宗看他的老面，不便发作，只不理睬，径自决定亲征。周军在高平即今山西高平遇到敌人。两军才开始交锋，周军的右翼不战而遁，左翼亦受牵动，眼见全军就要瓦解。世宗亲自骑马赶上前线督战，并且领队冲锋，周军因而复振，反把敌军击溃，杀到僵尸弃甲满填山谷。在凯旋道中，世宗齐集将校，大排筵席来庆祝，那些临阵先逃的将校也行无所事的在座。世宗突然声数他们的罪状，喝令他们跪下受刑。说着，壮士们便动手，把七十多个将校霎时斩讫，然后论功行赏。接着他率军乘胜直取太原，却无功而还。
经这一役，世宗深深感觉到他的军队的不健全。回到汴京后不久，便着手整军。这里我们应当略述后周的军制。像唐末以来一般，这时州郡兵为藩镇所私有，皇室不能调遣。皇室所有的军队即所谓禁军。禁军分为两部：一，殿前军；二，侍卫亲军。两部以上，不置总帅。侍卫亲军虽名为亲，其实比较和皇帝近的却是殿前军。侍卫亲军分马步两军，而殿前军则无这样的分别；大约前者是量多于后者，而后者则质优于前者。世宗一方面改编全部禁军，汰弱留强；一方面则向国内各地召募豪杰，不拘良民或草寇，以充实禁军，他把应募的召集到阙下，亲自试阅，挑选武艺特别出众，身材特别魁伟的，都拨入殿前军。
世宗不独具有军事的天才，也具有政治的头脑。他奖励垦荒，均定田赋；他曾为经济的理由，废除国内大部分的寺院，并迫令大部分的僧道还俗。他以雷霆的威力推行他的政令；虽贤能有功的人也每因小过而被戮。但他并不师心自用。他在即位次年的求言诏中甚至有这样的反省：“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他又曾令近臣二十余人，各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篇和《平边策》一篇，供他省览。“平边”是他一生的大愿。可惜他的平边事业只做到南取南唐的淮南江北之地，西取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北从契丹收复瀛、莫二州，便赍志而殁，在位还不到六年，遗下二个七岁以下的幼儿和臣下对他威过于恩的感想。
世宗死于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六月，在临死的一星期内，他把朝内外重要的文武职官，大加更动。更动的经过，这里不必详述；单讲他对禁军的措置。殿前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都点检；其次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部指挥使；其次是都虞候。世宗对禁军要职的最后“人事异动”，可用表显示如下：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张永德的解除兵柄和赵匡胤的超擢。张永德是周太祖的驸马世宗是周太祖的内侄兼养子，智勇善战，声望久隆，显然世宗不放心他。赵匡胤是洛阳人，与其父弘殷俱出身投军校，在周太祖时，已同隶禁军。高平之役，匡胤始露头角，旋拜殿前都虞候；其后二年，以从征淮南功，始长殿前都指挥使。他虽然年纪略长于张永德世宗死时匡胤三十四岁，勋望却远在永德之下。但他至少有以下的几件事，给世宗很深的印象。他从征淮南时，有一次驻兵某城，半夜，他的父亲率兵来到城下，传令开城。他说“父子固然是至亲，但城门的启闭乃是王事。”一直让他父亲等到天亮。从征淮南后，有人告他偷运了几车财宝回来，世宗派人去检查，打开箱笼，尽是书籍，一共有几千卷，此外更无他物。原来他为人沉默寡言，嗜好淡薄，只是爱书，在军中是时常手不释卷的。南唐对后周称臣讲好后，想离间世宗对他的信任，尝派人送他白银三千两，他全数缴呈内府。从殿前都点检的破格超升，可见在这“易君如置棋”的时代，世宗替他身后的七岁幼儿打算，认为在军界中再没有比赵匡胤更忠实可靠的人了。
（二）
世宗死后半年，在显德七年的元旦，朝廷忽然接到北边的奏报，说北汉又联合契丹入寇。怎样应付呢？禁军的四巨头中，李重进侍卫都指挥使，周太祖的外甥是时已领兵出镇扬州；绰号“韩瞠眼”的韩通侍卫副都指挥使虽然对皇室特别忠勤，却是一个毫无智谋的老粗，难以独当一面。宰相范质等不假思索，便决定派赵匡胤和慕容延钊副都点检出去御敌。
初二日，慕容延钊领前锋先行。是日都城中突然喧传明天大军出发的时候，就要册立赵点检做天子。但有智识的人多认为这是无根的谣言。先前也有人上书给范质说赵匡胤不稳，要加提防；韩通的儿子，绰号韩橐驼的，也劝乃父及早设法把赵匡胤除掉。但是他做都点检才半年，毫无不臣的痕迹，谁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但这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关于他的谣言，却布遍了都城，有钱的人家纷纷搬运细软，出城躲避。他们怕什么？稍为年长的人都记得：恰恰十年前，也是北边奏报契丹入寇，也是派兵出征；约莫一个月后，出征的军队掉头回来，统兵的人就做了皇帝即周太祖，他给部下放了三天假，整个都城几乎被抢掠一空。现在旧戏又要重演了罢？
初三日，赵匡胤领大军出发。城中安然无事，谣言平息。
初四日上午，出发的军队竟回城了！谣言竟成事实了！据说队伍到了陈桥，当天晚上军士忽然哗变，非要赵点检做天子不可，他只得将就。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这回军士却严守秩序，秋毫无犯。在整个变局中，都城里只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暴行。是日早朝还未散，韩通在内庭闻变，仓皇奔跑回家，打算调兵抵抗，半路给一个军校追逐着，才到家，来不及关门便被杀死；那军校把他全家也屠杀了。都城中已没有赵匡胤的敌人了。一切仪文从略。是日傍晚，赵匡胤即皇帝位。因为他曾领过宋州节度使的职衔，定国号为宋；他便是宋太祖。
在外的后周将帅中，不附宋太祖的，唯有镇守扬州一带的李重进和镇守潞州一带的李筠。四月，李筠结合北汉占今山西全省除东南隅及雁门关以北首先发难。李重进闻讯，派人去和他联络，准备响应。那位使人却偷到汴京，把扬州方面的虚实告诉了宋太祖，并受了密旨，回去力劝重进不可轻举。重进听信了他，按兵不动。北汉和后周原是死对头，而李筠口口声声忠于后周，双方貌合神离。他又不肯用谋士的计策：急于乘虚西出怀孟，占领洛阳为根据，以争天下；却困守一隅，坐待挨打；结果，不到三个月，兵败城破，赴火而死。九月，李重进在进退两难的情势下勉强起兵。他求援于南唐，南唐反而把他的请求报告宋朝。他还未发动，亲信已有逃城归宋的。他在狐疑中，不问皂白，把三十多个将校一时杀掉。三个月内，扬州也陷落，他举家自焚而死。
（三）
宋太祖既统一了后周的领土，进一步便着手统一中国。是时在中国境内割据自主的区域，除宋以外大小有八，兹按其后来归入宋朝的次序，列表如下：
太祖的统一工作，大致上遵守着“图难于其易”的原则。荆南、湖南皆地狭兵寡，不足以抗拒北朝，过去只因中原多故，或因北朝把它们置作后图，所以暂得苟全。太祖却首先向它们下手。他乘湖南内乱，遣军假道荆南去讨伐，宋军既到了荆南，却先把它灭掉，然后下湖南，既定两湖，便西溯长江，南下阁道，两路取蜀，蜀主孟昶是一纨绔少年，他的溺器也用七宝装成。他的命运，可用他的一个爱妃花蕊夫人的一首诗来交代：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些解甲的军士中，至少有二万七千被屠，而宋兵入蜀的只有三万。次取南汉。南汉主刘比孟昶更糟，是一变态的糊涂虫，成日家只在后宫同波斯女之类胡缠，国事委托给宦官；仅有的一二忠臣良将，因随便的几句谗言，便重则族诛，轻则赐死。他最后的办法是把珍宝和妃嫔载入巨舶，准备浮海。这些巨舶却给宦官盗走，他只得素衣白马，叩首乞降。次合吴越夹攻南唐。南唐主李煜是一绝世的艺术天才。在中国文学史中，五代是词的时代，而李煜即李后主的词，凄清婉丽，纯粹自然，为五代冠。读者在任何词的选本中都可以碰到他的作品。他不独爱文学，也爱音乐，书画，以及其他一切雅玩；也爱佛理，更爱女人。在一切这些爱好者的沉溺中，军事政治俗务的照顾只是他的余力之余了。他遇着宋太祖，正是秀才遇着兵，其命运无待龟蓍。以下是他在被俘入汴途中所作的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拦！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和李煌的文雅相称，宋军在南唐也最文明，至少在它的都城今南京是如此。“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历史上传为美谈。但江州城今九江为李煌坚守不降，后来陷落，全城被屠，横尸三万七千。
南唐亡后次年，太祖便死，寿仅五十，遗下吴越、闽南和北汉的收拾工作给他的继承者，他的胞弟赵匡义，即宋太宗。吴越王钱俶一向以对宋的恭顺和贿赂作他的地位的保障。南唐亡后，他亲自入朝。临归太祖交给他一个黄包袱，嘱咐他，在路上拆看。及拆阅，尽是群臣请扣留他的奏章。他为之感激涕零。太宗即位后，他又来朝，适值闽南的割据者自动把土地献纳，他恐惧，上表，请除去王号和其他种种优礼，同时求归。这回却归不得了！他只得照按闽南的办法，也把土地献纳。最后，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图谋北汉了。北汉地域虽小，却是一个顽敌，因它背后有契丹的支持。自从太祖即位以来，它曾屡次东侵，太祖也曾屡次加讨伐——有二次兵临太原北汉都城城下，其中一次太祖并且亲征。但太祖终于把它放过了。太祖是有意暂时放过它的。他有这样的考虑：北汉北接契丹，西接西夏；北汉本身并不怎样可怕，它存在，还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缓冲；它若亡，宋朝和这两大敌的接触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国防上一个难题。但这难题可暂避而不能终免。吴越归地后不到一年，太宗便大举亲征北汉。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军到达白马岭今山西孟县东北与宋军只隔一涧。主帅主张等后军到齐然后决战，监军却要尽先急击，主帅拗不过他，结果契丹军渡涧未半，为宋军所乘，大溃，监军及五将战死，士卒死伤无算。宋军进围太原城。在统一事业中，这是九仞为山的最后一篑之功了。军士冒犯矢石，奋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伤过多，传令缓进。半月，城陷，北汉主出降。太宗下令毁太原城，尽迁其居民于榆次，军士放火烧城，老幼奔赴城门不及，烧死了许多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里，太宗毁太原城后，移其州治，即今太原省会。
（四）
太祖太宗两朝对五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兹分三项述之如下：（1）军制与国防，（2）官制与科举，（3）国计与民生。
五代是军阀的世界。在稍大的割据区域内，又分为许多小割据区，即“节度使”的管区。节度使在其管区内尽揽兵、财、刑、政的大权，读者从不久以前四川“防区”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谓厢兵的精锐，尽量选送到京师，以充禁军；又令厢兵此后停止教练。这一来厢兵便有兵之名无兵之实了。厢兵的编制是每一指挥管四五百人；每大州有指挥使十余员，次六七员，又次三四员；每州有一马步军都指挥使，总领本州的厢兵，而直隶于中央的侍卫司，即侍卫亲军的统率处。在另一方面，太祖把节度使的行政和财权，逐渐移归以文臣充任的州县官。这一来“节度使”在宋朝便成为一种荣誉的空衔了。
禁军的组织，大体上仍后周之旧，惟殿前正副都点检二职经太祖废除；殿前和侍卫的正副都指挥使在太宗时亦缺而不置，后沿为例，因此侍卫军的马步两军无所统属而与殿前军鼎立，宋人合称之为“三衙”。禁军的数目太祖时约有二十万，太宗时增至三十六万。禁军约有一半驻屯京城及其附近；其余一半则分戍边境和内地的若干重镇。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这样，内力永远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无法造成了。太祖又创“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军，每一或二年更调一次，这一来，禁军可以常常练习行军的劳苦而免怠惰；同时镇守各地的统帅不随戍兵而更动。因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军队便无法成为将官的私有了。
厢军和禁军都是雇佣的军队。为防止兵士逃走，他们脸上都刺着字。此制创自后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兵士大多数是有家室的。厢兵的饷给较薄，不够他们养家，故多营他业。禁兵的饷给较优，大抵勉强可够养家。据后来仁宗庆历间一位财政大臣张方平的报告，禁军的饷给：“通人员长行长行大约是伕役之类，用中等例禁军分等级，各等级的饷类不同：每人约料钱每月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绢六匹，绵十二两，随衣钱三千。……准例实发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赏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除厢、禁军外，在河北、河东今山西及陕西等边地，又有由农家壮丁组成的民兵；平时农隙受军事训练，有事时以助守御，而不支官饷。
这里我们应当涉及一个和军制有关的问题，即首都位置的问题。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间，四边全无险阻可资屏蔽，这是战略上很不利的地形。太祖曾打算西迁洛阳，后来的谋臣也每以这首都的地位为虑。为什么迁都之议始终没有实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临汴梁城下之后，宋帝仍死守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来，而束手就缚呢？我们若从宋朝军制的根本原则，从主要外敌的所在，从经济地理的形势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离开汴梁的理由。第一，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禁军的一半以上和禁军家属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军粮的供应和储蓄为一大问题。随着禁军数量的增加，后来中央政府所需要于外给的漕粮，每年增至六七百万石，而京畿的民食犹不在内。在这样情形下，并在当时运输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现成的经济的重心合一不可。自从唐末以来，一方面因为政治势力由西而东移，一方面因为关中叠经大乱的摧毁和水利交通的失理，汉唐盛时关中盆地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密度也移于“华北平原”。汴梁正是这大平原的交通枢纽，经唐五代以来的经营，连渠四达，又有大运河以通长江；宋朝统一后交通上的人为限制扫除，它便随着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了。第二，宋朝的主要外敌是在东北，它的边防重地是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太原三镇，而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平时兵力只能集中在京畿，而不能集在其他任何地点；因此都城非建筑在接近边防重镇且便于策应边防重镇的地点不可。汴梁正适合这条件。
（五）
中央政府的组织，大体上沿袭后周。唐代三省和御史台的躯壳仍然保存，但三省的大部分重要职权，或实际上废除，如门下省的封驳封谓封还诏书，暂不行下；驳谓驳正台议，或移到以下几个另外添设的机关：（1）枢密院创始于后唐掌军政，与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主的政事堂对立，并在禁中，合称二府。院的长官或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或签书枢密院事的地位也与宰相抗衡。（2）三司使司创始于后唐掌财政，三司使下辖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使，宋初以参加政事即副宰相，太祖时创置或宰相兼领，后置专使。（3）审官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东院与流内铨掌中下级文官的铨选，其上级文官的铨选则归中书省。（4）三班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西院与三班院掌中下级武官的铨选，其上级武官的铨选则归枢密院。（5）审刑院创始于太宗时主覆核刑部奏上的重案。枢密院分宰相及兵部之权，三司便分户部之权，审官院分吏部之权，三班院再分兵部之权，审刑院分刑部之权。
地方行政的区域有三级，自下而上是：（1）县；（2）府，州，军，监，通称为郡；（3）路。在郡的四类中，府是经济上或军事上最重要的区域，其数目最少，其面积却最大；通常州所管辖的县数较府为少；军次之，至多只三县，少则一县；监则尽皆只占一县；设监的地方必定是矿冶工业或国家铸钱工厂等所在的地方，监的长官兼管这些工业的苛税和工厂的事务。宋初在郡县制度上有两项重要的变革。一是郡设通判大郡二员，小郡一员，不满万户的郡不设，以为郡长官的副贰；郡长官的命令须要他副署方能生效；同时他可以向皇帝上奏，报告本郡官吏的良劣和职事的修废。因为通判的权柄这样大，郡的长官就很不好做。宋人有一传为话柄的故事如下：有一杭州人，极好食蟹；他做京朝官做腻了，请求外放州官宋朝京官得请求外放并且指明所要的郡县，有人问他要那一州。他说我要有蟹食而没有通判的任何一州。二是县尉县尉制始于汉朝的恢复。在五代，每县盗贼的缉捕和有关的案件，由驻镇军校管理，县政府无从过问，宋初把这职归还县政府，复设县尉以司之。路的划分在宋代几经更改，这里不必详述。太宗完成统一后将全国分为十路，其后陆续于各路设一转运使，除总领本路财赋外，并得考核官吏，纠察刑狱，兴利除弊；实于一路之事无所不管。后来到真宗太宗子时，觉得转运使的权太大，不放心，又于每路设一提点刑狱司，将转运使纠察刑狱之权移付之。宋人称转运使司为漕司，提点刑狱司为监司。
宋在变法以前的科举制度，大体上沿袭唐朝进士科独尊以后的规模。但有以下的更革：（1）唐朝每年一举进士，每举以一二十人为常，至多不过三四十人；宋朝每四年一举进士，在太宗时每举常一二百人，后来有多至五六百人的。（2）唐朝进士考试不弥封，不糊名，考官亦不专凭试卷去取，而可以参考举子平日的声誉。因此举子在考试之前，照例把自己的诗赋或其他著作向权要投献，望他们赏识，延誉，以至推荐。宋朝自真宗一说太宗时，定糊名制以后，试官于举子只能凭试卷去取了。（3）唐朝进士经礼部录取后，即算及第。宋朝则礼部录取后，还要到殿庭覆，由皇帝亲自出题，这叫做“殿试”。及第与否有及第的等次，是在殿试决定的仁宗某年以后，殿试只定等次，不关去取。（4）唐朝进士及第后，如想出仕，还要经吏部再定期考选。“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因此许多及第的进士等到头白也得不到一官。宋朝的进士，一经及第，即行授职，名次高的可以得到通判、知县或其他同等级官职。（5）宋朝特定宗室不得参与科试。
从上面所述科举制度的更革，已可以看出宋朝对士大夫的特别优待。但宋朝士大夫所受的优待还不止此。像“官户”免役免税及中上级官吏“任子”子孙不经“选举”，特准宦仕的特权，固然沿自前代汉代，但宋朝官吏“任子”的权利特别大。台省官六品以上，他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时，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每次品级最底的荫子或孙一人；品级最高的可荫六人，不拘宗人、外戚、门客，以至“医人”家庭医生。此处大臣致仕时有“致仕恩泽”可荫若干人，死后有“遗表恩泽”可荫若干人。因为科举名额之多，仕途限制之宽和恩荫之广，宋朝的闲职冗官特别多，且日增无已，到后来官俸的供给竟成为财政上的大问题了。更有一由小可以见大的优待士大夫的制度，太祖于每州创立一“公使馆”专以款待旅行中的士大夫。据一个曾受其惠的人的记录：“公使库……遇过客自然不是寻常的过客必馆置供馈……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下至吏卒随从批支口食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太祖还有一个远更重大的优待士大夫的立法。他在太庙藏一传诸子孙的密约：“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规定以后每一皇帝于即位之前，在严重的仪式下，独自开阅这誓约。这誓约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读者以后将会看到。
（六）
宋初财政收入的详细节目，太过繁琐，这里不能尽述，举其重要的如下：（1）“两税”分夏秋两季征纳的田赋和资产税沿唐旧制，而大致仍五代加重的额数，约为唐代的六倍。其中田赋一项，通常每亩产谷十五石而抽一斗依当时度量，但因为逃税的结果上官册的田只占实垦田实额约十分之三，大多数豪强或显达田主实纳的田赋远较上设的比率为轻。（2）政府专卖的物品，除沿自唐季的盐、茶、酒，沿自五代的矾外，又有自外海输入的香料。此外苛税之沿自五代的有（3）通过税即近代的厘金，每关抽货价的百分之二现款亦照抽；又有（4）身丁钱，即人头税。此税只行于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四川除外，因为五代以来本是如此。这种税的负担，加上别的原因，使得这区域的贫民无法维持他们所不能不继续孳生的人口，因而盛行杀婴的习俗。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于这习俗有一段很深刻的描写。他写给一位鄂州知州的一封信道：
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死之。尤讳养女。……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盆中，咿嘤良久及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一斑。
人民除赋税的负担外，还有差役的负担。差役有四种：一是押运官物，二是督征赋税，三是逐捕盗贼，四是在州县衙门供使唤或管杂务。民户分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免役。押运即所谓衙前和督赋即所谓里正，最是苦差，当者要负赔偿损失的责任，每至倾家荡产，并且坐牢。宋朝名将韩琦当知并州时，在一封论及役法的奏疏里有这样的描写：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又一斑。
在五代，一方面军阀横行，一方面豪强的兼并也变本加厉。军阀是给太祖兄弟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了，但豪强的兼并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也熟视无睹。宋初豪强兼并的程度有下列几事为证：
（1）在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三至九九五年间，四川成都附近发生一次贫民也许大部分是农民的大暴动。他们的领袖李顺的口号，据宋朝国史的记载，是“吾恨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他们把官吏杀掉，拿来示众。他们把富人的财产，除了足供养家的一部分外，尽数充公，拿来赈济贫困。他们竟“号令严明，所到一无所犯”。但他们终于一败涂地。
（2）同时在四川盛行着一种沿自五代的“旁户”制度。旁户是隶属于豪家的贫户，豪家所领的旁户，每有数千之多。他们向领主纳租外，并供领主役使，如奴隶一般。当李顺乱起时，有些豪家反率领旁户去响应他。后来事定，太宗想把旁户制度废除，终因怕引起更大的扰乱而止。
（3）同时在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即身丁钱制施行的区域，又有一沿自五代的特殊法律：佃户非得田主的许可并给予凭证，不许迁移。这一来，佃户便成了附着于田土的农奴，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情形。这特殊的法律到太宗的孙仁宗时始行废除。仁宗之所以为“仁”，于此可见。
（张荫麟）
宋室积弱之原因
夫矫枉者必过正，有一利必有一弊，今日之所谓利，即他日之所谓弊，宋祖之立国政策，不为不善，然缘之而生一弊，其弊维何？曰积弱不振是已。
先以军政言：宋聚天下精兵于京师，谓之强本弱枝，又仰江淮之漕运，以给军食，故汴京一地，遂为宋代政治之中心，此其立制之善者也。宋祖于杯酒间，释去诸将之兵权，论者咸津津乐道之，然所罢去者，不过为久典禁军之宿将，此将既去，他将又来，寻其症结，尚别有在。宋祖立法之要义，在有固定之禁军，而无固定之将帅，自更戍之法行，在京统禁军之将帅，仅负训练之任，一经遣戍他地，则以所在之帅臣守臣统辖之，凡召募屯戍调发及兵籍之数，皆掌于枢密院，二司殿前侍卫不得过而问焉。地方志帅，大者如宣抚经略，次者如知府事知州事，皆军民并统，其下尚有钤辖都监，为地方主兵之官，禁军分戍其地，即须归其节制，所谓“将不得专其兵”者，即指此而言。一遇方面有警，调军备御，统军之将，亦为临时派置，在京二司之长，率不得与如都指挥使都虞侯，总之，宋分统军之责为三，枢密司调遣，二司司训练，帅臣司统率，三者不相统属，无人从而操纵，此宋代立法经义之所在也。考今之列强，将皆不得专其兵，遇有征伐，临时置帅，其下师旅之长，平时亦常有调动，然未闻以兵将不相习，而致军纪之紊，是则此点，亦非宋积弱症结之所在也。症结之所在，由于以不知兵之文臣统兵，西夏跳梁为患，虽韩范名臣，亦无可如何，终出于赐币之一途，以文臣不知兵，故不能尽用兵之用也。狄青平侬智高还，仁宗欲擢为枢密使，庞籍以青起于行伍，力持不可，高宗南渡，范同迎合秦桧之意，建议三大将不可久典重兵，遂分其权于部下，此皆为秉承祖宗之传统政策，疏忌武臣太甚之所致。宋代以文臣主兵，实为矫枉过正，此宋室积弱之原因一。
次以民事言：宋留节度使于京师，不遣之镇，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階，别遣京朝官，出典外州，谓之知某州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其于府军监亦然。是谓之差遣，实则各府州军监皆有本任官，虽已除授，不令之任，是谓之寄禄官，名实不符，莫此为甚。宋制宰执罢任，多令出典外州，位高者谓之判州事，如韩琦罢相后，出判相州，相为今之安阳，琦之故乡也，欧阳修为之撰记，比于衣锦之荣，次则朝臣忤旨，亦令出知外州，是则宋之诸州，不为朝廷优礼老臣之乡，即为迁谪罪臣之地，以视汉代擢贤太守为宰相，与良二千石共治天下之旨，判然异趣，欲其吏治之良，又何可得。且诸州通判，与知州事同治一郡之政，通判亦事不得专遽，一如清代之督抚同城，行之既久，长吏举措，多为所制，乃加以抑损，交移须与守臣通签，方许行下，夫通判之设，原以钤制武臣，节度既不之镇，守臣代以文臣，则通判之官，适成赘疣，徒掣守臣之肘，亦矫枉过正之弊制也。唐代于十道置采访使，后改观察处置等使，以总一道之政，盖以府州之政区太小，直隶中央，过于散漫，故于中间置监司之官，以代中央之耳目，此为汉代州刺史之任，亦制度之良者也。宋代诸路之监司官，有帅漕宪仓四种，安抚使为帅臣，总军民之政，都转运使为漕臣，总财赋漕运兼察吏之权，提点刑狱为宪司，提举常平为仓官，凡为监司官者，资历或不及州守，其以旧相为州守者，往往视监司如后辈，是则宋代地方行政之穷败，正由监司官不能举职，有以致之。总上所述，谓之重内轻外，此宋室积弱之原因二。
立国政策无可议者，只有财赋一端。各地财赋，由中央命官征收，地方不得占留，以一财赋之权，行之不久，遂致库藏充盈，太祖乃为封椿库以别储其羡余。然以兵额之增，官俸之滥，恩赏之厚，以及西师之困，辽夏岁币之无艺，仁宗以降，遂大成国用之不足，神宗相王安石，至以理财为先务。是则宋之积弱，财用匮乏，亦为一因。
综上所考，则知宋室之积弱，悉与立国之政策相缘，岂宋祖赵普贻谋不减，有以致之耶？是又不然。宋承周世宗之余荫，禁军渐知驯服，藩臣俯首听命，能于此时，厉行军民分途而治财赋还诸中央之策，正为对症之良药。且观太祖太宗之世，各州长吏，未尝不文武并用，征伐北汉、西蜀、南唐、契丹诸役，以曹彬、王全斌、潘美为帅，仍为禁旅节镇之雄，未尝以文臣制于其上，诸州通判之役，既以钤制武臣，并为文臣知州之准备，与后来之弊政无涉，此盖属于初步之改革，因时制宜，弊去太甚，虽免不矫枉过正，未得以贻谋不臧，为宋祖赵普咎也。真仁以后，泥守不变，束缚武臣，从而加甚，且以为祖宗之法不可轻变，致演成积弱不振之局，咎自别有所归。神宗御世，用王安石变法，欲去真仁以来之积弊，而为太祖太宗之肖孙，所谓物穷则变，良非得已，惜乎时晚寡助，终无以挽回之劫运也。
宋室积弱之原因，不必尽属于内部，其在北边之辽金，西北边之西夏，亦与有关系焉。何以明之？辽起松漠，在五代之初，后藉石晋求助之隙，进而攫取燕云，使北边之藩篱尽撒，南向而与中国争衡，盖乘中国之弊，而使中国不能乘其弊，故以辽强宋弱为结局，宋不能因辽之亡，以振国威，而承其弊者，以代辽而兴者为金人，而非宋人也。其于西夏亦然，夏人起于唐季，累世据有河西，至宋初已根深蒂固矣，宋人不悟，欲收其土为中国有，而终不能也。夫汉初有匈奴，唐初有突厥，其强大侔于宋代之辽夏，然汉武唐宗卒能击破而臣服之者，以其未闯入中国之樊笼有反客为主之势也。宋代则不然，辽居上游，俯以临宋，夏居辽结，讬以自固，犄角之势已成，鼎足之局遂定，纵令宋之君为汉武唐宗，且无文臣主兵重内轻外之过举，以当入控腹背之强敌，亦未必能收安攘之效，矧宋之君臣又万万不如乎。夫曰积弱，则其弱由积渐而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宋初本非甚弱，迨真宗怯于御辽，仁宗绌于谋夏，而积弱之势乃成，神宗蹶然，终莫能振，是故宋室积弱之由，盖属内外相兼，先有内亏以造成积弱之因，后有外患以促成积弱之势，若述内而忘外，亦不足概其全焉。
（金毓黻）
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一）
自从石晋末年公元九四七，契丹退出汴梁后，它的极盛时代已成过去。白马岭之战使太宗觉得契丹易与。太原攻下之后，他便要一劳永逸地乘胜直取燕云。这十六州的国防要区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国一天不能算是“金瓯无缺”。但是他的部下，上自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后，可以暂息汗马之劳，同时得到一笔重赏，回家去享享太平福。太宗却不这样想。将士有了资财，哪里还可能卖力去打仗？不如等燕云收复后才给他们一起颁赏也不迟。而将士贪赏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断”之下，太宗便领着充满了失望心情的军队向东北进发。一路所经，易州和州的契丹官将先后以城降。不到一月便抵达幽州城今北平下。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络绎来降。宋军闻幽州城三匝。城内空虚，自分无幸，契丹主也准备放弃这重镇。独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奋勇，请兵赴援，他领兵夤夜兼程，从间道兜到宋军的后方，席卷而北。宋军仓促应战于今北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为高梁河一带，立时大败，四散逃窜。幸而契丹主帅受了重伤，不能穷追。败军复集后找寻太宗不得，只当他已死。正议拥戴太祖的儿子继位间，却发现了他，只身乘轳车遁归，大腿上中了两箭。十八年后他就因为这一伤口的发作而死。
高梁桥之战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十九年以后，宋辽边境上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拖了二十几年，彼此都无大进展京戏中有名的“杨家将”就是在这时代出现的。太宗于死前三年公元九九四，正当李顺乱事未平之际，曾两次遣使往契公丹议和，都为所拒绝。真宗咸平六年公元一〇〇三，宋殿前都虞侯王继忠孤军力战，为契丹所俘。他本是真宗藩邸的亲信，骁勇著名。契丹摄政太后萧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贵女。他既荷新宠，又感旧恩，一心要促成宋辽的和好。萧后和她朝中的领袖们对于边境的拉锯战，也未尝不感厌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们率领倾国的军队南下，同时由王继忠出面与宋朝通书约和，真宗用宰相寇准约定策，一面严密布置守御，并亲至澶渊今河北濮阳县西南督师，一面遗使赴契丹议和。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进迫澶渊的前锋的统帅即去年擒王继忠者又中伏弩死，两方久战且议的结果便是所谓“澶渊之盟”。构和的条件载于两方交换的誓书内。兹将宋方的誓书录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戊。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务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据说，宋方的使人临行时，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许与契丹的岁币，不妨添到一百万。寇准却把使人召来，对他说：虽有御旨，若许过三十万，我便砍你的头。其后使人定约回来，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见，先差太监去探问。使人在幕外，不便扬声，只把三个指头向额上一点。那太监当为三百万禀报，真宗听了道：太多，也罢，姑且了事。
（二）
澶渊之盟后，宋朝边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赵元昊之患。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陕北的无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绥远的鄂尔多斯。这区域在唐以来为羌族所散布。唐末，这区域的守将拓跋氏北魏之后割据自主，传世至宋。太宗时，西夏叛而复附，附而复叛；澶渊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盟后二年，又复就抚。是时西夏之于宋边，还不过是癣疥之患。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一零三二赵元昊赵是太宗时赐姓继位，而形势大变。元昊从少就是一个异凡的人物，不独精娴武事，并且通蕃盖指藏族汉文字，从法律书，兵书，以至佛典，无所不读；又能绘画，能出新意创制器物。他劝其父不要臣属中国。其父说：“我们三十年来，周身锦绮，都是宋朝所赐，怎好负恩？”他说：“穿兽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大丈夫要为王为霸，锦绮算什么？”在继位之前，他曾领兵西征回鹘，连取了甘州和西凉府（并在今甘肃省河西地）。既继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组织。自创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来译《孝经》、《尔雅》、《论语》等书西夏文译的佛经和其他西夏文书现在还有留存。他有蕃汉兵十五六万，仍都兴州今宁夏省会，西取回鹘的沙、瓜、肃三州（并在今甘肃河西），东南寇宋。他继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公元一〇三八，便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此后，宋在今陕西黄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肃的环县、庆阳、径川、固原一带的边境上，和西夏展开四年的苦战。宋方的主要将帅是安阳人韩琦和苏州人范仲施。范之参预这次军事，原是由韩的举荐，但初时二人的战略根本不同。韩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攻，一举击破敌主力。他也知道这是冒险的事，但他以为“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却以为“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即关中，使无虚可乘；若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敌）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他又主张军事与外交并用，亲自作书，劝元昊罢兵称臣，时人都以他为怯。庆历元年公元一〇四一，韩琦巡边至镇戎军今甘肃固原，派兵数万，深入敌后，窥取羊牧隆今甘肃隆德附近。所遣的统领官贪利轻进，陷入敌人的大包围中，全军尽覆。兵士阵亡的，据当时边庭低折的报告，也有一万零三百人。这是宋与西夏战役中最惨的败仗，中外为之震撼。契丹乘这机会，蠢蠢欲动，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宋朝只得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加原额三分之二，以为宽免割地的代价。经这一役的教训，韩琦只得接受范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从此二人同心协力，作持久计。二人皆名重一时，人心归向，又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对近边的羌人部落，也推诚相与，恩威并用；士卒用命，羌人感畏，边境渐安。边民为之歌唱道：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两位使西贼“心胆寒”、“惊破胆”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温雅雍容的儒者。那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因为他带“龙图阁直学士”卫的范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这时在军中的歌咏，为宋人所传诵的，兹录一首如下：
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虽守住了西北边境，却谈不到犁庭扫穴。因为采取防堵的战略，需要兵力特别多。自对西夏用兵以来，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军队的维持费自然照这比率增加，而战时的非常支出还不算。政府虽把税收入增到无可再增例如以较真宗景德时，商税酒税皆增四倍余，盐税增一倍余，仍不敷甚巨，只得把太祖太宗以来的储蓄，拿来支用。到西夏事定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了。朝廷对元昊自始就没有关闭和平的路，只要罢兵称臣，在相当限度内，银绢是不吝惜的。元昊见宋边无隙可乘，又适值国内发生严重的天灾，便于庆历三年遣使来讲和。两方所争的只是元昊称呼，来使所持元昊的文书自称“男邦尼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继后他的文书，竟直用汉译作“吾祖”。但这不过是一种讨价的刁难，次年元昊便答应取消这个怪名，而对国内自称夏国主，对宋称臣。宋朝则答应每年“赐”他绢十万匹，银七万两，茶四万斤。和议成后四年，元昊因为占夺新娶的媳妇，为其子所杀，年四十六。
（三）
范仲淹自从读书应举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在仁宗天圣三年，即元昊僭号之前十三年，当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进士第后十年时，他已看见国家隐伏的危机，上书朝廷；倡言改革。书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道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我国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今自京至边，并无关险。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马一纵，信宿千里。若边少名将，则惧而不守，或守而不战，或战而无功，再扣澶渊，岂必寻好？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伏望圣慈……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以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至于尘埃之间，岂无壮士？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此圣人居安虑危之备，备而无用，国家之福也。
除了国防整顿外，仲淹于官吏的选任，人才的储养，直谏之奖励，文风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规陈。但他这封富于预言性的奏书，竟未曾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
庆历三年，当元昊使来，西事大定之后，仲淹被召入朝为枢密副使，旋任参知政事。一时朝野倾心属目。他于就职的次月，上了一封“万言书”条陈兴革事宜十项。这十项中除关于民生的两项厚农桑，减徭役外，其余大旨不出天圣三年的建议的范围，不过比从前更为周详，更为具体罢了。现在把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六项归入四纲领，节述如下。1．关于国防建设的，恢复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士，充京畿卫士，约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侯京畿近辅召募卫兵已成次第，然后诸道效此渐可施行。”2．关于民生的。（甲）厚农桑：“请每年秋，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坡塘之类，并委本州运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仍具功绩闻奏。”（乙）减徭役：省并户口虚少的县份，使这些县民繁重的徭役可以减轻（因人民须服役于县衙，县多户少，则役重）。3．关于科举制度的：“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行。……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进士，诸科，并以优等及第者放选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4．开于用人行政的。（甲）明黜陟：是时成例，“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行，谓之磨勘。……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仲淹请严定考绩之法，使无功不擢，有善必赏。（乙）抑侥幸：自真宗以后，恩庭愈滥，“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圣节皇帝生日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大两省等官……复更例外每岁奏荐。……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仲淹请废圣节恩荫之例，其余恩荫的优待，亦大加减损。
仲淹任参知政事不满一年，便在怨谤丛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复府兵一项，因其他大臣一致反对，谈不到实施；变科举一项，已完全实行，但他去职后不久旧制又被恢复；其他各项，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开了一点端绪，便因他的去职而停息。他去职后，出巡西北边，其后历知州郡，八年而殁公元一〇五三，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岁丧父，其母携他改嫁长山在今山东朱氏。初从朱姓，名说。至二十九岁，始复本姓，定今名。年二十一，中“学究”科。继后读书于长山的山寺中，这时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锅粥，划为四块，早晚取两瑰，加上几茎荠菜和一些盐便算一餐。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带着琴剑，离开朱家。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说：“十年后，等我中了第，再来迎接母亲。”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为南京的府立学舍，在学舍中更加贫乏，有时连粥也不饱，夜间被盖不够，就和衣而睡。真宗巡幸南京，学舍生徒皆注观看，他独不出。南京留守的儿子和他同学，见他的情形和留守谈及，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却一直等到腐败也不一动。留守的儿子问故，他说：“并非不感谢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这嘉肴，以后吃粥还吃得下么？”年二十七，登进士第。初仕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法官，常为断狱事和郡长官争是非。长官每盛怒临他，他一点也不摇动，归去便把和长官往来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满任，整副屏风都写满了。后来知开封府时，有一宦官，倚势作威，中外畏惧，他独抗疏弹劾；自知此事危险，疏上之后，嘱咐诸儿子，他若不幸，以后他们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设馆，教书度日。他虽显贵，常以节俭约表率家人；非宴客，食不重肉。每夜就寝前，自计一日间自奉的费用和所做的事；若觉得两者可以相当，便熟睡，否则终夜不安，次日必设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为抵补。他为次子娶妇，听说妇家以纱罗给她做帷幔，便怒道：“罗绮岂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俭，怎得乱我家法？若敢拿来我家，必定把它当众烧掉。”他的起人景慕的逸闻轶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选择的只代表他的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于所谓“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后八年，当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时年四十自江东提点刑狱，任满应召，赴阙也上了一封“万言书”，他也觉得国家的现状非变革不可，但他认为变法的先决问题是人才的问题。照他的人才的标准，这时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贫鄙下人至不可胜数。……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为什么人才这样缺乏呢？他以为由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什么是“教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应自都城以至乡镇，遍设学校，凡优秀的青年都取入学校，由国家供养；严选教师，教以“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所谓“刑政”之事，包括军事。“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大小。……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无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什么是“养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于取入学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应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自婚、丧、祭、养、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什么是“取之”之道呢？他说“取人必于乡党，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试之以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至于“任之”之道，则任期要久，职责要专，并待以严格的考绩之法。简单的说：要变法，积极方面当从政治和军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极方面当首先废除以文辞和记诵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认为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类故事：
昔晋武帝，趣味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
但他这封书的效果和三十五年前天圣三年范仲淹所上的那封书一样。
（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无子，以从侄继，是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其子继，是为神宗。
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以足岁计还未满十九岁。他做皇子时，谦恭好学，优礼宾师，很得士林的称誉。他是感觉异常敏锐的人。他即位之初，和朝臣谈到太宗的死状，至于堕泪。他立志要兴振中国，收复燕云的失地，湔雪祖宗的耻辱。以稚年临御，承积弱之后，而发奋图强，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正相符同他继位时比武帝长三四岁。他一生的事业也似乎隐隐以武帝为榜样。但他的福命不如武帝：武帝寿六十九。他寿仅三十八。他所处的时代也和武帝所处的大不相同。武帝初年，当长期休息之后，公家的财力绰裕盈溢，而神宗即位时，不独府库虚竭，国计也濒于入不敷出了。武帝承景帝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余风，其时主威赫铄，法为国是，令出必行；而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过度的宽柔，浸假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的光荣。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至它被打消为止。范仲淹的改革就在这样的空气里失败的。英宗朝因为追尊皇帝本生父的名号的小小问题即所谓“濮议”，英宗本生父原为濮王，笔舌的战争就闹得天翻地覆。到神宗即位时这种政治上变态的离心力久已积重难返了。再者汉初去春秋战国军事中心的时代不久，尚武之风未泯，右文之政未兴，故将才易求，斗士易得，图强易效。宋初惩五季军人恣横之弊，一意崇文抑武，三衙实际的长官爵不过四品至六品，唐朝的武举制度也废而不行，军为世贱，士耻言兵，结果良将勇士，两皆寥落，神宗朝重大的战役，多委之宦者季宪，其时军事人材的缺乏可想见了。
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久已心仪神往。他即位时，安石方以前知制诰的资格，闲住在金陵。他正月即位，闰三月便命安石知江宁府，九月便命安石为翰林学士；其后三年间，安石遂历参知政事而至宰相。这王安石是江南西路临川县人。其父历知韶州及江宁府通判。他少年时代的优裕顺适和范仲淹恰成对照。据说他的“眼睛如龙”。读书过目不忘。他二十四岁便登进士第，本取第一，因赋卷中语犯忌讳改置第四。可是他一生从没有和人谈及这件得意的失意事。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都属第一流，并且为当代文宗欧阳修深所心折。欧初识他时，赠他的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直以李白、韩愈相拟。他不独以文名，德行、政事也无不为侪辈所推服。他官知制诰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那是当时达官应有的事。安石见了她，就问：“那里来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来伺候舍人的。”问她的来历：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军校，因运米损失，家产入官，还不够赔，便把她卖掉，得价九十万钱。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们复为夫妇。他官知制诰后，居母丧，年已四十余，却尽极哀毁，在厅堂里以槁枯席地，坐卧其上。有一天，某知府给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了他的样子，只当他是一个老仆，叫他递入内宅。他在槁席上拿了信就拆。那差人嚷骂道：“舍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么？”左右告诉差人那就是舍人！他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来毁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于荣禄也未曾表现过一点兴趣。宋朝的“养馆职”“三馆”是国家的图书馆和史馆是朝廷储才待用的机关，地位极清高，也是仕宦上进必由之路。照例进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满后可以请求考试馆职。他却不去请求。再经两任三年一任外官之后，大臣荐他去考试馆职，他也不赴。再历一任外官之后，朝廷直接授他馆职，他也不就。再经一任外官之后，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馆职，他于屡辞之后，才勉强俯就。但他不是没有办事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好处后来的史家极力埋没，但我们于他早年的政绩还可以找得一例：他知鄞县任满后，县人就给建立生祠。这样一个德行、文章、政事的全人，他在仕途他愈懒于进取，朝野的有心人愈盼望进取。当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的时候他久已声满天下。可是到了他由江宁知府，而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而宰相，一直猛跳的时候；到了天爵和人爵极备于他一身的时候；先进和后进的同僚，包括那正人君子的领袖司马光，都不免对他侧目而视了。
（五）
我们读史有时可于异中见同。汉武帝初年，财政和军备都没有问题，所以他的事业的第一步就是开边；到了后来因兵事的耗费，财政不足，才施行新经济政策。神宗即位时的情形正正相反。所以他的事业的第一步是经济、军事，以至教育上种种建设和改革；后来这些兴革有了相当成就，才着手开边。两人事业的程序是“易地则皆然”的。
神宗在王安石的辅导下所行的新法，现在择其重要的，分经济、军事、教育三类，每类依颁行的次序述之如下。
一、经济
（甲）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布其法：各地方政府，每年二次举行放款，听人民自由请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钱十五贯，以下递减，半年为期，取息二分。这种贷款叫做“青苗钱”，因每年第一次散放是在苗青的时候。此法初行时，官吏邀功，每强迫富人称贷，这叫做抑配，后立法严禁。二分的利息，现在看来，似乎不轻，但在当时，因为通货稀少，民间的利息很高，以五分为常，甚至有一年倍本的。此法固然是政府的生财之道，也是感觉青黄不接之苦的农民的一大福音。以重利盘剥为业的豪强对此法的痛恨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司马光所代表的一班士大夫对此法之原则上的反对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
（乙）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曰颁布这法令原文的节略如下：
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修复陂湖河港；或元天陂塘、圩垾、堤堰、沟洫，而可以创修；或水利可及众，而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远，为地界所隔，可以均济流通者。县有废田旷土，可纠合兴修。大川沟渎，浅塞荒秽，合行浚导。及坡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废坏可兴治者。各述所见，编为图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数经水害；获地势汙下，雨潦所钟；要在修筑圩垾、堤防之类，以障水涝；或疏导沟洫、畎浍，以泄积水。县不能办，州为遣官。事关数州，具奉取旨。民修水利，许贷常平钱谷给用。
这法令的实效是：截至熙宁九年止，全国兴修的水利田共三十六万余项。但反对党在这事实下注上一句道：“民给役劳扰。”
（丙）募役法熙宁三年十二月颁布其法要点：是令本来有徭役义务的人民，输钱代替，这叫做“免役钱”；官户即仕宦之家、寺观、女户等等，本来没有徭役义务的也令出“助役钱”，其数比免役钱减半。免役和助役钱的征收率，按各地方政府雇役的需要和资产的等级分五等而定；于免役和助役钱的本项外，加征二分，叫做免役或助役宽剩钱，此款原定以备凶荒之用，后来解归国库。募役法对平民是有史以来一大解放，惟官户不免因之蒙受一点小小的损失，其遭受士大夫的反对是势有必至的。
募役法为安石经济政策中最先急的项目。安石曾对神宗说（熙宁四年二月）：“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
（丁）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布此即汉武帝时的平准法的扩大。平准法只行于京师，市易法则推行于京师以外。隶属于京师市易务的分支市易务，设置于下列各处：杭州，黔川今四川彭水县，成都，广州，郓州山东东平县西北。反对党反对此法的理由是：“与商贾争利。”
二、军事
（甲）保甲法。此法实即旧有乡兵制的改良和扩大，其实行有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步熙宁三年十二月：编农户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有保长，大保有大保长，都保有都保正和副都保正，各选本组织内财勇为众所服的主户地主或自耕农人丁充当；家有两丁以上的，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外的余丁亦选其壮勇充保丁；每大保每夜轮派五人警盗，同保有犯强盗、杀人、放火等等重罪而知情不举的坐罪，保内有容留强盗三人以上过三日以上者，其邻舍虽不知情亦坐罪。此法先行于畿内，以次推及全国。第二步熙宁四年：奖励畿内保丁习武，每年于农隙分地举行会试，试骑布射法，上等的当授官职，以次至四等予赏有差。第三步熙宁五年：许畿内主户保丁“上番”即赴各县巡检司服巡警之役，十日一换；月给口粮和薪菜钱。第四步元丰二年至四年：予保甲长及保丁以严格的武艺教练，先以禁军的教头教大保长，三年艺成，乃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此法先行于畿内，次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到了熙宁四年，这三路共有受训完毕的保丁约七十万人。第四步的开始施行已在王安石去位后三年。
与保甲法约略同时实行的是募兵的裁减，但所裁减的，厢兵居多其数不详，禁兵较少。计禁军总数在英宗末年为六十六万余，在熙宁间为五十六万余，在元丰间为六十一万余。
在安石的军事计划中，保甲法原是恢复府兵制以代替募兵制的准备。在施行保甲法第一步之前，安石已与神宗讲论府兵之制，打算以渐复行之。关于此事，安石在所撰《熙宁奏对日录》中曾有记载，此书已佚此书百二十卷为我国历史文件中稀有之宝，佚去太可惜，幸大部分已为李焘采入《续通鉴长编》中，但经删修，本来面目已失，惟宋人陈瓘《四名尊尧集》引五十余则，可于此见其内容一斑，兹据朱熹所引，摘录如下：
余……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
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不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
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
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
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
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
上良以为然。
随后安石即奏上记载唐府兵法最详的邺侯家传。此奏原稿曾为朱熹所藏。朱熹说：“（予）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翰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又说：“抑公此纸，词气激烈，笔势低昂，高视一时，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载，乃更为卑顺容悦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力已甚，而抑损之，其虑深矣。然论其实似不若此纸之云，发于邂逅感触之初，尤足以见其胸怀本趣之为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谓千载之一时矣，顾乃低徊若此，而犹未免有郁郁之怀。君臣之际，功名之会，呜呼难哉！”
神宗到底认府兵制为不可复行，故安石罢政后，不再谈及，其旨似以保甲为防守的辅助力，至战斗的主力仍任募兵。
（乙）保马法熙宁五年，元丰七年。此与汉武帝时之“马复令”许人民养官马以减免徭役相近，其法：于畿内及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许人民领官马自养，或领官钱买马自养，每户不过两匹；养官马支架，公家给以钱帛，并免除其捐税的一部分后来畿内不给钱帛，同时养户自然得使用所养官马。属三等以上的养户十家为一保，属四等以下的养户十家为一社；一保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偿其值；一社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偿其值之半。后来又令京东、京西两路保甲户一律养马，而免除其教阅及此外若干保甲的职责。
（丙）更戍法的废除熙宁七年之元丰四年。更戍法本以防止兵为将有，但结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临事应变，精神散漫，指挥不灵”；禁军之不振，这是其原因之一。神宗和安石有鉴于此，逐渐于各路的军略要地取消更戍法，而设置固定的驻防禁军，由固定的主将，就地训练。这种驻防军的设置，当时称为“重将”。“将”是当时军队新编制中的一种单位，一将约有三千人上下，仿佛现在的一师。
三、教育
（甲）变科举（熙宁四年），罢进士以外的“诸科”诸科是专考记诵的，令除曾应考“诸科”不第的人外，不得参加此种考试；增加进士的名额；进士试废诗赋，传用经义策论；所试群经，但取《易》、《诗》、《书》、《周礼》、《礼记》、及《论语》、《孟子》，而废弃旧有的《春秋》和《仪礼》（同时太学教授及经筵讲讲亦废之）。
（乙）变学制，兴学校。（1）宋初的太学只是品官子弟考“取解”取解即取得应进士试的资格，平民在本州取解的机关，有学校之名而无肆学之实。至仁宗皇祐末，在湖州大儒胡瑗的管领下，太学才成为一真正讲学的机关，但其时学生不过二百人，胡瑗去后，又渐复原状。神宗即位，增太学生额为三百人，后又增为九百人。熙宁四年分太学为三舍，外舍生无定员，新生充之太学生仍限品官子弟；外舍生考取优等的荐于中书，授以官职。元丰二年，增太学生额外舍二千，内舍三百，上舍一百；规定除月考外，每年各舍总考一次，决定外、内舍生的升舍，上舍生的等第。上舍生考上等的等于进士及第，即授官职；中等的免进士的礼部试；下等的免取解。（2）仁宗庆历四年，当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令州各县皆立学校，本路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但当时诸州奉行的不多，其后又限旧时节度使所领州方得立学。熙宁四年，复令各路、州、府立学，每郡给田十顷以赡养学生。其后又派定诸路的州府学教授凡五十三员。（3）仁宗庆历间，胡瑗曾建议兴武学即中央军官学校，朝议格而不行。熙宁五年始行其议。
（丙）三经新义的纂修和颁行。所谓三经是《周官》、《书经》、《诗经》，新义始修于熙宁六年，颁行于八年，主纂的人物为王安石、其子王雱和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三经新义及安石对付敌党的思想武器，也是他所谓“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自从新法开始颁行以来，所有元老重臣和清流名士一致反对；在朝的谤议汹起，在外任的百方阻挠，使新党辩护穷于辩护，神宗谪黜穷于谪黜。反对党的最后论据，可用三朝元老文彦博的话代表。熙宁四年三月，他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和安石的坚毅到底战胜了一般士大夫的口舌，而贯彻了新法的推行。但为巩固国是的心理基础，他们不得不在经典中替新法找寻或制造理论的根据。三经新义便是这种工作的结果。群经中最可为新法掩护的莫如《周官》，故安石也特别推重《周官》。新义三种中唯独《周官》一种是安石亲自属笔的，也唯独此种流传至今。新义自从颁行以后，在五十余年间，除了短期的被掩蚀外，支配了整个的思想界：太学和州县学校用为主要的课本，科举考试用为绝对的准绳；新义以外，三经的一切其他注疏，都无人过问了。
后来宋朝贬斥王安石最力的学者也公认新义富于新颖而确当的解释，不容废弃。我们现在读《周官新义》，很容易注意到的却是安石解经的特殊作风，一种奇怪的拆字法。例如他解“遂”字道：“豕八而辵则遂。”又例如他解：“夫”字道：“夫之字与天皆从一从大，夫者妻之天故也；天大而无上，故一在大上；夫虽一而大，然不如天之无上，故一不得在大上。”又例如他解“卿”字道：“卿之字从，奏也；从卩，卩止也；左从，右从卩，知进止之意卩古节奏字；从皀，黍稷之气也，黍稷地产，有养人之道，其皀能上达；卿虽有养人之道而上达，然地类也，故其字如此。”在字形的渊源上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安石确信这种拆字法不独可以得到造字的本意，并且可以得到一切关于人事和天道的重要真理。后来他应用这方法，著了一部二十四卷的字典，名曰《字说》。此书也曾经神宗颁行，其后来的作用和影响与三经新义等。此书可惜现在已佚，但从后人所引，还可以看见它的片段。撰此书时安石已罢政，但在书中还念念不忘统一思想；书中解“同”字道：“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矣。”
以上分类略述神宗的新政见。此外还有一要项为这三类所不能包括的：即元丰三年新官制的颁行。这新官制的内容这里不能细述，大要是恢复唐代台省寺监的实权，而裁减宋朝在这组织外所加的上层机构。新制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枢密院仍保存。
（六）
神宗在熙宁七年以前对边境的经营，从是年三月间韩琦所上的一封奏疏可见大略。在这奏疏里他列举神宗所为足以引起契丹疑心的凡七事：“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藩骑，三也；创团保，四也；河北诸州筑城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
第二项所谓熙河，略当今甘肃洮河流域之地。此地东北邻接西夏，为羌族所分布，久属吐蕃。德安江西人王韶建议招降诸蕃部，抚有其他，以为图谋西夏的初步。先是王安石子王雱十三岁时，闻陕西边卒说洮河事，以为此可以规取，若西夏得之，则国家之患无穷。至是安石力赞王韶之说。神宗便派王韶主持开熙河事。王韶于熙宁四年到边，三年之间，剿抚兼施，并击败吐蕃军，遂定其他。有一次捷书到，神宗解所佩玉带赐安石，以赏其功。其后韶入朝，以宦者李宪继之，史《宋史·韶传》称韶“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当夜卧帐中，前部遇敌，矢石已及，呼声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韶因熙河功，擢枢密副使，后以与安石不协去职。
熙河抚定的次年，契丹忽然蠢动，侵入边境，并遣使来求割所据之地。上文所引韩琦的奏疏就是为此事而发的。宋与契丹往复谈判，经二年之久，至八年秋，神宗终用王安石“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说，割河东边地东西七百里以与契丹。
次年有交址之役。交址本先南汉节度州，南汉亡，名受宋册封，实自主。太宗时曾乘其内乱，遣军进取，无功而返。至时分三路入寇，陷邕、钦、廉等州，屠邕民五万八千。神宗命老将郭逵往讨，逵派别将收复失地，自领主力，攻其后路，进至富良江，交人以精兵乘船迎战，宋军砍树作炮机，发炮石如雨，尽坏敌船，又设伏邀击，杀敌数千并其王太子。交王恐惧乞降。而宋军八万猫署行瘴地，也死亡过半。
神宗开边的第一个目标，原是西夏。自从庆历四年宋与西夏和议成后，西北的边境平静了二十余年。到英宗末年，西夏又开始寻衅。自此年至熙宁四年间公元一〇六六至一〇七一年，西夏三次入寇，宋二次反击，互有胜负。但其中熙宁四年西夏最后一次的攻侵是大获胜利的。元丰四年夏，西夏内变，国主为母后所囚。神宗认为这是进攻西夏的最好时机。经三个月多的布置，然后发动。这一役的意义，从他八月底给熙河路军帅李宪和鄜延路军帅种谔的诏书可以看出。前一封诏书里说：“今来举动，不同凡敌，图人百年一国，甚非细事。苟非上下毕力，将士协心，易以共济？须不惜爵赏，鼓励三军之气。……朝延唯务灭贼，其他固无爱惜。”后一封诏书里说：“朝延昨于诸路大发师徒，本候齐集与逐路遣兵并力，择时鼓行，覆贼巢穴。”总之，神宗要一举荡平西夏，要把他十数年来富国强兵的成绩，作一次壮烈的表现。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却不赞成此举，他以为“举兵易，解祸难”。神宗说：“西夏有隙可乘，我不取，便为辽人所有，时机不可失。”其后孙固又对神宗说：“现在五路进兵，却无总帅，即使成功，也怕有内乱。”神宗说：“总帅确是难得合式的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道：“既然没有合式的人，何不罢乎？”九月底，河东路军帅王中正宦者领兵六万自麟州出发；鄜延路种谔领兵九万三千自绥德城出发；环庆路高遵裕领兵八万七千自庆州出发；泾原路刘昌祚领兵三万自泾州出发；先是李宪已收复古兰州城，至是领本路及秦凤路军七军数未详并吐蕃兵三万自兰州出发；约定五路会师于兴、灵兴州今夏省会，西夏首都；灵州今灵武县。刘昌祚军首先到达灵州城下，高遵裕军继之，两军沿路皆有大捷。昌祚本受遵裕节制，而遵裕疾恶之，屡加凌悔。两军不协，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下，而饷道已断绝。夏人决水灌其营，乘其避水而追击之，宋军潜乱，死已无算，遂退。种谔沿无定河而进，连破银今陕西米脂一带、石今地未详、夏州今陕西横山一带；自夏州继进，粮饷断绝，又遇大雪，士卒死亡十之二三，溃散南奔的亦十之四五，遂退。王中正屠宥州城今陕西靖边东，继进，粮尽，士卒死二万人，遂退。李宪东进至泾原边境，稍有斩获，时诸路已退，亦于十一月中奉诏撒归熙河。是役，西夏的战略是坚壁清野，纵敌人深入，而聚精兵保兴、灵，以轻骑抄截敌人的饷道。是役，宋军虽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却恢复了沦陷百余年的银、夏、宥等州。这新占领区的设防是一大问题。次年秋，经边将对这问题反复讨论后，神宗决定建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这城才建筑成，西夏便派三十万大军来攻夺。这城依山，下临无定河。城中无泉无井，给水全靠城外。既被包围，临渴掘井，得到井水，只够将领之用。兵士绞马粪汁充饮，渴死大半。而援兵和馈饷皆为敌人所阻截。城遂陷。将校死数百人，兵士和伕役死二十余万人；辎重的损失，不可计算。神宗得讯，悲愤不食，临朝痛哭。他想到吕公著和孙固的话，有点后悔了。
（七）
我们若更把神宗和汉武帝作一对比，则永乐之役恰相当于征和三年贰师之役。后者是武帝一生事业的收场，前者是神宗一生事业的收场。贰师之役后三年而武帝死，永乐之役后也恰恰三年而神宗死。神宗死后一年余王安石亦死。
安石自熙宁三年秒进位宰相后，诋诬怨谤，矢集一身，平背亲交，尽成政敌。似乎为减少新法的阻力计，并为劳极少休计，他于七年四月，请求解职，奉六上乃得请，归居金陵。临去，他荐吕惠卿等自代惠卿旋擢参知政事，并答应他日可以重来。次年二月，神宗召他复位，他即兼程而至。但复位不到两年，便又坚请退休，从此不复问政。他最后告退的原因，是宋史的一个谜。据反对党的记载，那是因为他和吕惠卿起了内讧，惠卿把他的私信中有一封说过“毋使上知”的，缴呈神宗，神宗从此对他失了信任，他不得不去。安石复位后不久，便与惠卿失和，那是事实，但发私书一事，并无确据。安石与惠卿交恶的原因也是宋史的一个谜。这一段历史安石在《熙宁奏对日录》的后四十卷中原有详细的记载，但这四十卷给他的女婿蔡卞抽毁掉，不传于世。据吕惠卿家传李焘引，二人的冲突是由于安石恶惠卿擅政，改了他所定的三经新义，并听信了左右的谗间。这当然只是一面之辞。至于安石引退的原因，我们在加以推测时，不可忘却此事前三个月他所受的一生最大的打击：他的独子王雱的英年卅三摧折。这时他已五十六岁了。他退休后隐居金陵十年而死。
自古英雄亦苦辛！行藏端欲付何人？
当时黯黮犹承误，末学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不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从安石这首诗看来，他身后的遭遇，自己是预料到的。
安石死迟神宗一年余是他的大不幸。神宗死后，长子即哲宗继位，年才十岁，太皇太后英宗后高氏垂帘听政。她一向是司马光的同志，认祖宗家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听政，便开始废除新法，旋起用司马光。一个被宫墙圈禁了五十年的老妇人她是自幼养在宫中的和一个被成见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绅士，同心合力，挥着政治的锄头，期年之间，硬把神宗和安石辛苦营构的成绩芟除的根株尽绝。
（张荫麟）
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像千万壑间忽有崛起的高峰，像篷蒿萧艾间忽有惊眼的异卉；在思想史里每每经长久的沉闷、因袭和琐碎后，继以一生气蓬勃、光彩焕发的短短时期，在其间陶铸出种种新学说，支配此后几百年以至过千年的思想界。宋代自仁宗庆历（一〇四一）以后的四五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是周濂溪敦颐，张横渠载，王荆公安石，程明道颢和程伊川颐的时代诸人以年辈为次，周、张、王皆长二程十岁以上。此以前，宋人的思想大体上继续唐末五代的沉闷、因袭和琐碎；此以后，至宋朝之终，以王荆公为偶像的“新学”和以周、张二程为典型的“道学”相继支配着思想界。故庆历以后的四五十年，一方面是宋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也是宋代思想史的骨干。我们述这个时期的思想应当以周、张和二程兄弟——可称北宋四子——为一集团，而以王荆公为一支别出的异军。
北宋四子不独在思想上有许多同调之处，在生活上亦有密切的连系。二程兄弟少时曾从学于濂溪，而横渠乃是二程的表叔，与二程为学友。我们叙述四子和以后的“道学”家的思想，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什么是圣人？怎么样做到圣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理想人格的气象。
濂溪（一〇一八至一〇七三）的事迹见于记录的，像他的著作一般简短得可憾。他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年少丧父，以母舅的荫泽出身，历官州县，官至广东转运判官，兼提点广东路刑狱。当他二十来岁任分宁县主簿时，有一久悬不决的疑狱，他经一次审讯，便立即分辨。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平反一冤狱，和上官力争，上官不听，他放下手版，缴还官状，脱身便走，他道：“这样官还做得的吗？杀人媚人，我办不到。”上官卒被他感悟。任南昌知县时，曾得大病，一昼夜不省人事，友人为他预备后事，检视他的所有，只一破烂的箱子，里面的钱不满一百。同时大诗人山谷形容他的性格道：“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他爱自然，他对生命的世界好像有一种冥契；他窗前的草丛不准剪除，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与自家意思一般。”他教学生，每令“寻孔颜乐处”，体认他们“所乐何事”？有一位老者初时跟伊川同学，总不领悟，便扶杖去访濂溪，濂溪说：“我老了，说得不可不详细。”便留他对床夜话。过了三天，他忽觉恍有所得，自言如顿见天的广大。他再去洛阳看伊川，伊川惊讶他迥异寻常，问道：“你莫不是从濂溪那里来吗？”
横渠（一〇二〇至一〇七七）也像濂溪一般，少年丧父，孑然自立，他学无所不窥，特别好讲究军事。年十八，当西夏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仲淹一见，认为大器，却戒责他道：“儒者自有名教的乐地，何用谈兵。”并劝他读《中庸》，他读了觉不满足，转而向佛典里探讨，用功多年，深通其说，却又觉得不满足，终于回到儒家的经典。年三十八，登进士第，始初仕。尝知云岩县，以教导人民，改善风俗为务。每月分别召宴中长老，亲自劝酒，让人民知道养老敬长的道里，同时向他们访问民间疾苦，并告诉他们怎样训戒子弟。通常县官的布告，人民大多数不闻不知，只成一纸具文。横渠常把各处的乡长召来，把告示意思对他们谆谆解说，命他们回去街坊里传达。每逢在公庭上，或道路上遇到人民，便考察他们是否听到他所要传达的布告；若没有听到便责罚受命传达的人。因此他每有所告诫，全县人民无不知悉。尝任渭川军事判官，于本州的民食和军政都有很精明的规画。神宗初年，因大臣的推荐，入仕朝廷；官至崇文院校书兼同知太常礼院。神宗很赏识他，想加重用，但他不附新法，终于告退，归隐于陕西郿县的故乡，教学终老。
明道（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和伊川（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虽是大家所认为志同道合的两兄弟，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有若干重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异致在事业上性格上，比在思想上更为显著。在事业上，明道是少年科第与横渠同榜登进士第的循吏；而伊川则一次落第，便不再应试，晚岁始以布衣征起哲宗元祐元年，时年五十四为崇政殿说书。明道的仕历是三十年受尽讴歌赞叹的，不可胜述的容断和仁政，这里只举几个例。他知晋城县时，有一个富人，丧父不久，忽然老人到门自认为是他的父亲，两人闹到县府。老人说：“他行医远出后，其妻生子，贫不能养，抱给张家，他现在归来，才知道此事。明道问他有什么凭据，他拿出一部陈旧的方书，后面空白上记着：某年月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明道便问那姓张的：你今年几岁？答道：卅六。又问：你父亲死时几岁？答道：七十六。明道便对老人说：他方才所说的年岁，有邻舍可问的。他出世的时候，他父亲才四十岁，怎么便叫张三翁，那方书上写的是假无疑。老人给吓了一跳。无话可答，只得认罪。他在晋城任内，用保甲法部勒乡村，令同保的人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救。凡孤寡残废的人，责成他们的亲戚乡邻不使失所；旅行经过县境的人，遇着疾病，都有给养；每乡设立小学，时常亲去视察，教师有不良的，便给撤换，儿童句读有错，也给纠正。令乡民结为会社，并给各会社立定奖善诫恶的规条。在任三年，县内从没有强盗或斗死的事件。临到他任满时，忽然半夜友人叩门说出了命案，他说：本县那里会有这种事？若有必定是某村某人干的。查问果然。他任镇宁军判官时，有一位声势煊赫的宦官，方督治理河，本军的兵卒八百八，被派去工作。天气严寒，他们受不了虐待，半夜逃归。同僚和长官都惧怕那宦官，主张不放入城。明道说：他们逃死而归，不纳必乱。亲自去给兵士开城门。却与他们约定，休息三日再去工作。士兵欢呼听命。以上是明道无数精彩的政绩中的片段。伊川任历最精彩的一幕，却是短短年余的，很不愉快的口舌生涯。当他从布衣一跃到”帝王师“时，他要求在皇帝面前坐着讲书，满朝哗然，他只得照例站着讲。那孩童皇帝偶然高兴，在槛外折一柳枝玩玩，他便板着面孔说：“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惹得皇帝、太后和满朝大臣都皱眉。司马光死了，适值明堂大礼，行完礼后，同僚齐去吊唁，伊川认为不对，监执力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理由。苏东坡道：《论语》“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呀！伊川却传语丧家，不得受他们吊。有名会开玩笑的苏东坡便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尘糟坡里的叔孙通”。再后那孩童皇帝生了病，不能坐朝，伊川忙去见宰相说：皇帝不能坐朝，太后就不该单独坐朝。这一来太后忍无可忍，谏官乘机参了一本，他便以管勾西京国子监名义，被送回老家去。
从上面二程事业的比较，已不难推想他们性格的一斑。关于明道的精神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写，他说：“先生……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来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不笃；人又不及，开道诱掖惟恐不至。故虽桀骜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另一个学生有一次离别了明道之后，人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个月而来。”明道在熙宁以前，和王荆公本相友好，后来虽因新法和荆公分道，但只平心静气，相与讨论，对荆公不要太过拂逆人心，从没有意气之争。荆公亦感其诚意，对人说：“他虽不闻道，亦忠信人也。”后来他追论新旧之争，亦很公允，他说：“新政之政，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又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放过又且何妨？”论广厚宽和，伊川远不似乃兄，这从记载所存几件对照的琐事可以看出。二程少时尝随父远行，宿一僧寺，明道入门右转，仆从都跟随着他；伊川入门左转，无一人跟随。伊川也自觉道：“这是我不及家兄处。”又一次，二程同入一佛寺，明道见僧一揖，伊川却不，门人怀疑，明道说：“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明道讲书，偶带谐谑，引得大家哄堂；伊川则永远严肃得可怕。门人讨论，遇有不合，明道只说：“更有商量。”伊川只说：“不对。”明道也曾对乃弟说过：“异日能使入尊严师道，那是吾弟之功。至于接引后学，随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则我不让吾弟。”横渠批评二程道：“昔尝谓伯淳明道优于正叔伊川，今见之果然。其明道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张荫麟）
南宋中兴之机运
宋高宗赵构康王以兵马大元帅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归德，改元建炎，即钦宗靖康二年五月也。以其后都于临安，僻居江左，故谓之南渡，又以其类于东晋元帝之偏安一隅，故谓之中兴，史家概称之为南宋，以别于都于汴梁之北宋。
高宗即位之初，河南陕西之地，皆未失陷，山东河北河东之地，亦有一部之保存，宗泽留守东京，屡表请高宗还都，是时宋正有恢复故疆之机。建炎元二年之交，金人第一次南侵，遂南至瓜州，逼高宗渡江，然东京之重心未失，故金兵退而危机遂去。迨建炎四年金兵第二次南侵，则为南宋之存亡所系，以言南下之师，不惟江北两淮之地，多入金人掌握，而兀朮乘锐渡江，所向克捷，前锋所至，远达今之宁波明州且入海三百余里，进窥台温二州，几令高宗无措身之地，与厓山故事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可谓危矣。以言西下之师，欲先定陕西，再南取汉中，以拊四川之背，盖宋不能保汉中，则不能保四川，及荆襄诸郡，厥后元人之得志于宋，即由先定川陕，有高屋建瓴之势，兀朮因南下不能得志，乃转而攻陕，张浚与战于富平而大败，于是陕西之地失其大半，汉中之地亦几几乎动摇矣。
愚谓南渡后，有两役最关重要，一为韩世忠之扼兀朮于江上，一为吴玠吴璘之败兀朮于和尚原，盖兀朮之扼于江上，乃使金人不敢再窥江南，兀朮之败于和尚原，乃使金人不敢再闯陕南，即谓南宋得延续百五十年之久，为此两役之结局，亦无不可。
兀朮渡江而南，追高宗不及，乃作退师之计，时韩世忠以浙西制置使，治舟师于江上，乃请往镇江邀敌归路，遂列舟以俟其至，及兀朮兵至镇江，世忠列舟于北岸，并屯军于金山寺，迫金兵之在南岸者，使不得渡，兀朮无术自脱，愿还所掠，又求与世忠语，世忠酬答如响，时于所佩金瓶，传酒示之，兀朮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难，但迎还二圣，复旧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将至黄天荡，或献谋于兀朮，囚老鹳河故道，凿渠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上接江口，翌晨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趋建康，然世忠以舟师尾击之，兀朮仍不得渡，已而福州王某教金人火箭，射世忠之船蓬，兀朮用其策，造火箭一夕成，射世忠舟，火发人乱，世忠兵败溃，兀朮得绝江而去。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以上出宋人之记载，或失之夸，然考之《金史》，亦言兀朮渡江为世忠所扼，久之乃得渡江而北，两两相较，知其可信。迨金人第三次南侵，由粘罕主之，兀朮则曰，“江南卑泾，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恐无成功。”此为兀朮见扼于世忠，因而觉悟之明证，吾故曰，兀朮之扼于江上，乃使金人不敢再窥江南，此南宋中兴之机一也。
兀朮造浮梁于宝鸡，渡渭水，攻和尚原，吴玠吴璘选劲弓强弩与战，分番迭射，矢发不绝，且密如雨，敌稍却，则以奇兵邀击，并绝其粮道，凡三日，金兵乃退，伏兵起，追逐三十里，至平地，又阵于山口，兀朮大败，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兀朮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衂未尝如此也。盖世忠江上之役，虽能扼兀朮不得退，究未受大创，惟此役惩创最甚，至是金人始不敢轻视宋军，再继以仙人关之捷，而陕南之局遂定，吾故曰兀朮之败于和尚原，乃使金人不敢再图陕南，此南宋中兴之机二也。
此外如刘锜顺昌之捷，岳飞郾城之捷，亦为南渡以来战功之卓著者。又有一事应注意者，则岳飞之力争长江上游，恢复襄阳六郡，是也。当第二次金人南下，大盗李成受刘豫之策动，进据襄阳而有之，设宋人不为亟图恢复，转入金人之手，则足以震撼荆湖，威胁淮西，岳飞窥见及此，乃竭全力收复之，自是宋京西一路，惟襄阳之地获全，终宋之世，长江上游得以无恙，且与四川为江上之联络，其功亦不在一韩二吴下，至于郾城之捷，尚其次焉者耳。
初高宗闻世忠江上之捷，乃曰：“金人侵犯以来，诸军望风奔溃，今岁知世忠辈，虽不成大功，皆累战获捷，若益训卒缮兵，今冬金人南来，似有可胜之理。”是则南宋之能搘柱半壁于江淮以南，实启自江上一役，高宗已自知之矣。当绍兴十一年兀朮渡淮之际，下寿春及庐和滁亳四州，渐欲窥江，而刘錡王德一军，败之于柘皋，高宗又谕之曰：“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得乘间披猖，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游，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敌窥江，则我兵皆乘其后，今处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亦不敢来。”其后卒如所料，此又金人不敢再渡江之明证也。方兀朮之战于顺昌，责诸将往日用兵之失，众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国王临阵自见，及临阵，竟大败，是则宋军之能战，金人亦复嘹然。高宗于刘豫南侵者失败之际，至于下诏亲征，驻跸江上，以大张中国之威，是又为中兴机运日隆之征。是则高宗中兴之成功，仍基于诸将之善战，李纲有言，“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本传》，诚至当不易之论矣。
或据《文献通考》一五四所载汪藻胡寅二疏，及《金史》所载邓琼之语，以中兴诸将骄横，为不能战胜金人之证，此亦不然。汪藻之言曰：“金人为患，今已五年，而陛下怅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匈敌未退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燮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洎杜充力战于前，王燮卒不为用，光世亦宴然坐视，不出一兵，方朝夕宴饮，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六宫流离，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胡寅之言曰：“煮海榷酤之人，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背捨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邓珫本宋将，后入金，尝语同列曰：“珫常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指兀朮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考藻疏上于建炎四年，是时以往，宋军见敌，望风而溃，固属事实，然于前一年，韩世忠已能邀截兀朮于江上，且自是以来，金立伪齐，宋军渐能应战破敌，高宗曾谕及此，是则汪藻所论，乃指初期之战况，非可概括于四年以后也。至于胡寅所论，乃战时应有之情况，洎乎绍兴以后，则不尽如是，执此二疏为证，尚有时限不清之病。若邓珫所论，似非无故矣。然如韩岳刘吴诸大将，屡次获胜，必能身先士卒，不尽如珫所论，亦不得执此为诸将战功不可信之反证。
尚有一事应附论者，则高宗之建都临安杭州是也。宋初太祖幸洛阳，欲弃汴而徙都于是，且谓终当居长安，以太宗力谏而止。及高宗即位于南京，李纲上言曰：“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本传》按纲此语，盖以“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二语为原则，如能先守而继之以战，则襄阳之地，控天下之中，西可屏卫关陕，北可进取河洛，诚胜于临安万万也。然纲不先举襄阳，而以长安为上者，则以关中为汉唐建都之地，处高屋建瓴之势，为论者所盛称也，不悟唐末以来，中国情势已大异于汉唐，北方外患之重心，由西北渐移于东北，一往而不可返，五代北宋之君，皆不能弃洛阳开封，以西徙于长安，则其故可思矣，且其后富平一战，而长安之地沦于金人，不可再复，宋人仅能退保大散关，凭秦岭之险以保汉中，设先从纲言，都于关中，不惟将踵玄宗幸蜀之故事，而江南亦不可保，岂非失计之尤者乎。愚以进驻襄阳，实为上计，次则退守建康，以示天下豪杰，有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心，建都临安，则下计也。宋人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以讥南宋君臣之忘畿苟安，此临安不如建康之最显然者。然考南宋养兵之额，数逾百万，不下于北宋极盛之时，官禄祠祀之费，亦复称是，是时固以财匮为虑，犹能支持百余年而未之失坠，则以江浙为财赋之区，工商发展，过于北宋，国家有所取偿故也。盖从经济方面着眼，临安之地，实过于长安襄阳数倍，惟都于建康，则进可战，而退可守，并可靠临安之长而有之，南宋之终于偏安，而不能大有为，亦以不能尽用李纲之言，有以使之然也。
总之，高宗中兴之途径有三：上之则恢复太宗太祖以来之故疆，驱逐金人于境外，如汉光武之光显故业，是其例也。中之则支持半壁，保聚一方，使中国全区，不致尽蹂躏于胡骑，如晋元帝之偏安江左，是其例也。下之则内无可恃之贤相，外无善战之名将，苟延残喘，偷息一隅，敌军近逼，随流澌灭，如明福王之溃于南京，是其例也。高宗上不能为光武，下亦不致如福王，终步元帝之后尘，以成偏安之局，所以致此之因，具如上述，是亦不幸中之幸矣。
（金毓黻）
宋之灭亡
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其兴盛由于士大夫，其衰亡亦由于士大夫，士大夫之代表，即为宰相，宋开国功臣之赵普，由书生起家，书生即士大夫之异名，中叶之变法党争，亦为士大夫之交斗。南宋宰相皆兼枢密使，文武兼掌，其权重于北宋，其执政颇久，而后世目为奸臣者，有四人焉，一为秦桧，二为韩侂胄，三为史弥远，四为贾似道，此四人亦属于士大夫之林者也。秦桧主和，韩侂胄主战，皆与对外有关，前已论之，史弥远主谋诛韩侂胄，又于宁宗之末，摈皇子贵诚，援立理宗，皆无关于一代治乱之大，故亦置而不论，其收宋室之终场者，则为贾似道，吾敢断言，宋室之亡，亦士大夫为之也。
似道为理宗贾贵妃之弟，不由科第出身，以其姊有宠，而致贵显，洊升宰辅，内而平章政事，外而都督军马，文武大权，集于一身，始于理宗开庆，终于恭帝德祐，前后凡二十年，执政之久，与蔡京秦桧史弥远三人相埒，且其人亦非尝学问，收藏之富，为南宋第一，宋人书画尽有钤“秋壑”二字小印者，即为似道旧藏，至今人犹争宝之，其可述者，尚有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三事，昔者周密尝称之又以国用日绌，置公田，主推排，立银关，为时贤所诟病，然亦有小效可称，且亦出于不得已，是则似道亦非无一长可取。惟周密又讥其“专功而恃势，忌才而好名，”以其专功怙势，故明知才不足应变，而恋恋不肯去，以其忌才好名，故恶刚正之士，而喜引迂缓不才之人，卒至国破身亡而后已，抑何其不智也。《大学》引《秦誓》云，“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丫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保我子孙黎民，”似道外以休休之度自饰，而中实媢嫉，如故相吴潜之不得其死，即其一证。似道自本无才，而忌人之有才，其当国时，在朝诸臣之才望，皆在其下，盖必如此，而后能自固其位，是则似道之病，可以怙势忌才四字括之而有余，惟其怙势，故有患得患失之虑，惟其忌才，故无任重致远之人，其结局乃与宋末之蔡京同符，是为误国，而非奸国，然仅如此，亦足致宋于亡，盖国当末运，事机间不容发，以媢嫉之士，执政二十年之久，欲其不亡，能乎不能。
宋至恭帝之世，内有误国之相臣，外无御敌之将帅，是为病入膏肓，有死而已，元兵南犯，如摧枯拉朽，纵有二三忠义之士，效死抗拒，终亦无济，由是先有临安之系掳，后有崖山之沈覆。
恭帝德祐元年冬，元军迫临安，宋人请和，不许，明年正月，恭帝奉表请降，三月元总帅伯颜入临安，以恭帝及太后并赵氏族人北去，图书法物亦并载之，一如靖康故事，是为临安之系掳。
恭帝为度宗嫡子，被掳北上，时年仅六岁，诸臣拥立其庶兄益王昰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以元兵来逼，迁于碙州，惊悸而崩，又立其弟昺，是为宋末帝，一称帝昺者也，即位后，徙居厓山海中，明年为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之至元十六年也，元兵来袭，军溃，丞相陆秀夫负末帝溺于海，未几，扼守海上之张世杰亦溺死，二帝前后凡立五年，至是宋亡，是为厓山之沈覆。
北宋靖康之祸，臣僚死节颇少，故金人见李若水死节，叹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实则继若水之后，尚有张叔夜可称，特无宰辅重臣之赫濯者耳。宋亡死节之士，颇不胜数，其尤可称者，曰少保枢密使文天祥，天祥于理宗时，举进士第，考官王应麟读其卷，谓“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端宗初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不拜，乃以之专任枢密使，宋亡之前，元兵袭执天祥于五坡岭今海丰县北，送至大都燕京，见元丞相孛罗，长揖不屈，仰首言曰，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孛罗曰，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岁帝岁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辞科何暇泛论，孛罗曰，汝不肯说兴废事，且道古来有以宗社与人而复逃者乎，天祥曰，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故耳。孛罗怒曰，尔立二王，竟何成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元人乃囚之，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宋亡后三年十二月，时中山有人自称宋帝，欲取文丞相，又有上书告变者，言某日烧城起事，丞相无可忧，元主懼变作，乃迁宋恭帝时封瀛国公，及宋宗室于上都，并杀天祥，天祥在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又于狱中作正气歌，序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夏日诸气萃然，时为水气，为士气，为日气，为米气，为人气，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而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死后，于衣带间，得自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人在数百载下，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盖上与殷之比干争烈，下为明之史可法所仿效云。
宋前有徽钦之被掳，后有恭帝之北迁，上踵典午怀愍石晋末主故辙，颇为谈史者所羞称，惟至宋亡之顷，君臣同沉于海，天祥既不屈而死，其后又有故江西招谕使谢枋得亦以不屈节死于燕，皆绵后人以无尽之思，此为宋代诸君厚待士大夫之结果，亦为蔡京贾似道诸相误国之反映。当是时，元以异族入主中国，凡耶律德光一试而失败，完颜亮欲渡江而不得之故迹，均能一一突破，别开生面，以成统一南北之局，且为后来满清之先例，此为国史上空前未有之变局，衣冠之士，所为同声悲愤者，因之有郑所南之《铁函心史》，谢翱之《西台痛哭记》，以寓人心不死思宋弗替之旨，后人更为之撰《宋遗民录》、《广宋遗民录》，且以元顺帝为宋恭帝之子，阴篡元统，此种伏流，涓涓不绝，迨元政不纲，乃乘机突发，遂为明太祖以汉人得国之所因，是则宋之君臣死国，关系绝大，有此一事之系属，虽谓宋未曾亡，无不可也。
（金毓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