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夏五月下氵，德朝款成，建忠归自三韩。六月既望，以北洋大臣张振帅命赴南中谒合肥傅相言事，十九日行次沪渎，奉电谕截留。盖以是月初九日，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并及王宫，日人有死者。蛉岛君臣议将大集兵舰，莅朝查办，我驻日大臣黎莼斋星使电告振帅，请派员酌带兵轮至汉江观变。振帅以应否派忠前往，商诸总署，故先行截留。
二十一日，奉电谕，谓总署信至，饬即回津，其明日复叠奉电谕，令毋庸回津，即至烟台会同丁禹廷军门率舟师东渡，遂于是晚登海宴船，质明起碇。
二十五日晨三点钟，驶抵之罘，晤禹廷交到函札各件，议定翌午两点钟开行，当作禀交海宴寄呈振帅。晚晤东海关道方佑民观察于其署，托以后路，是日各舶购办粮饷，装载煤炭，通宵未止。
二十六日十二点钟，佑民来答，三点钟偕丁军门乘威远先行，次超勇，次扬威，衔尾而东。
二十七日午后，入仁川口，初与丁军门约进口后，中道至立岐岛停泊，以觇动静，比入口内，则渔舟来往如常，遂径至□□□，夜一点钟，下碇。而日本巨舰名金刚者，已先在矣，我舟至，以舢板来问，遣答如礼。时朝鲜校理官鱼允中在超勇快船，立刻招来我舟，嘱随从朝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详探一切，二点钟，人还，未得要领，因令另遣心腹明日至王京续探。
二十八日晨六点钟，允中自超勇寓书，道国乱甚亟，八点钟，新任仁川府任荣镐遣派军校与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皆白衣冠，询“为何人持服？”以“王妃薨”对，阅“何以薨？”以“为乱党所惊”对，与之坐，各笔谈数则而去。十点钟日本参赞近藤真锄偕管领相浦纪道来谒，为其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以病弗克并坐，至次，言及初九日遇变时事，与所闻近日情形，有可与允中书辞印证者，胥默识之，有顷辞去，登舰升十五炮礼丁军门，我舟答炮如数，亦升十一炮以礼其海军少将，海军少将者，三等水师提督也。午刻，复召允中来，笔谈甚长，于此事粗得梗概（允中笔谈，曰：“国王由支派入承正统，其私父曰大院君，性贪财色，国王入承之时，揽国权专恣，夺人货，嗜杀人，又与日本无端拒绝，几构兵衅。其时国王仅拥虚位，趋附大院君者，实繁有徒。及国王年长，总揽朝纲，一二臣亦协赞之夺其权，革一切弊政，与日本寻旧好，欲聊各国以维系国脉，彼大院君憾于失权，隐养无赖，期寻祸乱者久矣，或密藏火药于王宫，而放火者数次，又以暴发药焚杀荩臣。国王以事涉伦常，不欲处之于法，只剪其党与，诱之威之者，屡矣。于昨年秋，果啸聚党与，刻日举事，有来告者，幸得收捕乱党，而亦不穷治。彼大院君恃其处于不死之地，期欲举事，而其诱惑众心者，曰斥邪也、绝外交也？无知小民群附之。昨年逆谋之举，欲分三号，一号直击王宫也，一号杀一切异趣之朝臣也，一号杀日人也。今日之事，即昨年之余智，大院君若在，则人谁敢举论外交。闻今者乱党，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乃劫杀王妃，逼返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兵，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熄乎？”），遂议诘旦丁军门乘威远回津谒振帅，面陈机宜，因将所探各节，且禀振帅，其略云：“前于二十五日由烟台肃上一禀，呈报起程日期，谅尘钧鉴，旋于次日午后三点钟，展轮东渡，二十七日晚，驶抵汉江口月尾岛下碇，见日本兵舶一艘，已先于口内停泊。时鱼允中在超勇快船，即传请来舟，令派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探访作乱确实情形，寻据回报各节，似事势尚未十分吃紧。嗣于次早复接允中来信，云‘更探本邦情形，则国势一翻，有堪痛哭者，创乱另有其人，朝臣之涉于外交者，殆无孑遗，至仁川府使亦仰乐而死，其他可知’等语。旋新任仁川府使遣派军校及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笔谈，该别将等皆服缟素，问答之际，虽未敢直斥倡乱之人，与其王妃及各大臣被害之实，而其吞吐之言，已有与允中函辞吻合者。因复传请允中来舟笔谈，则据称顷复著人探访，略得大概，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应率号倡乱，直入王京，劫杀王妃，逼归太王妃。国王虽未见废，已幽囚不与外朝相接，搜杀大小文武之异趣而涉外交者殆尽，人民率奔走山谷以避等因。而日本参赞近藤真锄来谒，亦谓‘李应因兵作乱，往见王妃进以弑，现在大权独揽，极为猖獗’云云。伏查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致津海关道周馥书函及笔谈等件，内称应聊结匪党，图危宗社，逆跃久著。兹复据允中及该别将等与近藤真锄之言，则初九日之变，其为应借清君侧之名，翦除国王羽翼，徐以窥伺藩位无疑。夫朝鲜国王李熙者，固中国大皇帝册封以为该国主者也。应乃敢恃私亲之贵，杀其王妃而幽囚之，其肆无忌惮之心，已可概见，所不敢遽废国王者，度以人心未定，兵力未集，故少事迟回耳。设中国稍从观望，不为急图戡定，则其害将有不可言者。为今之计，莫如仰恳宪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昨闻丁提督传知钧论，谓如须用兵，必先得其国王玺书，或臣民公状乃可，顾其国王方在幽囚之中，欲以宪台咨文送呈，令修玺书见复，则内外隔绝，出入难通。欲另作一书致赵宁夏、金宏集等，令纠左袒臣民，具一乞援公状，则宁夏等既存亡莫卜。而现在应大权独揽，沿途关隘及城门内外，谅无不遍布私人，脱事机走泄，不特速诸臣之死，而使该逆党等得以知风豫防，则将来办理必且益难得手。故不揣冒昧，亟请济师，惟仁川南阳等口，距王京虽仅百里，而遍地皆山，乱党易于伏匿，进兵之际，必步步为营，节节递进，使后顾不至贻忧，斯前驱乃能深入。故兵数至少，须以六营为率，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机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所以为是亟亟者，一则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一则以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等，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以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逞强邻之舀，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事机之失，有深可惜者！建忠本拟趁舶来津，亲承训诲，以花房义质等即日将至，拟留此相机因应，冀诱之延宕，以待我师，且可续探国内详细情形。兹丁提督乘威远西渡禀商壹是，不尽之言，统当由其面陈，所有朝鲜国事危蹙，亟应济师定乱情形。谨缕悉禀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至各营东来后，建忠应仍留军中襄助，抑当即行回津，统候钧示祗遵。再缮禀未竟，日本兵舶二只又至，上载军士多名，计丁提督回津，往返至速，必须六日，此间仅快船两艘，声势甚单，恐花房来时，意存轻挟，乞饬各营，即速东渡。总之今日之事，早一日则多收一日之功，迟一日则重受一日之弊，建忠为顾卸藩封，保全国体起见，故不觉言之过迫也。”“再禀者，晚六点钟，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来舟笔谈，询称十年山野之人，为国太公起用者。乃知该府使为李应党，因谕令派人星夜至王京，密告执政，令速派大员来此会议。夫今之执政即应也，如肯派人必其心腹，刻下王京消息不通，得其心腹前来，亦可微觇动静，而复藉调停日本之说，舀以甘言，示以嘉惠，冀可令其弗疑，则随后办理，或亦较易得手也。”云云。余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且至，独留汉江以待。又以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至，询知乃初九日以后为国太公所起用者，令飞报执政，速派心腹大员来浦议事。而日本兵舰名日进者，复率一商舶载兵七百余名驶至。当晚缮禀，托丁军门回呈，夜移至扬威宿。
二十九日晨四点钟，威远鼓轮至。十一点钟，日舶名日进者，驰至港口停泊。十二点钟，鱼允中来，方与坐舵楼少叙，复见日本商舶驶入，主桅悬国旗，知花房至矣。无何，遣其通词来起居，余谓：“此次贵公使颇受虚惊，少选当登舶问询。”因饬军士声十三炮礼之。五点二刻，往唔花房于其舟，坐谈良久。
三十日晨四点钟，超勇、扬威二管驾各乘小轮至南阳测水，赵宁夏、金宏集花岛以书来，谓凌晨驰至候命，余遂饬舢板赴浦岸迓之。八点钟，永宗佥使宋启宪来谒，笔谈旋去。花房来答拜，坐谈移晷。花房去，而允中复来，偕朝鲜官二人：一为校理金玉均、一为史馆记注徐光范，顷在日本闻国乱偕花房归视者，与谈良久。二点钟，赵金二使至，缟管瘁容，面有忧色，屏左右笔谈甚长。（笔谈，赵宁夏主笔，赵曰：“敝邦经用甚绌，年来军饷不敷，且频与外国来往。故乱卒莠民，缘以为弊，激而成乱。初九日，乱军先杀宰相，几家毁破，翌日，仍向王宫咆哮，以至苍黄罔措之中，大院君闻变而赴抚戢解散。数日之间，上自公卿，下至象胥，毁破其家，至于致命甚多。初九日夕，方乱军之作也，莠民谓可乘之作乱，欲杀尽日人云，故国家先为秘通于花房，以为准备避祸之计，以是公使及随员率兵队得以免祸，惟路上闲游几人遇害。乱军闻花房逃去，追到仁川，又杀几人。我国家当场自救不暇，先机指示日人，以开生路，日人似无憾我国之理。日前伴接官尹成镇见近藤真锄，亦言颠末，而渠亦稍有所知矣。”）濒行，请往晤花房，余别作洋文一缄道意，交二使面致。五点钟，复有日本商舶载兵入口，而前驻之罘美国兵舰名磨那哥者亦尾至，其船主命副管驾来告，谓于明晨修谒旋徙倚舵楼，见花房已登陆矣。计二日间，日兵起岸者，已七八百名，其营于济脸浦者约二百余人，进营仁川者约五百余人。夜九点二刻，扬威小轮船归，邓副管驾谓：“南阳水口尚便，明日当复往细测云。”
七月初一日晨，登舵楼，见日舶小轮船曳带舢板，载兵登岸，络属不绝。九点钟，朝鲜行承政院左承旨尹用求以国王名帖起居。并附其兴宣大院君李应一剌，旁缀绳头细字数行云：“贱齿六十三，家住云监胡同，子载冕年三十六，曾为翰林编修，现任宗人府一品户曹判书元戎，孙三幼稚。”等语。余以名柬分别答之，用求大公主子，与国王为中表兄弟，因与笔谈数则。旋得金宏集书谓：“昨晚十点钟，偕赵宁夏晤花房于仁川，归后，宁夏则星夜驰赴汉城矣。”十一点二刻，美舶船主高登来谒，询知其外部闻日高有事，电派以兵舶东来观变，兼劝日兵毋躁进，因以其外部电谕见示，且谓：“顷晤仁礼景范，叩以此事颠末，辄枝梧不答，请见花房，则答以俟返舶时，即行知会，亦茫无定期，令人闷闷。”爰就余访初九日之事，余即举所闻各节告之，言至王妃惨死，戚然不平，曰：“果尔，则益当亟晤花房，阻其躁进，否则，国王恐复不保。”余因教以本外部电谕之意，剀切作书，由仁礼速致仁川，订相见期，则花房或可来也。高登辞谢去，归舶，声十五炮礼余，余命答炮如教。一点二刻，允中来，略谈寻去。其通词金姓者归自王京，道汉城民情惶惧，群走山谷，逵市为空。过仁川见日兵四出执豕攘鸡，闾阎惊扰，而来苏之望，咸翘首王师焉。五点钟答拜高登于其舟，复以禀报该国水师提督书函相示，其间颇不满于仁礼景范，归时，复声十五炮送余。至舟，接花房华洋文函各一，一谓“本国来信，称元山于六月十七日，有朝鲜乱党，拆毁观察使衙门，日本租地戒严，幸未殃及。”一以余昨晚函嘱缓赴王京，以待宁夏之返，报书如约。八点一刻，复有日本巨舰名比睿者驶至，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已六艘矣，声势矣张，往来舢板梭织，港内喧哗达旦，余惟兀坐舵楼，静守而已。
初二日晨，邓副管驾来告：“昨自南阳复探归，其地水深岸近，利泊兵舰。”因念日兵登陆后，虚实动静，都所未悉，爰以一缄抵花房，令差弁假赉书名，沿途侦探。八点钟，永宗签使递到兴宣君李应书，称：“汉城人心未定，弗克跬步离。”以余方削牍招之也。书辞卑巽，深相结纳。十二点钟，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来拜，中西语言均不解，少坐即去，声十一炮礼之。亭午，热甚，扬威快舰以铁叶制成，舱位逼仄，已极蒸郁，加以机舱留火，如坐甑中，寒暑表升至九十六度。四点钟，侦探人还，备述所见。花房答书，有明发汉城之语。九点钟，赵金二使来自仁川，谓花房入京意决，挽留弗果，袖出兴宣君续致一书，丐余速赴汉城，借资镇摄，兼图把晤。因与二使笔谈良久，其间稍涉嫌疑者，二使悉随手抹去。别时嘱饬南阳府使集薪以侍，盖我军不日且至，貔貅万灶，不欲纵令采樵也。
初三日九点钟，允中来舟笔谈，允中曰：“本邦近因财政窘竭，掌赋之臣筹划不善，军饩屡朔未给。月初颁饩之时，仓吏以陈腐散给，且不准斛量，因与仓吏口角，格杀仓吏数人，仓堂执军人致之法。军人以无罪横拿，诉之而不听放释，彼军因四处奔诉，及到某人之处，彼乃投以一通文字，乃入阙作梗杀闵哥，乃杀倭人与外交之意也。彼军人及无赖，乃敢行此，彼若无指授，何敢有此变乎！王妃有内助之端，故彼人入阙，以乱军胁之迫以饮药。允中在日船一昼夜，知必生梗乃已。彼人拗戾，不离国王之侧，人不敢以外务说及，惟引用同党，睚毗必报，死人日积。于日人议和议战，终无定见，惟激乱军，使之寻事，彼人不去，国必亡乃已，痛哭！痛哭！”建忠按允中所云，彼人某人，谓大院君也。十一点钟，小轮船自浦岸迎赵金二使至，先款以饭，饭后笔谈累幅，均被拉毁，而乱党之迹益明。一点钟，日舶名清辉者又至，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且七艘矣。三点钟，偕二使赴美舶，高登敬礼有加。九点钟，前驻津门日本理事官竹添进一郎，以花房命来舟晤谈，漏三下，乃去，竹添曰：“今次事件，其初事情不明，敝国人心动摇。幸我庙堂察朝鲜开国未久，外交之事不能习熟，犹我国二十年前情况，不敢以兵革争曲直，原之公法，欲妥慎结局。但闻暴徒之余焰尚炽，故以兵员充护卫，乘坐军舰而来，弟亦承命来观动静，以仁川情状察之，朝鲜政府亦似少悔暴举者，故弟以明后日回国，欲陈事情，以安我政府之忧，敢问何如？”忠曰：“初九日之乱，甚为猖獗，以致死王妃，荼戳重臣，诛杀诸臣之有外交者。今日乱势虽平，而死灰未熄，办理此事，甚为棘手。缘执政之人，非出自国王之命，欲与执政办理，则执政之名不正，欲与国王商议，则国王不能自主。不识化房星使此去汉城，先从何处下手？至于乱党滋事，攻击使馆，决非出自该国朝议，想亦不辩自明。”竹添曰：“彼政府果以王命为名，议及此事。则自我观之，犹是名正也。若夫国情，则政党之争，而非开锁之争，故苟得速结局，徐徐察事曲直，亦似无不可。”忠曰：“所论极是，贵国与朝鲜为与国，自不得议其内政，但办理此事，似宜惩办乱首之攻击使馆者，并宜设法为善后之计。若乱党不除，善后终无善法，在花房星使与朝鲜政府，自宜以速结为妙。而弟为大局起见，故汲汲焉以朝鲜朝政为虑耳！”竹添曰：“敝国之意，专在重交谊非乘人之乱，以谋掠夺者，故所求于朝鲜者，不过惩办乱首，并设法以为善后之计。弟所切望者，只有速结局耳。若迁延时日，朝鲜乱民再有暴动，则我国不得已以兵革责其罪，果然，则与国之交绝，而亚细亚全局更岌岌矣。至求偿损害，及兵备之费，则万国所同，不得不遵之，但敝国之出此，非敢贪财也，故欲从实算之，决不以过当处之也。至善后之策，则想当不出于公使领事，及其眷属得游内地各处，以亲其人民等项也。朝鲜之所以深恶外人者，其原不过少见外人，故多怪疑耳。彼以疑我，故我商民亦激之，交怨交凝，果然，则欧洲诸国来通之日亦如此，万一不幸，朝鲜暴徒有攻击欧人之事，则朝鲜之忧更大，故今日为彼之谋，似狎见外人，尤为先著。”忠曰：“朝鲜贫瘠实甚，国帑空虚，民生匮乏，将来此事结局，优┰银两，亦情理之常，然索之过多，恐朝鲜亦不堪命。至于兵备之费，弟则难赞一辞，缘朝鲜赋出无多，即使贵国实算以求，不知朝鲜何日偿了。至内地游历。使朝民狎见外人，此论甚确，但甫乱之后，似不可行之太骤，不识尊意云何？”竹添曰：“我国内人心甚嚣，故借此名以慰其心耳。朝鲜之贫窭，敝国知之熟矣，决无不堪之事。若使敝国果有贪利之意，则责彼凌辱我国人之罪，以求过当之价，或求割取岛屿，亦非难事，然而我政府之无此心，弟以百口保之，抑朝鲜之于我，常挟猜疑之心，以为今之日本，犹是昔日之日本，而必有夺我土地之心，又有取我财宝之心，故今日之事，我政府务以公平处之。”忠曰：“既如来教，则专以优给恤银为名足矣。犹忆我国于南之役，英人亦曾调集兵舰，但结局之时，惟以恤银为名耳。且按之公法，各国交争，亦有不给兵费者，黑海之战，俄之求成也，英法未曾索给兵备之费；意大利屡战屡屈，亦未尝稍给兵费，其战而屈，犹且不给兵备之费，而况贵国以优待与国为心，所调兵舰，专为保护与国起见，若藉此有所需素，弟恐以仁始者，他国未必不笑其以利终也。”竹添曰：“请试略言敝国人心动摇之故也，朝鲜人之来敝国者，敝国待之极优。客年朝鲜人殴杀我国民三名，今年又围击京城公使馆，至公使逃至仁川，仁川府使欺之，乘其眠，夺我兵器，杀害数人矣。故国人之唱征韩说者，攘臂而起，我政府镇压之，借偿金之名，以慰国人之心，非有他意也。所谓军费者，海陆兵在内国，亦给俸禄，船舰亦各有经费，以实算之，固非多费，此等事亦系政略。其实非自求偿起见者，至其恤银，亦决无迫以难堪之巨费，以仁始以利终，尚似未察敝国之情。”忠曰：“所谓以仁始，以利终者，乃谓外人妄拟之意耳。至贵国民心初闻滋事之起，自然激于公愤，假如执事将所探实情，归告政府，谓乱党起事，不徒攻击使馆，戕杀贵国人民，而朝鲜臣民均受其祸，并且毒及王妃，国人闻之，当亦涣然冰释矣。”初四日晨，以夜来与竹添笔谈大旨函告赵金二使，令驰报王京，旋念竹添即日回国因作书致莼斋星使略叙起乱颠末，并以其国贫瘠，索款过钜，恐不堪命等语，嘱得间言于日廷。十二点钟，饬超勇移碇南阳，先是丁军门归请济帅，余先与之约，谓日兵由仁川登岸，我军当由南阳登岸，以示区别，且免葛。故三十初一等日，叠遣小轮船前往测探，至是度禹廷率兵且至，遣超勇先往停泊以待，赵金二使亦遣随员吴某偕往，令促府使备军刍焉。三点钟，答拜竹添进一郎，竹添谓：“顷得花房书谓‘昨次杨花津，韩人劝止未听，已率师直趣汉城矣。’俟入京后，续有书来，无他变故，即将乘商舶还报政府。”少坐辞归，日舰声炮十五响。
初五日午前，赵金二使与承旨尹用求来舟，请偕往南并告花房入至京，驻军城内木觅山下。因遣员刺舢板询竹添行止得二函归报，一花房函称：“久留仁川，恐生他变，故径行前进，已于初三日，安抵汉城。”一竹添函谓：“花房抵汉城后，已与韩吏议事，韩吏奔走甚谨。”云。一点钟，日本明治九号商舶展轮驶去，扬威旋亦起碇行，途中与赵金二使，以碍于耳目，弗克深谈。五点二刻，驶抵南阳浦口，以小轮船送二使暨诸人登陆，饬弁与偕令探去岸道途远近，及有无间阻，候至夜深，犹未返。
初六日八点钟，小轮船归，知昨夕搁浅，质明潮涨乃达岸，赵金诸人露坐竟夕，闻之歉然。今日炎刍逼人，烦郁殊甚，屈指禹廷之归，已逾七日，济师当可至，徙倚舵楼，手远镜时复西望。晚八点钟，探路人远，道自泊处至马山浦，约三十里，自马山浦至南阳，约又四五十里，附近诸岸，乱山杂Ш，必抵马山浦，乃可登陆，以达南阳府，使令归舰报余，谓已备船只马匹糗刍伺候。
初七日八点钟，了望者报有烟起立岐岛外，急登高瞩之，见轮舶五艘自西来，兵弁皆相视色喜。九点二刻，首威远、次日新、次泰安、次镇东、次拱北，衔尾而至。先是振帅饬丁军门及余赴朝鲜时，即拟奏请钦差帮办山东军务吴筱轩军门督师相继东渡，至是见威远前桅悬帅字旗，知吴军门已至，即刺舢板往谒。并晤丁军门，询知五舶载兵二千，尚有两营南洋兵舶继至。余亦略述近日情形，寻读振帅函札，即议进兵。余以花房至王京已久，不知所议何事，拟先驰赴汉城，筱帅率大军随后进发。丁军门以舟师部署未定，弗克同行，筱帅令右营管带吴孝亭，率队以从。四点钟偕友人吕君秋樵驾小艇乘潮至马山浦，五点二刻，望见舢板十只，满载我军士，以小轮船二艘曳之，鱼贯而来，登岸已七点钟矣。孝亭谓曛黑难进，即驻浦口，余偕友人策马夜行，须臾月落，燃炬以导，每经山谷，深林密箐中人影林立，为良为莠均未可知，余以王京事急，势难返顾，径行五十里，十二点钟抵南阳府署。赵宁夏独在，谓宏集昨晚被命入京，以国王今日引见花房，宏集夙办日本交涉事宜，故亟召还，谈至漏四下，乃寝。
初八日九点钟，右营至，旋接李应函，并将昨日花房所开七款，及问答各节，录寄前来，且谓花房限三日回答，请速赴王京排解，于是汉城之行愈亟矣。因立请孝亭议事，亭午始至，商请进营水原，庶王京翌日可至。孝亭坚执不可，盛气而去。余甚讶之，遣人随往侦视，还报云其营兵弁以山行触暑病者甚众，乃悟其因郁生忿，顾只身入汉城终恐为人所轻，意筱帅且至，乃姑待之。午后与宁夏密谈累幅，均即扯去，是夕，仍宿南阳。
初九日晨，出馆小步，见道旁厅事一所颜曰“唐城馆”，款署，“金陵翁书”，询之通词曰：“此明时册使经行所止也。”回馆，宁夏来告王京送马百七十匹，牛车十乘，至军前备用，乞函请筱帅派员点收。八点钟，接筱帅书，谓右营兵弁病滞，另派后营管带张仲明协戎率队前来，相偕遄进。无何，伸明来见，询知队伍已至，拟更行二十里，进营九浦，因与仲明约以全营纡缓，请简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期翌夕必抵汉城，沿途军食发价，交地方官整备以待，仲明应允去。午后迟筱帅不至，留呈一函，旋于四点钟偕友人策马就道。行经九浦，晤仲明，见健儿林立，则枪队已排定矣。数语出帐，复上马疾驰二十五里，水原守郑箕世，奉国王命迎谒道左。又五里，抵水原馆通判署。按朝鲜官制，通判位在府使上，故其署较宽整，宁夏允中亦相继至。坐定，报张协戎小队已至署外，令即于隙地驻扎，地方官列帐传餐俄而右营亦至。驻扎其廨，通词谓为国王行宫焉。
初十日八点钟，仲明先发，余少迟亦行，出水原，万松夹立，中辟驰道，凉云荡空，漏日无罅。前行二十里许，接应昨午书，谓：“花房以其政府限满需回，拟诘旦出京，促于杨花津备舟以待，其意盖存决裂。”云云。爰嘱宁夏立遣快马驰至津上，觇花房曾否北渡。十一点钟，至果川，国王及世子遣中使驰帖慰问，宁夏从中使询知应轻侮日人，故激而出此。少顷，侦骑归报，日使已径渡汉江矣。少憩复发，过南天山，山高数百丈，军士登陟汗雨夹背，二十里至铜雀津，韩文奎于渡口小舟数十艘，络绎载渡，登岸后，列队导行，道旁观者以万计。薄暮入居南别宫，应父子迟余馆次，因相与周旋，寻答花房留函，并知其参赞近藤真锄以病未发，送作书致近藤，订相见期。国王及世子复以名柬起居，李祖渊赵准永先后至，晚膳后，复与是应笔谈甚欢。九点钟，近藤报书，谓：“疾甚，不克来谒。”云。
十一日晨，是应叠以荷囊、折叠扇为赠，且因余有仁川之行，以其乘与来馆备用，旋泐致筱帅与禹廷两函，告以近事，十一点二刻就道，途中蒸热殊甚，如熏笼上行。五点钟次梧里洞，易舆而骑。六点二刻至仁川，与花房谈晤，花房曰：“本月初三日，余率兵队前至杨花津，朝鲜政府派员至津口，阻我入城，余以城外议事不便，迳行入城，即奏请国王，订引见期，韩人又固固不从，直至初七日，始见国王，进呈折开七款，且请派员相议，于三日内回复，国王当派首相洪纯穆为议事全权大官。乃至初八日，接洪相来函，谓复派令往勘山陵吉地，须三四日后方可回京，且云，山陵为朝鲜重事，我国之款，当俟归时再议。夫国王明知限期三日，当面派定洪相为议事全权大官，而初八日猝将所派之人，差往他处，岂非自相矛盾？且以其国山陵为重，是明明以吾国之事为轻矣。彼既绝我商办之路，故余俟限满，即将此意奏明国王出京矣。”忠曰：“国王甚欲与贵公使议事，大小臣工亦同此意，徒以有志未逮，致成此局。君谓朝鲜尚有政府乎？犹忆前在舟中语君以朝鲜其势，必以能使国王自主为先务，国王一日不能自主，他国即一日不可与之议事，以主政者非执政之人也。证之公法，则土尔其、埃及每有乱党杀伤各国之人之事，各国必俟其君能自主，乃与计议。昨接君函谓欲候晤，以朝鲜政府绝我商办之路，不得久留为歉”云云。今我此来，非为朝鲜居间调停，不过与君定明朝鲜事势，俾君免至错认题目耳。朝鲜国王现既不能自主，而贵公使贸贸然与之议事，无论所议不成，即令已有成议，他日国王复能自主，则所议者仍属空谈。且若于此时与之决裂，则将来恐不独朝鲜政府有所借口，吾国此次以兵前来，惟在惩办乱党，贵国政府想亦闻知，君倘不审可否，亟与乱党定议，吾恐日后自此多事矣！故吾不得不先为言之。”八点钟出署，间道驰抵花岛，约三十里许，时已九点二刻矣，府使尾至，相与寒暄而别。
十二日，花房访余于花岛行馆，近藤于昨晚回至仁川，亦偕之来谒，相与促谈良久。十点钟自花岛启行，次梧里洞，复易骑而舆。晚七点钟，驰回王京，则丁军门已率习流军百名，于午后至馆，而吴筱帅亦统大军渡铜雀津，薄汉城而垒。应闻余归，即来相访，因留之晚膳，笔谈十二纸而别。复偕禹廷出城谒筱帅，议机密，四鼓，归馆宿。
十三日八点钟，允中宁夏先后至，匿允中馆内，令宁夏先入慰王。十二点钟，吴军门来馆约丁军门及余往拜应于私第。吴军门仪卫甚盛，请减从而往，以示坦率。及至，应率其子若孙迓门外，入座，谈笑甚欢，已复导观其精舍数处，陈设都丽，而位置天然，都无俗韵，乃知此老胸中具有邱壑。濒行，以吴军门先施，谓即呼驺报谒，于是吴军门出城止黄松亭军门营内，以其地距城较近也。余偕禹廷归南别宫，禹廷遣习流军四十名先至水原以待，余作赫蹄书，纳允中袖内，令薄暮持赴中营，偕何营官赴王宫保护。别遣张营官以军士百人，往守城门，俾通消息，其余于城内梭巡备警，部署既定，偕丁军门同赴黄营，则健卒百人，长夫十六人，已结束待用矣。是日微雨，时止四点钟，应率数十骑至，入帐，诱与笔谈，自申至酉，累纸二十四幅，环视侍者无一朝人，知已均为帐下所收，度其时可行。遂疾书以示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徙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应惧，四顾，吴丁二军门皆起出帐，余亦掖应出，令登舆，于时军士两行，剑戟森列，长夫舁舆俟，是应以非己舆，不肯入，余纳而进之，健卒百人蜂拥而去，丁军门策马以从。吴军门即驰行入城。嘱张何二营官戒严，且探警信，无何，红灯数十对集营外，询之，皆迓应者也，复收而系之。夜半探者回，道城内无警，遂作书致允中宁夏述事状，并定应举行者人事，请密呈国王，是夜宿黄营，雨声达旦未止。
十四日晨雨，七点钟，至吴军门营内，略商以后事宜，随辞入城，黄军门拨军士六十名为卫。抵馆，而宁夏已至，密陈国王感谢之意，惟是应系属生父，终乞余善为保护焉。与议翦除乱党事，宁夏谓乱党数千人，悉隶兵籍，多在城东枉寻利泰二里，聚族以居，其为乱首，无从廉得，而蟠据二里，迹同啸聚，朝鲜将梭，无敢深入其巢者。亭午，国王派定全权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将赴仁川与花房议事，先遣户曹尚书金炳国，持初七日日使进呈七款来馆请辞。（兹先照录日朝议定条约八款。日本历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历六月初九日之变，朝鲜凶徒侵袭日本公使馆，职事人员，致多罹难，朝鲜国所聘日本陆军教师，亦被惨害。日本国为重和好，妥当议办，即约朝鲜国实行下开六款，及别订续约二款，以表惩前善后之意。于是两国全权大臣，记名盖印，以昭信凭。第一，自今期二十日，朝鲜国捕获凶徒，严究渠魁，从事惩办事。日本国派员眼同究治。若期内未能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第二，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鲜国优礼瘗葬，以厚其终事。第三，朝鲜国拨支五万圆，给与日本官胥遭害者遗族，并负伤者，以加体恤事。第四，因凶徒暴举，日本国所受损害，及护卫公使水陆兵费内五十万圆，由朝鲜国填补事，每年支十万圆，待五个年清完。第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去。第六，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朝鲜国全权大官李裕元，朝鲜国全权副官金宏集。照录日朝议定续约二款，朝鲜国与日本国嗣后为益表亲好便贸易，兹订定续约二款如左：第一，元山釜山仁川各港间，行里程，今后扩为四方，各五十里，朝鲜里法期二年后自条约批准之日起算，周岁为一年，更为各百里，自今期一年后，以杨花镇为开市场事。第二任听日本国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游历朝鲜内地各处事，指定游历地方，由礼曹给照地方官勘照护送。右两国全权大臣各据谕旨立约，盖印，更请批准，待两个月内，日本明治十五年九月，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八月，于日本东京交换。）余于折后举可许不可许，与可变通办理者，分别批答。（忠笔谈曰：“日使所开八条，其间有即可许者，有决不可许者，有须变通者，试为分别言之：第一条，当许，惟以不限时日为妙。乱党不独伤及日人，亦且戕害贵国王妃大臣，若不严行查办，将国法之谓何？第二条，可许。第三条，可许，优恤金五万圆，分给十三人家属，尚不为滥。第四条，当力与争辩，若必不得已，可列入第三条优恤款内。于五万圆外，增添若干。因以前次舟内，与竹添进一郎笔谈示之。第五条，旷地闲行，无碍其事，惟贵国民心不靖，宜限以数年后，再为举行。至咸兴大邱开市，则为陆地通商，决不可为日人开端。杨花津虽属汉江埠头，惟以逼近王京，若许以通商，不识有无流弊？第六条，公使领事游历内地，原属至法，惟大乱初定，以后公使等欲往内地游历，必先知会地方官方可。第七条，京内长置大队，万不可许。至该公使为保身之计，随带若干兵卉，在馆内驻扎，尚无不可，惟不宜列入款内。至遣使至日廷慰问，似亦无所不可，惟宜与花房言明，日廷亦当有国书，由彼赉呈国王，以慰恤王妃相臣之难。如是，则彼此相慰，乃于国体无碍。盖朝鲜既无驻日使臣，特地派人慰问，亦不为过。此数条若能办到，尚属于情理无悖，惟措辞之间，宜以直捷了当为妙。可许者，则立地许之，不可许者，则坚执不许。隐示以既有可恃，不足深畏之意，彼外屈于公义，内怯于我国，谅可不至始终决裂也。”）令回呈国王，先决可否，然后交二使仿行。金曰：“日间所教，间有未明，恤银五万圆，而添以兵备之费宜若干？”忠曰：“日本兵舰原有常费，陆兵亦有定饷，调集来此，不过稍加运费，若与恤银统算在内，不过十万圆足矣。若贵国国帑可支，则宜一齐交付，以免日后生息之累；若无力齐付，则可摊作几年，仆想花房亦不至以全付相强也。”金曰：“杨花津开埠可许乎？”忠曰：“若无大弊，何妨许之。仁川已开口岸，杨花津亦不过销仁川出入之货，其实非于仁川外另开一口；况杨花津亦属水路通商，与已开口岸尚属一例，非若大邱咸兴等地，复滋陆路通商之流弊也，惟议事之时，先可一概不许，必不得已，则可许杨花津通市，而不给兵备之费，挹彼注兹，未始非计。”旋以舟中与竹添进一笔谈示之。三点钟，上将军李载冕来，询应不归事，曲谕遣之。昨应孑身就道，至是国王遣送行装仆从登舟。其犹子载元亦从往省视，乞致书丁军门，为之先容，因泐数行付之。发上傅相振帅禀函各二件，禀傅相云：“忠于十二日归自仁川，丁提督亦于是日率舟师百人偕筱帅大军驰至，筱帅军城外。丁提督入居南别宫，与忠互相计议，以我军分布各处，均有朝鲜官员接待，时与笔谈，人既益多，语难尽慎，稍延时日，惧有漏泄。且日兵已尽出城，使于此时举事，可无虑其搀越，事机所在，断难迟疑。因拟翌午邀同筱帅往拜是应，俟其出城报谒，即就军中拘送登舟。一面出示宣布中朝德意，令军民毋容惊扰，即彼时乱党稍有蠢动，而首领既去，胁从易解，似不至或有巨变。议定，即夤夜出城，将此意商之筱帅，筱帅之意，谓：‘宜先修外交，后除内乱。’忠当谓：‘朝廷为朝鲜主持外交者，所以扶持国王也，今者应专权，国王守府，设于此与日人定议，微论其议难定，就令能定，是助应，非助国王也，其失体殊甚。今日之事，宜先除内乱为是。’筱帅闻此，乃始毅然允行。于是，次日午后，忠与丁提督皆先集城外。无何，应来营，爰诱与笔谈，延至日暮，先令收其护从，然后勒令就道。计王京至南阳海口，相距百五十里，途中惧有疏虞，丁提督因自率小队护送登舟。忠以访闻王京城东，有居民数千均系乱党，拟留南别宫，就近查拿渠魁，冀渐解散，筱师仍驻城外，以资镇压。顾惟应倡乱，窃权罪诚不赦，然究于国王有父子之亲，设竟惩之以法，则国王将无以自处，脱令仍居国中，则乱萌又或再起。莫若仍照宪台始议，将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则庶几恩义两全。已禀商振宪，乞奏请将应安置中国，第反正以后，其国王必益图振作，再造之局，微宪台谁与主持。况日人狡诈多端，要求无厌，忠以菲材从事，倘复罔所秉承，深惧贻羞陨越。伏望俯念时艰，出而视事，则朝鲜幸甚！大局幸甚！”禀振帅云：“自去月二十八日肃禀由丁提督寄呈后，次日，日使花房义质亦至，其轮舰先后来集者，共有七艘，载兵千数百人。花房即拟进营汉城，建忠设法延宕，至初三日乃始入京，建忠即欲相继而去，而我军未至，随从无人，孑身孤往，微特乱党可虑，且亦恐为日人所轻。乃仍留舟中静候，并乘间续侦起乱情形，大率均与前禀吻合。初建忠欲诱应来舟，谓花房勒兵入京，蹂躏必甚，若太公来仁川与议，则其行可止。于是应乃于三十日派赵宁夏、金宏集驰至，附书称：‘内乱未定，不得跬步离汉城，谨遣二人前来，丐建忠速为排解。’云云。宁夏等来舟相见，谓：‘初九日之变，仅而得免，刻下祸且未已，愿以性命相托。’遂共留花岛不去，凡笔谈之稍有关系者，均即扯去。初五日，移碇南阳海口，赵金亦登舟以从。南阳在仁川西百二十里，以前与丁提督约我军来渡，改于其处登岸，庶免与日兵纠葛，故先期往待。初七日筱帅及丁提督率师驶至，接读宪台函札各件，旋议进兵，以花房入京已久，不知办理何似，愿请先往，筱帅督大军继至，丁提督部署舟师，未克同行，筱帅因派右营管带吴总兵兆有与偕，甫至南阳，以军士多病，弗克前进，而应方寓书敦促，谓：‘日使列款七条，限期三日，欲建忠速往代筹。’筱帅闻之，复改派后营张副将光前，率队趋至，建忠遂简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于初十日行抵汉城，则花房已以其政府限满不答，责其慢事，先一日决裂而去。应闻建忠且至，先与其子训练大将军载冕，迟于南别宫，深相结纳，建忠亦谬与周旋，谓：‘中国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应乃亦释然不疑。伏念朝鲜时事，内患与外忧并亟，而外忧之生，既由于内患，斯内患之去，尤急于外忧。今日之计，莫若为朝鲜先除内患，使其国王得以自主，然后召日使告以前日之事，皆乱党所为，国王一无开罪，兹仰上国之力，事权反正，愿为和好如初。因以所请各条，与之从容商榷，如此则名义既正，事理亦顺。故于次日一面函商筱帅进兵，一面驰赴仁川，将此意告知花房，令勿错认题目，惟至仁川后，为花房反复开陈，虽决裂之意稍回，而要挟之心犹甚。拟请函商总署，请将朝鲜致乱与中国代为戡定缘由，布告日本政府，并泰西诸国之曾与朝鲜立约者，俾群晓然于前日之事，非出国王之意，彼虽过事诛求，其政府或将屈于公议，不至始终坚执，至此后办理能否应手，尚难预知，惟有勉竭驽骀，相机因应，既不敢激烈以伤友谊，亦不敢脆随以累藩封，以期仰副宪台委任之意于万一而已。”八点钟，鱼允中金允植以国王钞录告示一纸来馆，为应辩诬，盖朝鲜素崇礼教，于伦理尤极讲求，故自六月初九日之后，应入踞宫中，国王至议奔庆尚道以避，而朝臣亦皆引镜顾影，惴惴焉若不终日，卒无人敢以一旅靖难者，故由势力不足，亦以骨肉之变，非臣子所敢言者。今者天讨特申，藩封再奠，都人士皆喜于心而不敢宣诸口，即宁夏诸人，密室笔谈，稍涉隐情，若犯大戾，必拉杂摧烧乃已。是晨余于吴军门营中，见缮此示，其间颇道应劣迹，即知于国王有碍，顾以已列余衔，未便力阻，致涉立异。迨示出，而国王果遣鱼金二人来辩，盖非徒顾念私恩，亦将以掩饰耳目。余因书示二人曰：“太公罪状，昭若日月，不辩固无所加增，即辩亦断难末减。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议亲议贵，自有权衡，断不使为人子者，有不能自处之境，君等亦以此意，归慰国王而已。”九点二刻，金宏集来议日事，语甚精密，宏集携之而去。朝鲜谈时务者，以宏集为翘楚。李裕元则素党应以拒日人者，派为全权大宫，亦欲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借口以拒外交云。
十五日晨，庆军会办营务处袁慰亭至，与密谈剿除乱党事，请归告吴军门。午后，慰亭返，云：“吴军门如约。”慰亭即欲指挥一切，余谓：“应虽已就逮，而其子载冕尚以训练大臣握兵柄，恐乱党一闻捕治，或更奉以为乱。宜先诱而系之，然后行事。”于是五点钟，驰书召载冕来南别宫议事，载冕鉴于其父，作书以母病辞，令其党李永肃赉复。余因谓永肃曰：“今之召载冕者，亦欲相与设法为太公宽免地耳，载冕如为其父则至，不然则止。”书片纸交永肃持去。十点钟，金允植至，余与慰亭促令入朝，请国王手书来，俾有把握。允植去，而载冕亦来，因别置一室，令军士露刃以守。二点钟，允植袖国王致吴军门与余公函至，略谓：“乱党所居多在枉寻利泰二里，请速勒兵往讨。”云云。时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驻军南别宫右，遂令率队出小东门，会同右营吴总兵兆有，正营何副将乘鳌，同赴枉寻里合围搜捕，而利泰里则由慰亭回营请吴军门另派别将掩执焉。部署既定，已三点钟矣，遂与友人兀坐帐中，秉烛以待。
十六日晨，张副将回，询知枉寻里在小东门外半里许，其地两面依山，中辟街衢，瓦屋鳞次。吴总戎勒兵分扼两头，张副将入巢搜捕。时天色渐明，该乱党见我军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抗拒。里中间有居民杂处，未敢轻用炮火，为昆冈炎之，仅以短兵格斗。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何副将后至，亦获二十余人，余悉鼠窜以散。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以地近营址，已先期闻风远扬。仅获二十余人。是役共获百七十余人，悉送致军门营内。余念乱党已散载冕当无能为，遂温言释之去。随促备马出城，晤吴军门相与分别惩治。四点钟归馆。数日来国王皆早晚两次遣中使起居，是日闻余归，特遣都承旨尹用求持帖慰劳。
十七日晨，李成俊归自析津，来谒谓：“长途车马间关，已一阅月矣。”宁夏允中相继至，略谈别去。午后，得宏集书，知日朝款成，即夕钤印，阅所定各条。（金宏集来函云：“仆十五晚抵仁川，夜见花房于船次，辩论七款，仍无成议，傍晨还花岛。十六晚，又与之穷日争诘，彼始终要挟，肆然不少让，仍促明午钤印，事到此地，厚负明教。八款正，彼才携归舟中净写，并不及录呈，另有钞{殷金}一纸，凿烛是幸，第一，十五日改以二十日，另注曰：‘日本派员眼同究治，若期未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我以此事大欠体面，屡回争诘，彼终肆不服。第二、第三，仍本文，许之。第四，公使馆所损物及兵费，始不言多少，至今晚忽以五十万圆，限五年清兑，填书，故百般要减，而不如意，彼之狡黠不可理说，愤不可堪，赔偿二字，改以填补。第五，间行以五十里，二年后百里，扬花津市场竟不得已许之，咸兴大邱，则决意终不许之。第六，许之。第七，改以公使馆置兵员若干警备，数则当观势多少云，另注曰：‘朝鲜兵民守律一年以后，更无可警，则不妨撤去。’第八，派使后，日本亦当以国书慰问云。”）虽尚无大失著，而朝鲜贫瘠，花房勒书五十万圆，分年填补，未免重受其困。初宏集将之仁川，来馆请辞，余以此属日朝之事，我中国仅能隐与维持，不便显相干预，爰为逐条剖决以去。乃宏集等以内忧甫平，深惧外患复起，遂至受其逼迫，勉就条议，中心耿耿，抱咎靡已，亦可见日人遇事生风，以求逞欲，直行同无赖焉！五点钟，轻骑绕王宫相我军部勒形势，同人颇有以微行可虑为戒者。晚八点钟，高永喜以宏集命，自仁川归见国王，王命之来谒，询知日廷续派井上毅为议官，此次款事，多其主持云。
十八日晨，无事。午后，金允植来馆笔谈，允植为人颇迂钝，每谈一事，辄不了了。晚七点钟，允中以王命持节略来问，手批答之。允中去，宁夏复来云：“已奉派为大官，宏集为副官，李祖渊为从事官，请附舶至津门，谒傅相上宪言事，并诣京师进谢表。”无何，宏集亦至，谓：“甫自仁川归。”与之笔谈，极道议款时威逼情状，闻之恨恨。（忠笔谈，曰：‘第一条，花房言明如何办理？’金曰：‘其另注，初以应自日本差役自处办为文，仆谓差役自处办，亦碍我人眼目，不如办理含混，以是故之。’忠曰：‘彼可言明何法办理，与惩办何人及惩办若干人乎？’金曰：‘此事未曾如此详问。’忠曰：“兵备之费五十万圆，也如何结算？执事可将竹添之书告之乎？”金曰：‘仆在大臣之后，不敢言，言自断五十万诚是料外，故先言我帑藏空虚，无可办之力。则彼亦曰固知其然，日后开矿尽可办此，若不趁期清兑，彼自行采矿，足此数，后当还之，此甚无理。竹添所言，虽不露破，概将此举，不欲开衅，专为维持亚细亚大局起见，贵国用意可感，今以赔偿一事要挟，是以仁始而以利终也。因要减其数，则彼又将矿师及器械皆延请于渠，又日后设电线，渠国当任之，又咸与大邱事预约三件为请，而只减一十万之数。故答以如此要挟，不如不减，而仍复为五十万矣。又将俄国黑海之战及中国南之案为言，则彼亦以为然，而此事非为利也，贵政府不能晓谕民人，以致此变，此次是罚款云。其言无礼至此，愤不可堪。’忠曰：‘日人凯觎贵国矿山久矣，今此执事等至中国，面见中堂，须祈为作主，以绝日本之望，以立富国之基。’金曰：‘日人言我国自有财而不能用，其凯觎可知，今此不允其请，诚为向已乞大人作主，延师开采，故开采伊始，自我偿其数，绰有裕矣。且敝国虽贫，每年节省，或可办十万圆耳，宁失每年十万，不听日人之任行开采也。”）因订于二十日晨，由汉城启行。夜间，缮上傅相与振帅禀各二件，禀傅相云：“自抵朝鲜汉城后，所筹日高交涉事宜，与诱送李应情形，业经禀报在案。丁汝昌于十三日戍刻，率水军数十名议送李应登程。是夜阴雨泥滓，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约百七十里，于次午抵马山浦，将应送至登瀛洲兵舶安置。维时日本兵舶之泊仁川口者，以次移碇来聚，因留海口，部勒舟师，期以壮声援，而示牵制。忠于十四日，一面请朝鲜国王，由其政府将愿重修旧好之意，函知花房，随派全权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驰赴仁川会议。一面查拿城东乱党，盖王京隶兵籍者，约近万人，半在枉寻利泰二里，聚族而居，世世为兵，慢官厉民，久成积习。初朝鲜国王九龄嗣位，应以太公摄政，十余年间，臣民交怨。嗣国王年长，王妃闵氏，亦累世勋旧，其父兄欲辅国王，收回大柄。于是朝臣之同志者，举应频年恶迹，交章弹勃，遂致失政家居。无何，王妃父兄皆死于火，国人均谓应所为，顾以其处不死之地，国王亦姑为隐忍，仍以王妃从兄，置显要辅政。应乃以陈氏豆区之计，阴结枉寻利泰二里诸军士，以为羽翼。去年其次子载先，与勋戚三五少年，欲谋篡弑，未发事泄，瘐死狱中。用是积怨益深，流毒愈甚，遂有今年六月之事。现虽应就拘，而其长子载冕，新以训练大将握兵柄，恐乱党一闻查拿，或更奉以为乱。爰于十五日晚间，先将载冕诱拘南别宫，以水兵数十人守之，然后部署一切。是夜吴军门派庆军会办营务处袁中书世凯来馆，帮同料理。而金允植亦以国王致吴军门及忠书至，请速派兵至该二里剿除乱党，俾欹器复整，情辞之间，颇极迫切。爰令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率领全队出小东门，会同庆字左营吴总兵兆有，庆字正营何副将乘鳌，往捕枉寻里乱党。其地两面依山，中列街衢，瓦屋鳞次，吴总兵率军分扼两头，张副将直入其巢。时天色渐明，该乱党等突见我军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死拒。里中间有居民杂处，不敢轻用炮火，短兵巷战两时许，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何副将以亲兵辅之，亦获二十余人，其领悉由屋后窜去。我军带伤者二人，当攒捕之时，乱党之势穷力蹙，度将就获者，每以刃自割其腹，肠胃毕露，其愍不畏死，于此可见。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以地近营址，已先期闻风远扬，仅获二十余人。是役所获者共一百七十余人，忠当至吴军门营内会讯，戮其首领及罪状较重者十人，其余情有可原者，概予释放。盖以六月切九日之变，其中不无胁从，设所获者不为分别轻重，尽置诸法，则此辈知罪皆不赦，必聚而为走险之谋，惟第戮其首领，则凡胁从者咸知为法所不诛，将安然解散以去，而潢池之祸，可以不兴，亦潜消反侧之意也。虽乱党数千，仅戳此十人，犹恐未足以示敬，而天威震，群凶奔窜，巢穴既覆，啸聚无方，此后散处四方，不难随时续捕。而载冕不安于位，亦即于是日请释兵柄。方办理间，接奉振宪来函，与抄示总署函稿，所筹先后机宜，与现在办理情形，节节吻合。犹忆汝昌等甫至朝鲜，亦即以生致应于先著，故方汝昌回津时，忠即借调停日本之说，与应深相结纳，冀使弗疑。迨陆军既至，忠先率小队二百名，直趣王京，应请住城内南别宫，其时颇有劝令勿入者，忠以向日住此，兹忽迟留城外，彼必因疑生惧，预为防备，则办理即难得手。遂毅然入居，复与谬为亲近，彼果深相倾信，终以就逮，而后乃得查拿乱党。不特朝鲜之宗社危而复安，亦且日本之奸谋隐而难肆，此皆仰赖皇上声灵，中堂威望，与夫振宪之当机立断，乃克收此寸效。在事诸员，不无著有微劳，除陆军应由吴军门开单请奖外，其水师于汝昌前乘威远回津请师后，仁川口内，仅超勇扬威二快船，而日本兵舶乃有七艘，该管驾等皆能相机酬答，示以镇静，使之不敢轻肆。至登陆后，护送应，使元恶不至遁逃。拘守载冕，俾乱党无从推戴。其后日舰移碇，南阳各舶，又能隐示牵制，俾日兵不敢轻动。而忠乃得与吴军门捕治乱党，使日人始终未得搀趋。陆军为其显，水师为其隐，其劳亦足相当，其可否择尤酌保，以示鼓励之处，已禀请振宪，批示遵行矣。”
十九日晨，闻吴军门移军东门，策马往视，因告行焉。九点钟，回馆，检点巾箧。允中以王命袖示谢表，暨咨总署与北洋大臣文稿。午后，国王世子并遣中使馈礼各四事，固辞不获，乃受之。于是朝鲜官来馆送行者，屦满户外。
二十日晨，国王遣承旨赉帖送行，订继见期，且谓：“赵金二使至津门，务乞傅相上宪，进诸前席，亲赐教诲。”嘱余为之先容焉。旋接津来函札。十点钟，偕赵金诸君自南别宫启行。一点钟，次果川，国王复遣中使起居。七点钟次水原，以日中热甚，乘夜复行五十里，至南阳行馆，时漏箭已四下矣。
二十一日晨，南阳行馆作二书，致吴军门与花房公使。寻发马山浦，午后，抵埠，潮落待渡，复接津来函件，乃昨由镇海轮船赉至者，内有张振帅手札，录译署公函，谓：“此役也，如能生致李应，则采骊得珠矣。”又录傅相与我驻倭星使黎君莼斋两电，亦皆以此役要领，在制服应，则他皆迎刃而解云。计此时应当已抵津门矣。四点钟，乘半潮，刺小艇，渡至镇海，命驶出口外，薄威远以登。丁军门饬管驾官，迟明起碇，并安置朝鲜各官舱位。
二十二日晨，五点二刻，起碇，海天澄净，如行镜中，入夜风自舵旁来，舟甚倾侧。
二十三日午前九点钟，驶抵之罘，知傅相已于昨日十点钟，乘保大鼓轮北上矣。遂登岸，拜方佑民观察，并晤仲兄相伯。四点钟，登船举碇回津，恭录八月十二、十六谕旨两道：“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朝鲜为我国大清属国，世守藩封，素称恭谨，朝廷视同内服，休戚相关。前据张树声奏：‘朝鲜国乱军生弈，突于六月间，围逼王宫，王妃被难，大臣被戕，日本使馆亦被横害。’当谕令张树声调派水陆各军，前往援剿，又以李鸿章假期届满，召赴天津，会同查办。旋经提督吴长庆、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等，率师东渡，进抵该国都城，拿获乱党一百数十人，殄厥渠魁，赦其胁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采访该国舆论，咸称衅起兵丁索饷，而激之使变者，皆出自李应主谋。经吴长庆等，将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鸿章、张树声究明情由具奏。李应当国王冲年，专权虐民，恶迹昭著，迨致政后，日深怨望。上年即有伊子李载先，谋逆情事。此次乱军初起，先赴伊家申诉，既不能正言禁止，乃于事后擅揽庶务，威福自由，独置乱党于不问。乃李鸿章等遵旨诘讯，犹复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其为党恶首祸，实属百喙难逃，论其积威震主，谋危宗社之罪，本应执法严惩，惟念朝鲜国王，于李应该属尊亲，若竟置之重典，转令该国王无以自处，是用特沛恩施，姑从宽减。李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吴长庆所部官军，仍著暂留朝鲜弹压，该国善后事宜，并著李鸿章等悉心商查，用副朝廷酌法准情绥靖藩服至意。钦此。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礼部奏。”“‘接据朝鲜国王来咨转奏各一折，并抄录原咨呈览，该国此次乱军之变，经朝廷发兵戡定，深知感激。’殊堪嘉尚！至所称中情震迫，沥恳天恩，准令李应归国一节，李应以宗属至亲积威震主，谋危宗社，罪无可逭。朝廷酌法准情，姑从宽减。前已明降谕旨，择地安置，优给廪饩，原属格外施恩。该国王顾念天伦，系怀定省，以李应年老多疾，咨由礼部代奏乞恩，词意迫切，自属人子至情。惟李应获罪于该国宗社者甚大，该国王既承先统，应以宗社为重，不能复顾一己之私，所请将李应释迥之处，著毋庸议。仍准事岁时派员省问，以慰该国王思慕之情。嗣后不得再行渎请，该部知道。钦此。”（谨案，嗣于光绪十一年八月间，释应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