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谄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颜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太祖初即位，中书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何必做中书令乎？”乃命钟同取《东宫官制》观之。因曰：“朕今立东宫官，取群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且谕之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令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将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谓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已，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太祖御东阁，与学士陶安等论前代兴亡之事。因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岂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
太祖尝谕胡廷瑞曰：“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
太祖命诸将北征，谕之曰：“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
应天府有滞狱逾半岁者。太祖闻之，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自今狱囚审鞠明白，须依时决遣，母使滞淹。”
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甚有益，如药石之能济；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尝谓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来台臣久无谏净，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临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辞，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常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肯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不之咎，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错？”
太祖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厉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谓之鸳鸯战袄。
国初中书省议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太祖以祭祀为国大事，念虑之际，儆戒或怠，则无以交神明。乃命礼官及诸儒臣总集郊社、宗庙、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为《存心录》以进。
蕲州进竹簟。太祖谓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竹簟固为用物，但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初，近臣有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且谓侍臣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观览，庶有所警也。”
太祖尝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太祖谕宋濂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秦皇、汉武，好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竞业以图天下之安，岂敢游心于此？”按太祖此谕，足祛千古之惑。
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诏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群臣编定，尚恐有轻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止择其可者从之。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
太祖尝手诏中书省臣曰：“昨张冲上书言时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谓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据而用其所长；一谓中书省令各衙门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贵简当，选其陈事剀切不避忌讳者，量加擢用，以养忠直之气。此言甚可取也。夫闻得失则知利病，知利病则生民蒙其福；听忠直则正人多，正人多则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炀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隐微之过者。太祖曰：“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此为尽职乎？植佳木者必去蝉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书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诏求贤。诏曰：“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强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与朝廷之疏于礼待与？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与？将在位者壅蔽使贤者不上达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刑部勘问，皆不实。或言元时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著为令。”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碎之。
太祖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谕德等官。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谕之曰：“天生人材，当为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又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所举非所用，为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
太祖因礼部奏定祭礼，谕之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纸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乃生民脂膏，以此为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异。尔等当记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者。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太祖尝手敕谕中书省臣曰：“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当直言改正。苟阿意曲从，言既出矣，追悔何及？《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自今事有未当，卿等即以来言，求归至当。毋徒苟顺而已。”
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杰，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朦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监于周秦可见也。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
太祖谕群臣曰：“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等神一十八坛。中五坛亲行礼，为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烦渎天地，惟众神主司下土民物，参赞天地化机，愿神以民物之疾苦闻于上天后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报。”
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学。仍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还，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以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常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臣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太祖尝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奏之，而后发内使监官覆奏，方得赴所部关领。若尚宫不及奏，而朦胧发内官监，监官不覆奏而辄擅领之部者，皆论以死。或以私书出外者，罪亦如之。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宫中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
洪武三年五月，诏设科取士。诏曰：“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土，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土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於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谘访得失。或考问古今典礼制度。
太祖尝谓诸武臣曰：“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
太祖御东阁，闻学士宋濂等讲“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诏天下曰：“自古帝王开基立国，必赖贤俊之臣，共熙庶绩，以康兆民。是故殷汤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泽流无穷。今朕肇基江左，统有万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尽得人，岂朕用贤之道未广欤？抑贤智之士抗其志节而甘隐于岩穴欤？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访，以礼遣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礼。其定为仪式：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云书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彩一万四千疋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沾足。
左副将李文忠送所获故元诸孙至省，省臣请献俘。太祖曰：“古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对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烦，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宫毕，赐中国服。”
元平，百官表贺。太祖问群臣元之所以亡与己之所以兴。因曰：“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凡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有。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获其遗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尝谓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诏于午门外择空地立亭建碑，刻国家政事可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时遂废。
太祖一日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太祖尝谕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
礼部尚书陶凯等据古礼，请每膳用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洽然太和。虽日一举乐，不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哉！”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朕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
洪武初，御史袁凯言：“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太祖深以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于午门番直，与诸将说书。
太祖一日朝退，见二内使干靴行雨中，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许服雨衣。
太祖大宴诸功臣，因谕之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罢朝，坐东阁，召诸武臣，谕之曰：“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太祖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缪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当痛绝之。”
太视览儒士严礼等上言治道书。谓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今礼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谕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