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宋 吕中 撰

仁宗皇帝

台谏

天圣元年四月,令近臣举官充台谏。

天圣元年,先是,钱惟演意图入相,御史鞠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惟演闻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为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最器琳,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谏院,先朝虽除谏官,未尝置院,至是从谏官陈执中之请。

二年十二月,严选用台官法。先是,宰相李廸除张沔、韩琦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 ,乃宗祖法,上曰:“祖宗法不可壊,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

是月,废皇后郭氏。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孙祖徳、范仲淹等十人伏合奏,门者阖扉,道辅扣环大呼,言:“后无过,不可废。”吕夷简以当废状告之美人尚氏,有侵皇后语,后批其颊,上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且曰:“废后,固汉唐故事。”道辅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徳为法耶?”夷简奏言,伏合请对,非太平美事,有诏出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徳等罚金。杨偕言:“愿得皆贬。”时河阳签判富弼言,朝廷一举而二失。后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命道辅,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佑元年二月,置御史里行,以张宗诣、孙沔为之。御史里行始此。

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忤上意。欧阳修责中丞杜衍曰:“介一介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举动耳。”

景佑三年五月,罢范仲淹,禁越职言事。集贤校理余靖言:“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馆合校勘尹洙言:“仲淹尝荐已,不可苟免。”皆贬。欧阳修乃贻书,责髙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此,今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为夷陵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讷也。

庆厯三年三月,増谏官员,命王素、欧阳修知谏院,余靖为正言。

蔡襄以诗贺素等,言多激劝,素以诗奏之,遂命知谏院,当时谓之“四谏”。

是年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从知制诰田况之请。况言:“臣前在谏院,每闻一事,皆诸处采问,比及论列,或至后时。”

十一月,复监察御史里行。景佑初置,既而又阙不除,至是复除,以李京、包拯为之。拯前知端州,岁满不持一砚归。

四年八月,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

十月,蔡襄罢。五年正月,孙甫罢,论陈执中不可执政,于是两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复言事御史,以梅挚、李京为之。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员,后不除,至是复除。

八年,翰林曽公亮荐赵抃可充台谏,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号曰“铁面御史”。

皇佑三年十月,唐介贬。张尧佐侄女有宠,一日迁四使,宣徽、节度、景灵、羣牧四使。介引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介与谏官包拯等论列,卒夺宣徽、景灵两使。介又劾平章文彦博为间金竒锦,因中人献宫掖,得为执事。上怒,贬介,彦博亦罢。唐介弹大臣,并以吴奎、包拯为宰臣党,帝欲出奎知宻州,彦博乞留奎供言职,上曰:“介言奎、拯皆阴结彦博,今观此奏,非诬也。”吴奎罢。

四年三月,包拯罢。

五年八月,以唐介为御史中丞。介贬不二年复召,议者谓优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职,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吴中复为监察御史中丞,孙抃所荐也。抃未始识其面,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荐识面台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台职,时并为御史。初,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极陈其过,左右或言御史羣攻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谪。知制诰蔡襄以三人无罪,封还词头不草制,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

二年六月,张昪为御史中丞,上书言时政。昪忠直可任风宪,富弼初入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时号为三得人。八月,置台谏章奏簿,从范镇之言也。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佑元年十月,解范镇言职,因言储嗣未立,章凡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详见定储嗣门。

十二月,中丞张昪论刘沆,凡十七章上,以昪指切时事无所回避,罢刘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无子,所以乞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耳。”

六年五月,以司马光仍知谏院,上谨习疏。

皇佑五年五月,孙抃为御史中丞。谏官韩绛言:“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 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趋令视事。

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得諌官,则諌官之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当时台谏之官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谏之职始振。干兴元年刘筠为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沆之得政,则张昪凡十七疏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事实并见本门。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虽李迪、吕夷简之亲,亦不敢进拟谏官、御史,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台谏言事,许以风闻,不得穷诘,虽以执中、夏竦之佞,亦不敢与台谏争曲直,所以重其权也。自安石执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举朝争之以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

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

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

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史馆

庆厯五年十一月,《国朝 要》成,王洙编修,自建隆至庆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更撰奏云:“比年以来,具员而废职,其所撰述,简缺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闗大体,皆畧而不书,欲乞岁终命宰相亲至史院检 ,纪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奏行赏罚,其《日厯》、《时攻记》、《起居注》乞更不进命。”

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

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经营长育,以至太平,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变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天圣三年,范仲淹为大理寺丞,上书请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延赏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徳,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敢必哉?”王曾见而伟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舎而荐此人乎?”

范仲淹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仲淹革弊之规模,已具于天圣《上宰相书》及《上皇帝之书》;王安石变法之规模,已具于嘉佑中上书、熙宁初入对之日也。今观仲淹所言,穷则变,变则通,即安石变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即安石强兵之说也。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则徃徃谓之急务,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徃徃谓之迂说,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把仲淹、安石对说,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然所谓固邦本者,在于举县令、择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厚民力在于复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重名器者,在于谨选举、严教育而已,非有新经、字说之谬也;备戎狄者,在于举将才、实边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将官之扰也;杜奸雄者,在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设,皆有预定之规模,其与书生漠然不着于用者逺矣。由其所学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

庆厯三年九月,开天章阁令辅臣条对,赐坐给笔札,使疏急务。是时,帝方鋭意太平,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之所能也。”至是,仲淹退列十事奏,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迁,内外官须满三年,在京官须满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侥幸,任子法弊,冗滥日增,请罢少卿以上干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遣任,须在职二年始得 子弟,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三曰精贡举,诸路州军学皆置教授,其取士科进士,先论 ,后诗赋,兼通经义,发解者不封卷首,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四曰举官长,刺史县令多不得人,请委二府先选转运、提刑、大藩知州,次委二制、三司、卿史、台谏、监司举知州,知州举知县;五曰均公田,外官职田不均,吏禄薄不能安 ,请均其入而第给之;六曰厚农桑,请下诸路,令吏民言农田利害,选官治之,别定劝课之法,以减漕运;七曰修武备,请约府兵法,募畿甸强壮五方为卫士以助正兵;八曰减徭役,请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其不应受役之兵悉归之农;九曰推恩信,蠲除逋负,而所在废格主恩,违者置于法;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尔颁行,旋复厘正,请先委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蓟以北,拓拔得灵夏以西,其间豪杰皆为之用,我当视为劲敌,庶几可御。乃别为安边十三策,大畧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及易监司之不才者。仲淹取班簿,视不才监司一笔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严监司选,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迁株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馆职格,更补 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侥幸”也;限职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公田”也;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三曰精贡举”也;五月减徭役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六曰减徭役”也。并系仁宗用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抚陜西河东,八月富弼出宣抚河北,避夏竦之谤而出。时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安, 子恩薄,磨勘法宻,侥幸不得,而朋党之论滋起矣。

九月,诏戒按察使苛刻,则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诏戒朋党苛刻。

五年二月,罢京朝官保任取迁法,从御史刘元瑜之请也。罢 补限年法,从余靖之言也。其庆厯三年制勿行。

三月,复科举旧制,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转运罢兼按察,时执政攻范仲淹、富弼行事,故因肆赦以其过为烦扰无益事体罢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庙堂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积而至于庆厯,此当变之事也。自韩、范、富公之志不尽行,积弊相仍,极而至于熙宁,此又当变之时也。今观仲淹所上十事,与安石所变之法,合而论之。熙宁二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亦欲厚农桑也。熙宁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备也。四年更贡举法,亦欲以精贡举也。四月定选人改官条制,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补注官法,亦欲以抑侥幸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减徭役也。建三舎法,亦欲以重学校也。均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处。然国家自艺祖、仁宗,虽有漏缺败壊之处,而未有熟烂腐败之形。庆厯诸公之本 ,杜一隅、补一隙之智也。熙宁大臣,则以一隅之损而颓其四围,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堂奥也。安石纷更,惜夫仲淹去则法变,而安石自罢相之后,熙宁七年罢相。安石之身虽去,而安石之法未尝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变,安石之法至崇宁、大观而愈不变,仲淹得政之浅,而安石得君之专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尽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盘结而不可去也。妙论。

三司使

景佑元年五月,以程琳为三司使,诏自今三司在职未久,毋得非次更易,琳尤谨出入,禁中有所取,輙奏罢之,内侍言琳专,琳自直于上曰:“三司财赋,皆朝廷有也,臣为陛下惜耳。”上然之。

庆厯二年,王尧臣为三司使,始受命,言于上:“今国与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请自择僚属。”于是辟杜 十余人为判官,后果办治闻。

是岁,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出入财用之数 计以闻。

皇佑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况以今财赋所入多于景徳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上《皇佑 计録》。此段讲义见真宗 计録。

嘉佑四年,以包拯为三司使。初,拯为中丞,弹三司,张方平罢,遂代以宗祈。拯复论祈,以拯代之,避位久之方出。

钱谷之职,非他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位亚执政,自为计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榖,而后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数同大卿监,各置判官二员,视转运使资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员,谓之子司,如磨勘司、冯由司之类。

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所以专其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判官也,然皆以为迁官之地,簿书之弊,犹不能救,不过按其数而督之,视其籍而収之,况望其较诸道有无、制国用之多寡哉?仁宗朝专其职,熙、丰主财之官迁变不常,更见真宗朝三司讲义。

嘉佑五年五月,以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献万言书,畧曰:“方今患在法度虽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所谓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于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县有学而不能长育人才,大学之教诵说课试而已,故虽白首庠序,而不知从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禄皆薄,州县之吏月所得钱,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变耳。诚能焉,虽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此养之非其道也。驱天下之士使为贤良进士,固有时而得才,然不肖者茍以此进,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类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不问其徳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歴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又使之治狱,又转而使之治礼,宜其人才之难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则败天下之人才,况兼四者而有之?朝廷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 其幸者,陛下诚有意于天下,则臣愿断之而已。”

安石变法之规模,亦畧见于此书矣,其大意则以立法度、变风俗为急。然安石谓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则一一牵合于周礼而畧闗雎、麟趾之意,则其意果合先王乎?安石谓今之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经》、《字说》壊未用之人才,以《检正》、《习学》壊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谓朝廷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则止而不能为,此后日勇于去君子、勇于塞人言、勇于任民怨,而为行新法之根本也。

庆厯八年三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皆给笔札,即令坐以言时政。

幸龙图天章阁,此即九年三月开天章阁之意也。然至是富公、北范公、西韩公亦在外,时政之所急者,莫急于召此三人而已。

宗正司 睦宗院

景佑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学、小学,合亲疎而并教之,故祖宗世臣兼同姓、异姓而参用之。自汉世无教养之术,而刘徳、刘向之徒为权臣所忌而不用。至魏晋之朝,幽闭宗室,使人不得闻见,麦菽不辨,然后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宋亲贤用仁,冠絶前代,然皇族鲜有闻者。置大司正特以统之也;作睦宗院特以亲之也。此安石所谓宗室无教训选举之实,未有合先王亲疎隆杀之宜。熙宁新法,议者纷纷,而置宗室一事,独无异议,其以是与?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