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春天,病了一场,这上半年的学业,全荒废了。其实这个年纪,是一生求学最严重的时代,在学校制度上,当进入高中了。父母因为我病已告痊,实为大幸,也不来督责我。并且我也在家不大出门,朱先生那里也不去,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往来。不过我的学业虽不进,我的知识当然随年龄而自然增长了。我仍旧喜欢看杂书和小说,这时候,中国的杂志也尚未流行,我于小说,不论什么都看,甚而至于弹词与唱本。母亲不甚识字,而喜听那些悲歌离合的故事,在她深夜作女红的时候,我常常在灯下唱给她听。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时,我宁可省下了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这是每十天出一册,积十册便可以线装成一本,我当时就有装订成好几本,虽然那些画师也没有什么博识,可是在画上也可以得着一点常识。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譬如像轮船、火车,内地人当时都没有见过的,有它一编在手,可以领略了。风土、习俗,各处有什么不同的,也有了一个印象。其时,外国已经有了汽球了,画报上也画了出来。有一次,画报上说:外国已有了飞艇,可是画出来的是有帆、有桨、有舵,还装上了两翅膀,人家以为飞艇就是如此,而不知这是画师的意匠。(飞机初时传至中国,译者译之为飞艇,画者未见过飞机,以为既名为艇,当然有帆有舵了。)后来在上海办杂志,忽发思古之幽情,也想仿效“点石斋画报”那样办一种,搞来搞去搞不好,无他,时代不同,颇难勉强也。

  我以为无钱买新书,只能常跑旧书店。那时旧书店里旧书,还没有像后来奇货可居,但是大部的旧书,我还是买不起的,只是那些小部的,普通的,刻印得不精的。每一旧书店,往往在门前摆一个旧书摊,一条护龙街上,有几十家旧书店(有的还带卖小品旧货),我则常常巡礼于那些旧书摊,而猎取我所欲得的书。

  我在旧书摊上,购的书倒也不少。较古的什么“世说新语”、“唐代丛书”等等,校新的什么“随园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部等,还有许多残缺不全,破碎不完整的,我也兼蓄并收,以价较便宜,不过制钱数十文,或仅十余文,本来人家已是字纸笠中的物,我却抱人弃我取的心。偶然出门带一根“钱筹”(按,当时墨西哥银圆已流行于苏州,而并无辅币,却有所谓钱筹,削竹为之,每根为二百文,由各钱庄所发行,虽制作甚简陋,而信用甚著),回来可以购得一大捆。

  但我不大量的买,只是今日买一两册,明日又买一两册,护龙街几家旧书店,都认得我的,因为我不是买大部的书,精印的书,而只在冷摊上,拾取残编断简,这并不是什么好主顾。但是那些摆在在摊上的书,几经风吹日晒,久已置之度外,而看我只是一个书房里的学生,也就马马虎虎了,可是虽然日购一两册,积之已久,成了几大堆。又没有好好地一个书房,好好地一个书橱,于是弄得桌上、椅上、榻上、床上,都是那些长长短短,厚厚薄薄,破破烂烂,残缺不全的书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旧书摊上,见有“李笠翁十种曲”,但残缺不全的,只有半部。我想半部也好,十种曲不是就有了五种吗?因为残缺,自然取价甚廉。携回家去翻翻,连“风筝误”也在其内,甚为高兴。乃过了一月,在另一家旧书摊上,又发见了半部,这正是我所缺少的,遂即购之而归,当然价甚便宜,正不知道一部书为什么分了两个旧书摊呢。

  即如沈三白(复)的:“浮生六记”(在“独悟庵丛钞”中),我也是在冷摊上购得的,这时上海的“申昌书画室”用铅字版(当时名为“聚珍版”)印了不少的书,我所购的有“西青散记”、“三异笔谈”、“解颐录”、“快心编”,……亦为数不少。“浮生六记”缺二记,久觅不得,东吴大学教授黄摩西(常熟人)出一小杂志名“雁来红”转载之,而上海书贾又翻印之。世界书局的王均卿(文濡)伪造二记,人不知觉,连林语堂亦为所蔽。五十年后,沈三白忽走红,家喻户晓,而且大摄其电影呢。

  十六岁的下半年,博览群书,把当时视为正当的作举业文的功课都抛荒了。可是巽甫姑丈很注意我,不过他自己常常病倒在床。即使不病的时候,也是一灯相对,懒得出门,从前一年还到我家来几回,看望我的祖母,现在他自己不来,却派子青表哥来看望外祖母,常常的小有献赠,以娱老人。

  有一次,子青哥来看望外祖母,我正借着一部大版石印绣像的“红楼梦”,在大研究其红学,被他瞥见了。又见我案头许许多多破破烂烂的笔记小说,他觉得全都不是正当的书。子青哥比我大两岁,今年十八岁,却摆出个道学先生的架子,他当时即向我说:“父亲的意思,劝吾弟少看那些小说与杂书,恐因此抛荒了正业。”我不禁为之面赤。什么父亲的意思?全是他的意思,姑丈又没跟他来,怎么知道我在看“红楼梦”呢?但他对于我这忠告良言,我怎能埋怨他呢?

  过不了几天,巽甫姑丈写信来了,他请我到他那里去谈谈。我想:这是东窗事发了,必定这子青哥回去告诉了他,我在看“红楼梦”和杂书。“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他倒并不谴责我看“红楼梦”和杂书,他只查问我近来做了几篇制艺文。可怜我这几个月内,实在没有动过笔。

  他谆谆告诫:“你的家境不好,而你的祖母与双亲,企望你甚殷。你既然不习业做生意,读书人至少先进一个学,方算是基本。上次考试,你的年纪太小,原是观观场的意思,下一次,可就要认真了。那种八股文,我也知道是无甚意义的,而且是束缚人的才智的,但是敲门之砖,国穿要凭藉这个东西取士,就教你不得不走这条路了。而且许多寒士,也都以此为出路,作为进身之阶,你不能不知这一点。”

  我被他说得眼泪也要挂下来了,我说:“姑丈的话,是药石之言,我今后当加倍用功。现在请姑丈出两个题目,我去做来,两三天交卷,请姑丈批阅。”他想一想,说道:“这样吧!你后天上午到我这里来,在这里吃饭,吃饭以后,我出一个题目,你就在这里做,我看看你的程度究竟如何。”

  我想:他是面试我了。出了题目拿回去做,还可以挨延时刻,翻阅书本,到他这里来做,真是使我“白战不许持寸铁”了。没有法子。到了后天,只得去了。吃过饭后,他出了一个题目,教我去做,他说:不必全篇,只做一个起讲。题目本不难,但我在此一暴十寒之后,思想迟滞,又在他监视之下,颇为枯窘。不得已,写好一个起讲,送给姑丈去看。他看了以后,便不客气的指出: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他却不动笔给我改正,要我把他所说不对的地方,自己去改正。

  他说:“你以后每五天来一次,也像今天一样,在我这里吃饭,饭后,我出题给你做,不必要全篇,半篇也可,一个起讲也可。”临走时,他又给了我几本明朝文的制艺,和清初文的制艺,教我去揣摩细读。我觉得这种文章,都是清淡无味,如何算得名文。原来当时的制艺八股文,也分两派,一派是做清文章的,一派是做浓文章的。做得好,清的浓的都好。譬如名厨做菜,做得好,清汤也好,红烧也好。巽甫姑丈是做清文章的,尤其是小题文(题目一句、两句),人称名手,不过大题文(题目一章、两章),便不是他的拿手了。我在他那里作文数次,出了一个题目,先把题目的正文,以及上下文讲解一次,然后让我去下笔。他说:“先要明白题旨,然后方能理路清楚,理路清楚以后,文机自然来了。”

  那时考试的制艺,流行一种恶习,往往出了那种“搭题”。所谓“搭题”者,把四书上的上面半句,搭到了下面半句,或是上节的末一句,搭到了下节的首一句。有绝不相关者,名之曰“无情搭”。相传俞曲园(樾)放学政时,曾出过这类题目,如“王速出令,反,”与“君夫人、阳货欲”等等怪题目,以此坏了官。又有某主试曾出一搭题为“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那个考试的童生写道:“一叩而原壤惊矣,再叩而原壤昏矣,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一阵清风,化而为阙党童子矣。”四五百年来,此种关于八股取士的笑话极多。现在此制既废,不必为死人算命,徒多词费了。

  可是巽甫姑丈所出的题目,却不曾出过搭题,这是我所高兴的,但也有我所厌烦的,就是做的不对,要我重做。我对于重做怕极了,我情愿另出一题目,别做一篇,而不愿以原题目重做。但他却要逼我非重做不可,宁可少做一点也好。这三个月以来,我的确有些进境,一题在手,不像以前的枯窘了。从前因为想不出如何做法,所以也颇怕作文,现在也不怕,就要想出一个题旨来了。姑丈又嫌我做得慢,要练习得加快一点,不要过于矜持,想到便信笔直书,但写出以后,又必须自行检点一过,有不对的地方,必须改过。但三个月以后,姑丈的旧病又发,我的面拭,也因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