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秋，字士和，吉水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及第，授职为编修，晋升南京司业。
万历十八年(1590)冬天，上书评论及首辅申时行说“：陛下召见辅佐大臣面议，询问边防的事务，申时行不能坦诚地为国家谋划，专门隐瞒弊害。敌贼大举进犯，已经劫掠了洮、岷，又直逼临、巩，覆灭我军，杀我将领，我们败绩频传，而申时行依然说‘劫掠番地’，说‘敌寇扬言要侵略了’，难道洮、河以南，都是番地吗？辅佐大臣，是天子所依托的心腹。辅佐大臣先做隐瞒，还责备众位僚属什么？所以近日的敌情，有按臣奏疏而不闻督抚报告，有督抚报告而枢密大臣不入奏。士风的高下，关系到国家的气运，我认为嘉靖到现在，士风有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严嵩贪吞贿赂，士风变得贪婪。第二次变化是张居正专权，士风竟尚邪恶刻薄。现在，外无贪婪之名，而贪婪的大夫、行贿的将帅大都由他们的门下产生；表面上要避免专权的嫌疑，而手中却倒握锋利的斧斤。威严福佑的权柄，暗地改变了归属；爱憎的对象，就是明确昭示的取向。想国家不糜烂，不可得救呀。”话语又触及了次辅王锡爵。当时的主事蔡时鼎、南京御史章守诚也上奏评论申时行。奏章都被留在宫中。刘应秋不久被任命为中允，充任日讲官。历任右庶子、国子监祭酒。
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人撰写《忧危..议》，御史赵之翰就指责大学士张位，并涉及刘应秋。所司称刘应秋不是张位的党羽，应该留用。神宗命令将他调出京城，刘应秋称病辞官回乡。起初，御史黄卷索取珠宝商徐性善的贿赂，没有全部满足，启奏借口没收了他的财资。刘应秋责备黄卷开启了天子好利的先例。有个名叫诸龙光的男子上奏揭发李如松，被罚在大暑天戴枷。刘应秋称一狂妄之人上书，何必置他于死地？当时的大臣都闲游养性，只有刘应秋喜欢讥讽评论时事，因此遭憎恨，最终被罢黜。回乡几年后去世。崇祯年间，赠封为礼部侍郎，谥号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