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其先人为了避难,改姓辽氏。祖父炽,本郡中正。父元,任魏侍中、工部尚书,爵临泾公,复本姓牛氏。

  弘在襁褓中,有相士见到他,对他的父亲说:“此儿命当大贵,好好地抚养他。”长大后,形貌甚伟,性格宽厚,喜好读书,博闻广识。任职于周朝,历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任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

  开皇初年,授散骑常侍、秘书监之职。牛弘因典籍遗落散失,上表请求开献书之路,其表称:

  “昔日周德既已衰微,旧经乱弃。孔子凭大圣人的才能,开创大业,制定法令,制《礼》删《诗》,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阐发《十翼》,弘扬《易》道。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吞并诸侯,先王典籍,焚毁殆尽。这则是书籍的第一次厄难。汉朝建立,制定藏书的政策,设置校书的官职。到了孝成帝,派遣谒者陈农搜求天下的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朝的典籍文献,到这个时候算是最盛。到王莽末年,全部焚烧。这是书籍的第二次厄难。光武继兴,特别重视经籍诰令,未及下车,先求文雅。到了肃宗,亲临讲舍,和帝数次临幸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殿堂,满是书籍,更超过从前。及孝献迁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都被用作帷帐行囊。收拢起来往西京运的,装了七十多车,逢西京大乱,一时间被烧个净光,这是书籍的第三次厄难。魏文帝代汉自立,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省,占用了内外三座楼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有的书籍,论者都称赞其所删优劣有别。晋朝继承魏朝,文章典籍更多。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另著《新簿》。逢刘粲、石勒进犯,书籍又在逃遁中丢失。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厄难。永嘉之后,寇贼四起,其建立国家,虽传名号,法令礼乐,却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姚氏,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总共才有四千卷,皆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一并归于江南。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撰写《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写有《七录》。总计其书数,共三万多卷。及侯景渡江,消灭梁朝,秘书省的经籍虽经过战火,但文德殿内的书籍,依然保存了下来。萧绎占据江陵,派兵将平定侯景之乱,收集文德殿的书籍和公私典籍重本,计有七万余卷,全部送往荆州。及周兵入郢,萧绎把这些书集中在外城焚烧,所剩仅十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厄难。

  “后魏自边远之地,迁居伊洛,时间不长,没有什么经籍。周朝创业于关右,战乱不断。周武帝保定初年,书籍仅有八千卷,后来又经搜集,才达到一万卷。高氏在太行山东建立齐国,开始的时候也采访书籍,和原本相比,残缺的特别多。东夏刚刚平安,获得的经籍史册,四部重杂,计有三万多卷。增加的旧书,只有五千卷。现在挑出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和梁朝旧有的书目相比,仅有其半数。至于阴阳、《河》、《洛》之类的书籍,医书图谱著作,更加少了。

  “臣以为,经书自孔子至今,遭到五次厄难,重新兴集的日子,属于我皇圣世。如今秘书省的藏书,亦足够阅览。但一个时代的书籍,一定要大体具备。不可出现王府没有,私人却有的情况,如果广发诏令,兼以购买奖赏,则必可罗致难得的典籍,满积观阁。”

  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于是颁布诏令,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一二年的功夫,典籍大体具备。牛弘晋爵为奇章公。

  三年,升任礼部尚书,奉旨修撰《五礼》,刻成百卷,流行于世。牛弘请求依照古制,修立明堂。文帝认为各种事情刚刚开始,没有时间修造明堂,竟放下不去实施。

  六年,牛弘官任太常卿。九年,诏令制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交议制乐事。牛弘上议说:

  “谨案《礼》书,五声六律,十二管循还奏出宫调。《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都是循还相奏为宫调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别的月份和这一样。”所以,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区别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说“: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所以,律吕配合五行,沟通八风,经历十二时辰,行于十二月份,循环运转,决无停止的时候。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之末,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依次为宫者,是说当其王月,名之为宫,如今十一月不用黄钟为宫,十二月不用太蔟为宫,就是因为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这岂不就是阴阳失调、天地不能交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宫秋律,百花必定周彡零;秋宫春律,万物必然茂盛;夏宫冬律,必有大雨冰雹;冬宫夏律,必定雷声大震。”据此而论,律吕和阴阳天地的关系确实是不能改变的。况且律有十二,如今仅用黄钟调节,使用的只有七律,其他五律究竟再用于什么地方呢?这恐怕已失去了圣人制作音乐的意思。因此,必须根据《礼》书,重新制作循环为宫之法。”

  皇上说:“不必制作循环为宫之法,只制作黄钟这一种调乐器就可以了。”牛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派遣韦玄成在音乐官署问京房。京房回答说“:我师承已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用上生下,都是三生二;用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下生阳,至中吕而终,十二律就完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至南事而中,六十律就尽了。十二律变为六十律,就像八卦变成六十四卦一样。冬至那天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始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开始,五音的发端。因此各统一日,其余的按次序运行,所当之日自己为宫,商徵因类相从。”京房又说“:竹器之声不能用来测度调值,所以就制作准来确定调值数。准这种乐器形状像瑟,长一丈,十三根弦,距饰物处九尺,用来对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根弦下,刻有分寸,用来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拍。”执始一类律吕名称,都是京房自己制造的。京房说他师承焦延寿,不知焦延寿师承的是谁。到了元和元年(84),待诏侯钟殷肜上书说:“朝廷官员没有人懂得用准这种乐器调节六十律的调值。因此待诏严嵩,请求用准法教授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召严宣补学官,主持调节乐器。”太史丞弘用十二律考试严宣,二律相符,四律不符,其余六个不知是什么律,严宣于是作罢。自此以后,音乐家再也无人能够调节准这种乐器。熹平六年(177),东观召见主管音乐的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准这种乐器的调制。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翻检旧藏的乐器,找到了准,形状制作和京房记载的一样,还是不能确定其弦的缓急,因此,史官能辨识准音清浊的人就没有了。可以相传的,只有大榷常数和候气。’据此而论,京房的六十律相生之法,汉代已不能流行了。沈约《宋志》说‘:详案,古典和今天的音乐家,已无能把六十律用于音乐的人。’《礼》云‘:十二管循环奏出宫调。’不说六十。《封禅书》说‘:大帝使素女弹五十弦瑟而悲伤,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能够成乐,也会有些不用,取的就是大乐必然省易,大礼必然简易的意思。”

  又论道:

  “案《周官》说:‘大司乐主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说:‘均,就是音调。乐师主管调节它的音调。’《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是用黄钟为调,歌大吕,是用大吕为调。奏说的是堂下四处悬挂,歌说的是堂上所唱。只是在同一次祭祀的时候,二调皆用。’因此可知,根据宫来确定调,意思是一样的。阐明六律六吕相互为宫,各自为调。如今流行的音乐,用黄钟为宫,则就用林钟为调,与古制不同。案,晋内书监荀勖根据典籍记载,用五声十二律循环为宫之法,制成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与黄钟相应,下徵与林钟相应,把姑洗作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与大吕相应,下徵与夷则相应。其他各种音调,都像这样。然而,如今用的林钟,是荀勖的下徵调式。不用其正,先用其下,于理不通,因此必须改正。”

  皇上认为牛弘的建议很好,诏令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订正确立新乐。之后,议论设置明堂,诏令牛弘条陈上代故事,论其得失。皇上非常敬重牛弘。

  当时,杨素恃才矜持骄贵,轻贱侮辱朝中大臣,只有见到牛弘,未曾不改变面容,恭恭敬敬。杨素将去征伐突厥,到太常府与牛弘话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止步了,杨素对牛弘说:“我身为大将,出征突厥,所以特意来话别,为何送这么近?”牛弘就拜揖而退。杨素笑着说“:奇章公真正可以说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牛弘也不在意。很快,授大将军之职,任吏部尚书。

  当时,文帝又令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同召集众儒生,讨论新礼降杀轻重的问题,牛弘的议论,众人都很佩服。献皇后死,王公以下大臣不能确定用何礼仪制度。杨素对牛弘说:“公学通古今,众贤敬仰。如今这件事情,就取决于您了。”牛弘一点也不推让,不大一会儿,礼仪制度全部确定了,且都有过去的实例。杨素感慨道:“衣冠礼乐都在这里了,不是我所能及的。”牛弘以为服丧三年,祥礻覃之祭的用具应减少,期服十一个月而服练,没有什么依据,就把这种想法上奏文帝。文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牛弘开始。

  牛弘任吏部尚书,选拔人才先德行而后文才,十分审慎。虽然选才有时迟缓,但所选用之人,大都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识鉴快捷机敏,清正谨慎,无人可比,然而豪爽有余,显得有点轻薄,当时的宰相们多因此怀疑他是否胜任。只有牛弘真正认识其人,真诚地委之以重任。隋朝的选举,这个时候最好,时论甚为佩服牛弘见识深远。

  炀帝为东宫太子时,多次有诗书赠牛弘,牛弘也有答和。炀帝继位,曾赐牛弘诗说“: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一同得到赐诗的人,赞扬的文词,没有人能像牛弘这样,受到如此的赞美。大业二年,晋位上将军。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从炀帝拜南岳恒山,拜祭所需的物品,都是牛弘确定的。还下太行山,炀帝曾召牛弘入内帐,当皇后之面赐同席饮食。其亲宠重用如此!牛弘对他的儿子说“:我受到非同寻常的礼遇,承恩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该以诚敬自立,报答皇上丰隆的恩遇。”六年,跟随炀帝巡幸江都,死于途中。炀帝伤心痛惜,追赠非常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为宪。

  牛弘一世荣宠,但是车马服饰卑微节俭,事上尽礼,待下宽仁,说的少,做的多。皇上曾令他宣读敕书,牛弘到了台阶下,没有宣读,退回拜谢,说把敕书上的话都忘掉了。皇上说“:宣旨之类的小事,本来就不是宰相们的事。”更加赞扬牛弘诚厚耿直。炀帝的时候,委任恩遇更为丰隆。牛弘性格宽厚,笃志好学,虽公务繁忙驳杂,而书却不离手。隋朝的旧臣,始终受到信任,而又没有悔恨的,只有牛弘一个人。其弟牛弼,好酒而又酗酒,曾经醉酒射死了牛弘的驾车牛。牛弘回到家里,妻子迎上前说:“叔叔射死了牛。”牛弘听到后,没作任何怪问,直接答道“:作牛肉脯。”坐下后,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怪事。”牛弘说“:已经知道了。”神色自如,读书不止。牛弘宽厚和气如此。有文集十二卷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