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祖深是襄陽人。梁武帝初起兵时,以门客的身份跟随。后来又跟随蔡道恭在司州。北方沦陷后南归。上书陈说边境的情况,不被采用。后被选拔为县令兼南梁郡丞,改任后军行参军。梁武帝对家人溺爱疏于教育,朝政废弛,祖深就抬着棺材上殿上奏封事,大略如下:

“大梁应天命而生,功业盖过历代帝王,既广施慈悲,宪律便近于废弃;愚顽之人无知,懈怠之风从此而起;各人竞相奢侈,贪婪丑行就滋生起来。这多少是由于陛下恩宠赏赐过多,对下属过于宽大,故廉洁者入仕无路可走,而贪苛者作官门路很多。直如弦者饿死沟壑,曲如钩者升任成群。能说会道的,竞相推荐,口拙诚信的,空被埋没。劳苦功高的,奉禄赏赐不够,无功幸进的,反加宠爱提拔。以前宋国人卖酒,因为店里养狗太凶无人敢来,以至把酒放酸,陛下的狗,比他厉害多了。

“臣闻民为国家根本,食为百姓的命根子,所以《礼》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蓄,就不成为国家。据此而言,农业为当务之急。然而郡县官吏苛刻暴虐,对农耕不加鼓舞奖励,如今粮食丰收,百姓尚面有饥色,如果遇上水旱之灾,拿什么来赈救?陛下往年崇尚儒学,设立五经学馆,国内到处洋溢着读书声。近来却仰慕佛教,结果普天下都信奉皈依,家家持斋受戒,人人忏悔礼拜,不务农业,空谈佛理。耕种纺织是当前的生活必需,修行功德是来世的善果,怎么能够荒本劳末,舍近求远呢。如今经商者和吃闲饭的越来越多,种地的越来越少,织机空闲的一天比一天多。陛下如果广兴屯田,贱视金玉重视粮食,努力生产的加以提拔,懒于耕织的明正典刑。这样数年以后,则家家富足,廉洁礼让便有了产生的条件。

“君子和小人,所想的不一样:君子志于行道,小人盘算得利。志于道者安国济民,志于利者损人利己。僧人是害国的小人,忠良是卫国的君子。臣见患病的人去找道士治病便让你打醮画符,找僧尼则让你戒斋听讲经,民间巫师则要驱妖捉鬼,医生则用药外敷内服,这全在于你自己的事先选择。臣认为治国之本,和治病相似,治病应摒弃巫师鬼怪,去找华佗、扁鹊;治国应当黜退奸佞之徒,而用管仲、晏婴。如今所信用的人,只不过是腹背上的毛罢了。谈论外事则有徐勉、周扌舍,谈论内务则有云、..。云、..所说的都是败坏风俗扩张佛教,徐勉、周扌舍所想的只是苟安于江东。君主慈悲臣下怯懦,不图进取,使得中原百姓怀恨南望,如果贾谊重生,岂不为之痛哭。臣如今直言冒犯了陛下,可能还会被宽恕,而得罪贵臣,就有不测之祸。臣之所以不避死罪知无不言,正是以国家社稷为重而以个人性命为轻。假使能采纳臣的意见,杀了我也死而无憾。

“谋臣良将,哪个朝代没有?难得的是被了解,重要的在于任用罢了。陛下登基历时二十余年,有谁能尽臣节直言诤谏?百官只是表面苟同而不肯齐心合力,回答陛下询问不过惟惟喏喏而已。在朝廷上只说圣旨英明,出了门议论就说谁敢说逆耳之言。过失在下面而使上面受怪罪,于是使得皇上开诚布公,引咎自责,而宰辅大臣们都心安理得,一点儿没有自责之心。百官群僚,少有奉公尽职的,都是白食俸禄追逐私利,不重廉洁,家中积累金银;上朝列班侍立如同神仙,不种田不经商,为什么能够这样享受?刑法是人的父母,利禄是人的仇敌;刑法严厉就人心思善,好处多了就人生恶念,恶念不可助长,贪欲不可放纵。但愿能去除贪浊之官,任用廉洁之士,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俺敛,则天下幸甚。谨呈上封事二十九条,但愿圣上别忙于英明决断,先听听臣的愚见。”

当时武帝正在大兴佛教,要用它来改换中国的习俗,因此祖深特别说到这件事,上书的条目中认为:

“京都佛寺五百余所,都极为宏伟华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厚。至于各郡县,就数也数不清了。和尚又有不出家的俗弟子,叫作白徒,尼姑则都收留养女,都不在民籍注册,天下户口几乎减少一半。而僧尼多不守教规,养女都身穿绵缎,败坏世风,损伤佛门,大概都由此而生。请朝廷细加考查,如果没有什么道行,都令其还俗务农。废止白徒养女,听候发作奴婢,婢女只能穿青布衣,僧尼都令他们吃粗食。这样,才能使僧俗都得以兴盛,国家富足人民殷实。不然,恐怕将来处处都成寺庙,家家都剃发为僧,连一尺土一个人也都非国家所有了。

“朝廷任用前朝旧臣,作边境上州郡长官,这些人不顾为官之道,只会贪婪残暴,欺压良民,为害甚于豺狼。江、湘人民尤受其害。自三关以外,处处遭受荼毒。而且这些人来归顺时,只有光杆一个,等被任用以后,都各自招募部曲。而扬州、徐州的民众,被繁多的劳役逼迫,多来投奔,以获取一点儿钱财。但都大多是只署一个虚名,仅送出三津以外,名字在远方服役,本人又回到家乡。又怕上头查问,于是逃亡他乡,侨户的兴起,很大程度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另外梁朝以来,征发民众服役,称为三五。等编到将官属下,主将残暴无情,不顾其死活,丁役死亡很多,都被作为叛逃记录下来。有的甚至牺牲在战场,也记在叛逃名下,上边下文出来查办,都把他们作为叛逃者,扣押其家属。逼得全家叛逃,就抓捕同族的人;同族的都叛逃了,就抓捕同一比伍的;同比伍的都叛逃了,就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抓起来。这样一人犯事,则全村皆空。虽然朝廷不时发布赦免令,表示既往不咎,但旧时的查办公文仍在下发,并限时严办。上司对下属信不过,逐级督促。朝廷使臣催到州里,州又派使者到郡,州郡一个比一个催得急,一同到县里催逼。县级长官多为庸才,上边有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于是就搜刮民财,孝敬上官,逼人交重礼,答应在上司面前写报告遮掩。如果哪个县稍微想纠正一下这种风气,就会马上遭到上司严厉斥责,因此到处都在随心所欲贪谋私利,以侍奉上官。”

又有建议阻断界首关口,以阻止劫掠人口往北方贩运,以及当前许多关隘都已废弃,需加以整顿的建议。又说庐陵王年少,镇守襄陽不合适;左仆射王日柬居丧时,被起用为吴郡太守,却一点儿也没有推托。话说得都很重。又奏请让武帝再去郊祀四星。武帝虽不能都采用,但赞赏他的正直,提拔他为豫章钟陵县令,员外散骑常侍。

普通七年(526),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让祖深去任职。加衔云骑将军,俸禄二千石。让他招募两千部曲。到了南州后,一切事秉公严断。以前王侯贵人出入关口,无视法令,挟带逃亡人口。祖深对于不法行为严格检查,不避权势,不行就动刑法。奏弹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扌舍有受贿罪。远近畏惧,无人敢于随意胡为,淮南太守竟像对上司那样怕他。

他常穿着旧外衣,用不油漆的白木桌子,每顿饭不超过一个肉食。有一位老妇人送他一个早摘的青瓜,祖深用一匹帛来回报她。后来有一个富人仿效此事用青瓜去贿赂他,被他鞭打示众。朝野人士都怕他这点儿,对他不敢行贿拉拢。他所带领的都是精兵,纪律严明。有什么讨伐追捕的任务,往往越境也要把人犯抓获。长江曾经有贼寇,祖深亲自带人去讨伐,列阵后无人敢向前进,他就命令他最亲近的人先上,不按要求前进的斩首。于是大破贼寇,威震远近,长江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