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式,字法安,陈留济陽人。他的六世祖江琼,字孟琚,晋朝冯翊太守,擅长虫篆、训诂。永嘉年间大乱,江琼弃官投奔凉州刺史张轨,从此子孙就定居在凉州,书法、训诂作为家业世代相传。江式的祖父江强,字文威,太延五年(439),凉州平定之后,一家迁往代京。江强向朝廷进献书法三十余种,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因此而被授予中书博士之职。死后,追赠敦煌太守。江式的父亲江绍兴,由高允上奏授予秘书郎,掌管编修国史达二十余年,由于他恭谨朴实,受到世人称赞。后死于赵州太守的任上。

江式幼年时就专心致志于家传学业。几年之内经常梦见有两个人对他进行教导传授,醒来之后,全都记在心里。起初被授予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等职,不久升为殄寇将军、符节令。因为写文昭太后的尊号谥册,特升为奉朝请,仍任符节令。江式尤其擅长于篆体,京都洛陽宫殿中所有门上的板题,都是江式书写的。

延昌三年(514)三月,江式向皇帝上表说:

“我听说庖羲氏起而将八卦排列在图画中,轩辕氏兴而用龟策记其文。古代史官仓颉臂看八卦的符号,观察鸟兽的形状,另外创造了文字,用以代替结绳记事,用文字来记载事情。朝廷加以推行,百官就用来陈述事物;典籍中加以记载,各种整理就清楚明白。到了夏商周三代,字体就颇有不同,即使依照种类加以规范,也不能全都同仓颉创立的文字相异。所以,《周礼》规定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由执掌教育的官员教给他们六书: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谐声,四是会意,五是转注,六是假借。都是仓颉传下的方法。到了周宣王太史史籀撰写大篆十五篇,与古代文字有的相同有的相异,当时人们称之为‘籀书’。到了孔子整理修定《六经》,左丘明阐述《春秋》,都是用古文字,其中的意思人们都可以领会并陈说。

“后来战国时七国的法度各不相同,文字也极不相同,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就奏请秦皇废除不符合秦国的文字。李斯撰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写了《博学篇》,都采用史籀的大篆,有的稍加简省和改变,这就是小篆。于是秦皇焚烧经书,废除旧典,认为篆体过于繁杂,因而趋向于文字简约,就开始采用隶书。古文字到此时便停止使用了。隶书,是秦始皇令下杜人程邈按照小篆所创造的,因为程邈是一个被罚劳役的奴隶,所以称作隶书。所以秦代有八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

“汉朝时,兴尉律学,又以籀书教人,也习八体,经过考试合格的人,任为尚书史。官吏和百姓上书,检查他的文字,如果书写不合格,就要受到检举。又有草书,不知是谁人创始,考察它的书写形状,虽然没有多大的道理,但也是一时的变通。汉宣帝时,召集精通《仓颉篇》的人,独有张敞能任。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解说。汉平帝时,召集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讲说文字,任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资料编写成字书《训纂篇》。到了王莽改国号为新,窃居皇帝之位,自认为顺应天命而制定制度,命大司空甄丰负责校订文字工作,对古文字很作了些改定。当时有六体书:一是古文,是孔子壁中书上的字体;二是奇字,即古文字的异体字;三是篆书,就是小篆;四是佐书,就是秦代的隶书;五是摹印,用于刻制印玺的;六是鸟虫,用来书写传达命令的幡信的。所谓壁中书,就是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而得到的古文《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古籍《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的相似,也就是前代的古文。

“后汉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擅长篆书,其书法与李斯略有不同,但甚为精巧,从此后学都仿效他的书法。皇帝又令侍中贾逵研究整理古文字。方法技艺各不相同,传授某一个方面,如果有能够对国家有用的,全部都收集起来。贾逵就是汝南人许慎的古文字学宗师。后来许慎嗟叹世人的喜好新奇,感叹儒士们的穿凿附会,惋惜文章的遭到败坏,痛惜文字的受到非议,任意作奇异的解释,以至造成很大的混乱,因此而撰写了《说文解字》十五篇,起一终亥,所收文字都按一定部属分列,内容包括六艺群书的词义训释,以及评释诸子百家的文字解释,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没有一样不详细记载的,可以说是分门别类,博杂而又不散乱,文采与内容配合适当,最适合人们细读研究。左中郎将陈留人蔡邕兼采李斯、曹喜的书法成为古今杂体,皇帝诏令在太学门外立石碑,刊载《五经》,用楷书的方法书写,大多是蔡邕手写的。后来设鸿都署,具有书画特殊才能的人无不云集于此,当时各地进献篆书的没有人能超过蔡邕。

“三国魏初博士清河人张揖著有《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等书,研寻《埤雅》、《广雅》,缀遗拾漏,增加事类,或许对于文字学也有所裨益。然而他的《字诂》同许慎的《说文解字》相比,则古今书法的法式和功用,有得也有失。陈留人邯郸淳也是张揖同时代人,博学有才,尤其擅长《埤仓》、《广雅》,许慎所训释的文字含意,八体六书都精心研究,熟习其规律,比张揖更为有名,在宫中教授诸皇子的书法。又在汉碑之西树立《三字石经》,其文字华丽鲜明,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又得以发扬光大。用《说文解字》来加以校对,篆书、隶书大体相同,而古字则略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二家,并称擅长篆书。当时的台观上的榜题、宝器上的铭文,全都是韦诞所写,流传于子孙,世人称其精妙。

“晋代义陽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向皇帝呈上《字林》六卷,寻味其情状,是附托许慎的《说文》,考察古代经籍中的章节句读,订正辨析古籍中的奇惑之字,文字得正隶之妙而又不离篆书之意。吕忱之弟吕静另外仿效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中的方法,撰《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同其兄吕忱相去甚远,读音也时有不同。

“皇魏承接百王之后,延续五运之绪,时代更替,文字改变,篆体多有谬错,隶体逐渐失真。学习者粗俗鄙陋,再加上故弄玄虚,喜好言谈论辩的人,又往往按照他的意思来解说,炫惑于一时,实在难以纠正。所以有传言说,以众非,非行正。这个说法实在是符合这种情况。有人说追来就是归,巧言就是辩,小兔就是需免,神虫就是蚕,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都不符合孔子的古文、史籀的大篆、许慎的《说文》、《石经》三字之体。凡是涉及到古代的文字,莫不令人感到惆怅。唉!文字是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凭借它而流传至今,今人凭借它而知道古昔,所以说‘本立而道生’。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又说:‘述而不作。’《尚书》上说:‘予欲观古人之象。’都是说的遵循和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敢穿凿附会的意思。

“我的六世祖江琼也居陈留,仕晋之初,与他的堂兄江应元一同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的字式,当时都兼收并蓄。六世祖官至太子洗马,任冯翊郡太守,适逢洛陽之乱,退避到黄河之西居住,几代人传授学习,这个专业才不至于失传。世祖太延年间,我朝皇威遍及西部地区,沮渠牧犍归附朝廷,我的祖父江文威扶杖回国,向朝廷奉献五代人传下来的文字,古篆八体的书法,当时承蒙皇帝的嘉奖征用,得以进职于士大夫之列,在文职官府任职,家中也被称为世业。传到我这一代,我昏昧无知,学识浅薄,虽受到家风的浸染,但有愧于没有显著成绩,然而我逢到了好的时世,皇上加于我的恩遇出于我意料之外,常常蒙受恩泽,承受恩惠,进出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被视为极有才能的人。我既然对朝廷谒诚尽力,欲罢不能,所以敢于凭借家传六代的声名,尊奉祖辈的遗训,私下仰慕古人所走的路线,希望踏上儒家的道路,请求撰集古来的文字,以许慎的《说文》为主,摘取孔子《尚书》、《五经》的音注,以及《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义者,都按照类别依次编联,文字不重复,集合为一部。其中古籀、奇惑、俗隶各体,都把它排列在篆体之下,各有区别。解释假借的意义,都随文意而解;读音有不同的,也都逐字注音。其中有无法知道的就付之阙如。倘若蒙皇上恩准,希望能让我纵览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所有文字的领域,掌管宫廷中的藏书。所需要的书籍,请求陛下下令如数供给;并派给曾经研习文字的学士五人,帮助我披览众书;派给书生五人,让他们专门从事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等有关部门一个月进行一次监察,评议深奥疑难的问题,以期不至于产生纰漏谬误。至于所撰之书的名目,谨听圣上明旨。”

皇帝于是下达诏令说:“可以按照所奏请的事项去办,并令其就任太常之职,望其兼教八书史。其所有需求,依照请奏予以满足。书名等到书成之后再定。”

江式于是撰集字书,书名叫《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大体依照许慎《说文》为本,上篆下隶。江式又升任宣威将军、符玺郎之职,不久又授轻车将军。正光年间(522),授予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正光四年(523)去世,追赠右将军、巴州刺史。他所撰之书终究未能完成。

江式的侄儿征虏将军江顺和,也擅长篆书。在太和年间,兖州人沈法会长于隶书,世宗尚在东宫,皇帝令沈法会为侍书。以后,他的隶书墨迹有许多流传在民间,但不如崔浩书法之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