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圆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
“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一精一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一陽一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
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问。
“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
“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
“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
“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班来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