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信札，篇篇都是标准的散文。信札里边，有的包含深刻的哲理，有的蕴藏丰富的经验，至于文字的精彩，韵味的隽永，差不多每个读者都有同感。
泰戈尔一向喜欢写信。他访问欧美期间所作的《致友人书》（Letters to a Friend），上文曾一再引用；他和尼赫鲁的通讯，本书附录将全文登载。至于他所著的《孟加拉一瞥》（Glimpses of Bengal），主要的是他在24至34岁间的通讯集的节录。据他自己在英译本的导言上所说，那时他年轻，还没有成名，他有的是丰富的精力，有的是多余的闲暇，所以他很喜欢跟朋友通讯。
等到他成名之后，他就忙得不可开交，写信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为着加强自己的回忆，到了59岁（1920）那年，他才出版这部《孟加拉一瞥》。
他是孟加拉人，乡土的气息很重，由他的信札里，你不但能够欣赏孟加拉的不少名山胜水，人情风俗，而且你也可以从他的信札里，反映出他的志愿。
诗人对于自己的抱负很高，所以他对于韶华难再的观念，比较任何人都深刻。从5岁知书识字的时候，他对于诗学就有兴趣。因此，当他27岁那年给朋友的书信里，曾发表这么一种感想。
但是，要达到27岁——这是一件琐碎的事情吗？——当一个人过了20年代的子午线而达到30岁？——30岁——这是说，成熟的年龄——在这年龄里，人家希望结了果实，而非新鲜的密叶。但是，唉，果实的期望在那儿？当我摇头的时候，我还觉得充满着婉丽琐碎，连哲学的一丝半厘的踪迹也没有。（1887年7月）
他曾作个假设，希望每天能够写一首诗，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将过得很愉快；可是他虽然忙着写过多年的诗篇，不过诗的女神仍不大容易驾驭，并不能说写就写。
他曾以雪莱自命。但他很谦逊而又忧虑地说自己恐怕赶不上雪莱。且看他怎么说：
经过三十年努力的生活后，雪莱仅能供给写两本传记的材料，其中大部分的篇幅还穿插着道登（Dowden）的杂谈。我的三十年的生命，恐怕连一本也填不满罢。（1895年2月16日）
假如大家胡里胡涂，自己跟着糊里糊涂，那么生活也比较好过。最难堪的就是大家糊里糊涂，自己却十分清醒。“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这就是屈原之所以被放逐的理由。
青年时代的泰戈尔，正值印度的士气最低沉的时代。上流社会的人士，立志做亡国奴，希望在白领阶级中占了一席位，便心满意足。至于中下阶级的人物，他们根本没有人生观，宇宙观。他们仅能算是“生存”，谈不到什么“生活”。
一面伤时爱国，一面不甘落后，泰戈尔当然会陷于满怀心事无处诉的境地。他说：
我们的国家真正是上帝舍弃的国家，我们的确很难维持意志的力量来做事情，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帮忙。在我们周围几里内，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来谈天，并且能够从谈天里得到生活力。附近的人似乎没有一个有思想、情感、工作。没有一个有干过大事业的经验，或者实际地认真地生活着。他们个个吃啊、唱啊、办公啊、抽烟啊、睡觉啊、无聊的闲谈啊。当他们涉及感情的时候，他们变成伤感；当他们涉及理智的时候，他们变成幼稚。有人希望得到有血气、有精力、极能干的人物；可是这儿仅有许多阴影，快快地掠过，跟世界毫无关系。（1893年2月）
读过《出师表》的人，谁都能够欣赏“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一段话，意境高超，声调铿锵，确是不可多得的文章。不错，痛苦是暂时的，默默无闻是永久的，难怪至圣如孔子，也要长叹一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是，名者实之宾，实至名归。与其羡慕虚名，整天到处钻营，不如脚踏实地，从头做起，更为得计。
我说，在我们还没有成功之前，让我们埋名匿姓罢。当我们只会被人看不起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尊重；当我们在世界上得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当我们在决定政策的时候有个份儿，那么我们才能够含笑地跟人家会面。在那种情形还没有实现以前，让我们隐居于后台，照料我们自己的事务。（1893年2月）
跳高的人必须先蹲低，跳远的人必须先退后。凡是有所不为的人，这才可以大有为。韩文公懂得这道理，他名叫“退之”，其实是“进之”。同样的，泰戈尔也领略这道理，他所追求的是千秋万岁不朽的事业，所以当他隐居于恒河沿岸的时候，他当然会不求闻达。
普通人最大的毛病，在于眼高手低，一天到晚，希望做大事业，可是摆在眼前的事情，却不理不睬。须知大事业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得成功，它是由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积小善可以成大善，积小恶可以成大恶。“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古人的教训，都是从学问和经验，理论与实践中得来。
泰戈尔虽然自幼以诗人自命，但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物。下列一封信，便是个明证
一个人越在河边或广阔的乡村生活，他将越清楚地认识，没有一件事情比较简单地自然地履行日常生活上的普通事务更为漂亮，更见伟大。从田野的青草到天空的繁星，每件东西都是这么干；在自然上有这么深刻的和平及超越的美丽，因为它不会勉强地逾越它的范围。
然而每件东西所干的事情，并非无关重要，绿草须竭尽力量，把细根的尖端的资料吸收过来，以便成为绿草；它不会虚荣到那地步，希望把自己变成榕树；这样一来，大地才能够得到像可爱的地毡那样的绿草。同样的，人类社会能够得到一点美丽与和平，这应归功于日常履行小义务，而非得力于大事情及漂亮话。
诗人的观察力固然很敏锐，描写的能力又很高明，所以他的信札里时常表现最优美的散文。他在恒河沿岸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久，尤其西莱达，那儿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村，他无不熟悉，好像他多年相好的朋友一样。他说：
没有一个乡村，没有一个人物，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叶草——打破白茫茫一片单调的景象的就是裂隙的破裂的声音，有的地方呈现着潮湿的一层，而底下是黑土。
往东看，上头是无边无际的蓝色，下边是无边无际的白色。天空空，地也空空——下边的空是坚硬的、荒凉的，上头的空是拱形的、稀薄的——在别的地方谁也找不到这么完全荒凉的景象。（1888年）
像这么入木三分的描写的手法，只有在本土生根的诗人才可以做得到。他如描写吉卜赛人、雷雨等篇都很有情趣。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泰戈尔给他的女儿们的信札。当1911年至1937年间，他给他的女儿美露（Miru）和贝尔（Bel）写了不少信。1956至1957年间，《国际大学季刊》特地发表了一部分信札，而他的大部分信札都编成整套书信集，题名《斋薛柏特拉》（Chithpatra）。
1913年2月18日，正值农历新年前后，泰戈尔曾在哈佛大学演讲。他对当地的雪景非常喜欢，所以第二天他写信给他的女儿的时候，他曾这么说：
别的不用说，我觉得这儿有一种便利，就是在冬天还有骄阳。这在美国绝对见不到。当我们在那儿过了几个月的夏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下雨。但是，这儿比较冷，差不多每件东西都罩着白雪，当太阳照在上边的时候，它真是漂亮。周遭一切景物都很鲜明。
泰戈尔在芝加哥逗留几天，他得到一位美国太太的热诚招待，所以他住得相当舒服。这位太太是芝加哥有名的诗人穆蒂（Moody）的妻子，她和泰戈尔一行人很谈得来。她舍不得他们离开。后来他们到纽约去参观，她便招呼他们在纽约的公馆小住，她的一切的表现，都带着浓厚的母爱。
泰戈尔对于美国的工读学生的生活十分赞美。他说：
这个国家的比较穷苦的学生，从事这么简单的工作而不会觉得羞耻或侮辱。他们在旅店里做侍应生，同时，他们也照样上学。他们时常替其他同学服务，以便赚钱来开销。假如在我们的国家做这事情，他们将羞愧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1915年2月他又生病。病中他给女儿贝尔写了一封信，他说：
我很不舒服。我以为我又病倒了，好像上次我赴英国前的情形那样。因此，我赶紧放弃一切工作和应酬，一直跑到巴特玛河的怀抱里来隐居。我一抵达此间，我所有的一切可怕的疲倦便烟消云散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巴特玛河这样爱护我。假如我能够静静地逗留在这儿，听着潺潺的河流，不必到各处去旅行，那么我将获益不浅。自我这次到这儿以后，我就有这种认识。
人类就是这么一种喜新厌旧的动物。动极固然思静，静极又思动。泰戈尔知道自己的个性，他更知道自己不能够在一个地方很安定地成家立业，长期安住下来。
在1916年9月，他从日本寄给美露的信里，他曾轻描淡写日本的风光。
我们现时在火车上，向东京城进军。两旁都是小山、稻田、养蚕的桑树、松树，充满着夏天雨水的河流。日本整个国家，似乎是一系列的图画，从这边到那边，结果，这个国家的人民诚心爱美。男男女女都努力工作，不但努力，而且也整洁。这就是全国之所以发展为那么美丽繁荣的理由。
当他快到60岁的时候，他还在美国漫游。在3月7日致美露的一封信里，他极希望回到印度做生日，他说：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新的一章将开始了，当十年前我五十初度的时候，我已经写好序言。突然间，并没有得到什么预先的警告，我开始周游西洋各国。今天全世界都和我有关系。今天我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国民’，单独属于我的国家，而逃避其他责任。我要把本国和世界其他各国联合起来；但是我的同胞却愿意在周遭建筑一道墙，在印度内部盖着一层幕，这样一来，它也许不会看到人家的特长。
从泰戈尔的全部功业文章看来，他是个爱祖国、爱世界、爱人类的先知。假如芸芸众生都接受他的教训，那么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总有实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