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在医药还没有十分发达的时代,用得很恰当。

在旧时代里,普通人一活到六七十岁,就息影家园,“坐以待毙”。可是一代诗人泰戈尔的精力是那么充沛,当他几度周游列国后,到了六十七岁那年,还开始认真地学画。从那年起到他八十岁去世这年止,他曾作画几千张,其中他还到莫斯科开过画展,受各国第一流画家的赞美呢。

泰戈尔的画我只从书籍杂志的插图上看了一些,真迹还没有见过。本章不过根据戴氏的《泰戈尔的绘画》(Bishnu Dey, The Pain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及李向先生译的桑地·考夫勒的《作为画家的泰戈尔》二文的提示,而加以推论。

泰戈尔的画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他的基本技巧的训练还不够切实。因此,有个美术专门学校的校长说,泰戈尔连一只火柴盒也画不好,这还谈得上什么画家?

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据戴氏的意见,法国的名画家塞尚,在运笔和润色上,不如意大利或荷兰的古典画家。高庚和卢梭都是业余的画家。其实,在诗学和音乐方面,我们不会要求或试验作者的能力,看看他是否能够描写一只火柴盒,或者一只鸟,或者一个人的脸庞。

对于上述的问题,另有一位美术专门学校的校长提出答案。他认为泰戈尔年轻的时候,曾练习铅笔画。此外,有人曾作这样的解释。泰戈尔之所以迟迟开始作画,为的是他对于书法很有兴趣。他要等待时间。他要等到六十多岁后,才认真地热烈地作画。事实上,假如我们要研究泰戈尔的生平和事业,我们固然要重视他的画。假如我们研究他在印度画史上的地位,我们更应该仔细研究他的画。

有一位英国著名的科学家何尔登教授说得好,他曾细心研究泰戈尔的诗篇的英译本,但是,从这些译本里,他看不出他是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假如他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大人物的绘画。他可以想象得到,凡是能够作那么漂亮的画的人,一定在他的本国里作个伟大的诗人。

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泰戈尔,除了思想深刻,人格高尚外,他的天赋的感觉比较普通人特别敏锐。换句话说,他是耳聪目明。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达·芬奇,他认为绘画的艺术比较诗篇更使人满意。他说:

所谓灵魂的窗子的眼睛,是人们之所以能够充分赏识自然界无穷的工作的主要工具,而耳朵因为能够听到眼睛所能够见到的东西,因而认识事物的尊严性,可以算是第二种工具。

同样的,泰戈尔对于官觉和绘画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的一封信里,曾表示这意见:

我们运用我们的眼睛,并不是因为我们看见漂亮的东西,而觉得很高兴。可见的东西在我们的眼前经过,这使我们的意识提高警惕性。当我童稚的时代,我很局促地住在一间孤独的房子里,我仅能够从百叶窗子的空隙中窥探各种事物,而这办法使我的头脑保持好奇心。那是图画的世界。……我们要看,因为我们爱看东西。就在这种努力下,可见的事物便呈现于我们的世界。它们没有带着哲学的思想,它们不希望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它们也不提出道德的问题。它们仅向我们提出已经存在——绝对存在——的事实。结果,它们也使我们已有的官觉更为敏锐。什么是图画呢?答案是,图画是绝对具体的存在的证明。它表现得越明白,结果感将越特出,而它的目的更能够达得到。

这就是泰戈尔对绘画一贯的看法。

在文学史上,诗人兼画家的人倒也不少。德国的大诗人歌德,法国大文豪雨果,都是能诗能画。一般说来,由科班出身的人,技巧弄得很纯熟,但是,他有时却受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半路出家的人,技巧也许是半生不熟,但他却有惊人的胆量,从事新的意境的创造。

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泰戈尔在绘画上的成就,和王维近似。他的画,即我们所谓“文人画”,得力处在于意境,有待努力的是技巧。

戴氏对于泰戈尔的绘画研究有素。他觉得无论什么人看了泰戈尔的绘画,大有目不暇给之感。它的作品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含情脉脉的旖旎风光到大刀阔斧的梦呓似的作品,都是应有尽有。无论写静物或动物,无论表现讽刺或幽默,他都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他的笔锋。

他运用各种各色的油彩作画,也制作粉彩画、蜡笔画,后来还从事铜板雕刻和蚀刻。不过他最爱用的还是液体颜料。他手边有什么墨水就拿来用,而最常用的,便是普通自来水笔的墨水。当手边没有墨水的时候,他榨取花瓣的汁液来做颜料。为了取得光滑的效果,他还选用不同的油质,包括椰油和芥子油。他很少用到毛笔的,即使用到的时候,也是自制的毛笔。他也瞧不起画家的调色板,他用的是蘸上颜色的布、自来水笔的背端、他自己的大拇指、一根柴枝,更常用的是一把刀。

戴氏和泰戈尔比较接近。有一天,他看见他一面作画,一面谈天,忽然间,他发现颜料用完了,他顺便向人借一瓶本来准备作皮革用的颜料,继续把那幅画完成。有的时候,他兴会来时,不假思索地振笔直书;有的时候他会打草稿。凡是看他作画的人,无不惊奇地发现他对于音节和布局是多么有把握,而这些东西是和他的音乐和写作的长期素养有关。

他访问日本的期间,在横滨看了一个收藏家的藏画,就此逗留在那儿三个月,对日本和中国画的画面和风格作了一番研究。虽然他对于古今的画派都有研究,但他的画却属于他自己独创的风格,和古今画派都没有血缘关系。他作画并不遵循已成的规律;他的作品都是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里飞跃出来的创作,质朴简练,热情洋溢。像他的诗一样,他的画也是刺激思想和有神秘色彩的,是一个醉心于纯粹的美、形式和色彩的人的内心表白。

泰戈尔的画对于颜色非常考究。他所用的颜色都很鲜明,虽然他喜欢用灰色或黑色把他的焦点烘托出来。因此,要把他的画来制版,好像把他的诗篇来翻译一样,很难把他全部精神一一表达得恰到好处。

回头我们要谈谈泰戈尔在绘画上受过什么训练。据他自己说:

要说我有受过什么训练,那就是我在年轻时期所受过的有关于节奏或韵律的训练——思想的韵律及节奏的韵律。这也可以算是我受过的唯一的训练。它使我渐渐明白了;韵律能在杂乱无章的琐碎与虚伪之中给我们看到真实的一面。因此,当我的画稿在我眼前显出不完美不切题而像囚徒那样地发出求人解救的呼声时,我总是宁愿花了更多的时间,把它解救到一个优良的切合韵律的结局,而不再徒劳于继续其他方面的无补于事的工作。(见小李子译的《在永恒的沉默中底小泡》)

印度古代的艺术家相信神怪的东西很有用处,但泰戈尔并不那样想,因为他是个现代的人物。在印度艺术上,从来没有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问题发生。它的现实主义不怕时髦。在日常生活上,印度人既爱好象征的东西,又喜欢具体的东西,二者同时存在。泰戈尔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既博古而又通今,既了解东方的艺术而又掌握西方的艺术,兼收并蓄,双管齐下,把现代画家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

泰戈尔说得好:“我的早晨充满了歌声,让黄昏充满了颜色罢。”他晚年在绘画上的大成就,这事情早在他自己的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