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生平,略如上述。现在再进一步来分析他的诗篇、戏剧、小说、音乐、绘画、信札。老实说,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泰戈尔,他的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他的呕尽心血的作品才是他的化身,而千年万代后的读者所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些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的作品。

在没有进行分析他的作品之前,我们特辟一章来说明他对艺术和文学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他没有写过专书,不过偶尔发表几篇演讲和短文来表示他的意见罢了。

什么是艺术?这答案是人人不同。他们的目标是给我们以确定的标准,然后根据这标准来审定艺术作品。因此,我们听见现代的批评家,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特别的条例来下判断,把艺坛上享誉几百年的宗匠,一脚踢翻。

泰戈尔认为,要给有生命的正在成长中的东西下个定义实在很困难,因为要下定义,必须先把自己的眼光加以界限,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

活的东西和它们的环境有深入的关系,其中有些关系是看不见的,而且深入于土壤的。当我们要急急找定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斩断繁枝,挖掘树根,以便把树木变成木料。这样一来,它们更容易从一个教室滚到另一个教室,而且也适合做课本。只因它要作赤裸裸的明白的表现,我们不能说木料更能够把整个树木的真实的景象表现出来。

因为这缘故,他不愿给艺术下个定义,他只是询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然后想法找出它是否导源于社会的目的,或提供美感的享受的需要,或追溯表现的冲动。

谈到艺术,几百年来欧洲的批评家老是为了下列这两个问题而辩论不休。这是说,“为人生而艺术”呢,还是“为艺术而艺术”呢?

照泰戈尔的看法,人类像所有的动物一样,最初要想法维持个人的生命,延续种族的寿命。到了生活问题解决之后,他便要把多余的精力,从事艺术的创造。他要表现个人和团体的喜、怒、哀、乐、爱、恶、欲,而人类文化就靠这种多余的精力把复杂微妙的情感表现出来。

举一个例。一个武士不会心甘情愿地以打仗——打仗是很需要的——为满足,但是,由于音乐和装饰的帮忙,他应该表现武士所具备的最高意识,这种事情不但不需要,而且在某种情形下,近于自杀。

那种有浓厚的宗教感情的人,不但小心翼翼地崇拜他的神祗,而且他的宗教的人格督促他把庙宇弄得堂皇富丽,把宗教仪式弄得神圣尊严。

人类有个特长,就是他有自知之明。只因他有自知之明,所以他能够把多余的精力用来自省,由自省中所得到的结论,他要充分表现出来。所谓艺术,就是人类的自我表现。

人类有官觉,通过我们的官觉,我们可以判断各种事物的形态、颜色、动作。事实上,人类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看各人的官觉的角度。

单纯的官觉还不够,最好再加上感情。爱好和憎恨、喜欢和痛苦、恐惧和好奇,这些情感上的活动,成为我们的人格的一部分。情感跟我们的成长而成长,跟我们的变动而变动。我们的伟大或渺小,是由这种同化的能力的大小,是由总量的品质的高低来决定。假如把官觉活动的范围去掉,我们的人格便失掉它的内容。

关于艺术上的刺激和反应这问题,泰戈尔有一段极精彩的心得语。他说:

我们的感情等于胃酸,它把外表的世界变成更亲密的情感的世界。另一方面,外表的世界也有它自己的酸素,那些酸素有种种的品质,能够刺激感情的活动。这在梵文的修辞学上叫做“拉莎”(Rasa),它表示外来的酸素,在我们情感上的内部的酸素里发生反应。照这种说法,一首诗是一句或好几句文字,里边包含酸素,会刺激感情的酸素。它给我们带来理想,而理想经过情感的强调后,就成为我们性情上的生活资料。

单纯的事实的报道,并不算文学,因为报道仅给我们以那些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事实。太阳是圆的,水是液体,火很热,这些事实的复述,将使人没法子忍受。但是,日出的美景的描写,对我们就有永久的兴趣,因为这不是指日出的事实,而是说日出和我们的关系,这才有永久的兴趣。

印度的古诗说:“我们贵重财产,并不是因为我们喜爱财产这个事实,而是因为我们喜欢自己。”这是说,我们的财产里有我们自己的份儿,因此,我们爱它。凡是能够刺激我们的感情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自己的自觉。这好像我们弹竖琴一样;假如琴弦无力,那么我们仅能够摸触罢了;假如琴弦有力,那么我们弹了之后,便会发出音调,而我们的意识也加强。

但是我们怎样能够表现我们的人格,而人格我们仅能从感觉中领略?科学家能够表现他从分析和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但是艺术家要说的东西,他不能够单纯用说明和解释便可了事。

当我要说我对玫瑰花有什么认识的时候,我只需运用最简单的语言,但是,当我要说我对玫瑰花有什么感觉的时候,问题可不同了。这和事实或定律无关;这是关于韵味的事情,而韵味仅能从尝试之后才能够认识。因此,梵文的修辞学专家说:在诗学上,我们必须运用那些能够传达正确的韵味的字眼——它不但会说明,而且会现出图画和诗歌。因为诗歌不仅是事实,而是有关个人的事实。它们不但有关于它们自己,而且和我们有关。它们用不着分析,它们可以直达我们的心灵。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多半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动作,所以在表现方面,我们是十分经济;因为那时我们的灵魂的意识达到最高层,它只要能够应付例常公务就算了。但是,当我们的心灵在爱或其他情感上完全觉醒的时候,我们的个性便达到最高层。那时,它就会觉得为表现而表现的需要了。艺术便这样产生,而我们也忘记需要不需要,有用或无用;你瞧,教堂的尖塔高耸云霄,音乐的调子深入心灵,便是例子。

人类的精力,顺着两条平行线——效用和自我表现——进展,结果,将会合在一起。由于人与人间经常的接触,感情便集中于我们常用的东西,然后用艺术来表示,例如我们看见武士对于光耀夺目的剑锋,亲友对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夸耀和爱好。

当英属印度的首都,要从加尔各答搬到德里的时候,人们对于建筑物的风格有所讨论。有人主张采用蒙古时代的建筑的风格,而那种风格是蒙古和印度的天才的结晶品。但是,他们不知道,一切真正的艺术导源于感情。蒙古时代的德里和阿格拉,在他们的建筑物上具备个人的风格。蒙古的帝王是人,他们不是单纯的行政人才。他们生于印度,死于印度,他们爱好印度,为印度作战。他们统治的纪念品,不能从工厂和办公室的废墟中找出来,仅能从不朽的艺术品流传下去——这不但限于伟大的建筑物,而且牵涉到图画、音乐,以及石工、铁工、棉织品、毛织品的手艺。

话又说回来,统治印度的英国政府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官吏,所以问题比较抽象。它不能用真正的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法律、效能、剥削等事情,并不能用史诗来歌咏。

从建筑物到国家的礼仪,这都属于艺术的作品。它们自然而然是人民和帝王的相互关系间流露出来。假如它们是复制品,那么它们将显出是假造,而不是创造。

实用和感情由不同的路线来表现,这可以从男人的服装和女人的服装的比较看出来。男人的服装照例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单纯装饰的东西。

但是女人不但在她的服装上,而且在她的礼貌上,选择装饰的东西。她必须在表现她的真正的个性上显出多彩多姿和富有音乐性,因为从女人在世界的地位看来,她比较男人更具体,更有个性。人们不但判断她是否有用,而且判断她是否可爱。因此,她要小心翼翼地表现她的专业,甚至要表现她的人格。

艺术的主要的目标,在于表现人格,所以它必须运用绘画和音乐的语言。这儿我们须特别注意,在艺术上,美仅是单纯的工具,而非完全的最后的目的。

艺术不外内容和形式,我们时常听见人家争论,内容重要的呢,还是形式重要的呢?这种争论好像把水倒在没有底子的壶里一样,永远没有停止的一天。

原来形式和内容的争论,全在于“美是艺术的目的”这句话,因为单纯的物质没有美的条件,所以形式是否艺术的主要的因素这问题就发生了。

事实是这样,分析的办法不能帮忙我们发现艺术的要点。因为艺术的真正原则,是统一性的原则。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某种食品的营养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它们的构成分子中找到;但是,它的味道的价值,却在于它的统一性,而统一性是没法子分析的。内容可以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而形式须按照修辞学的法则来处理。当内容和形式合而为一的时候,二者就在我们人格上找到它的和谐。这儿既有内容,又有形式;既有思想,又有东西;既有动机,又有行动。

我们知道,在真正的艺术的领域里,一切抽象的意见没有存在的余地,假如它们要插进去,它们必须加以人格化。这就是诗歌要选择那种富有生命的辞藻的理由——那种辞藻,不但提供消息,而且和我们的心灵浑然为一体,它们虽然被人常用,但仍不至陷于陈腔滥调的境地。换句话说,艺术所用的辞藻,须具备两种作用,意义和韵味,须兼收并蓄。

假如历史仅限于抄袭科学,讨论抽象的东西,它仍被摒弃于文学的领域之外。但是,就叙述事实而论,历史能够在史诗旁边占了一席位。因为史诗的叙述工作,给它所属的时代,以一种人格的韵味。那些时代对我们很有人情味,我们能够体会到它们的活生生的气息。

世界和个人是面面相对的,好像朋友们彼此互相询问,交换他们的内心的秘密一样。外界问了内心的人:“朋友,你见过我吗?你爱我吗?——我们是供给你以粮食和水果的人,你也用不着找出我的律例,我仅是一个人?”

艺术家的答案是:“不错,我见过你,我认识你,我爱你。”但是,你怎么知道,艺术家知道、见过,而且和这种人格面对面地发生直接的接触呢?

当我初次遇着一个还没有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物,我往往要观察那些一来就会引起我的注意的无关重要的种种事情;但是,在这复杂万端的事实中,我所要认识的朋友反而失掉了。

真正会观察事物的人,他看得很深刻,他懂得人家所看不见的东西。不会观察事物的人,懂得万千琐碎的东西,可是事物的真面目,他反而莫名其妙。这叫做买椟还珠。

关于艺术家专会找出个性这事情,关于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分别,泰戈尔解释得很清楚,他说:

假如你请我画某种树——我不是艺术家——我打算模仿一切细微的东西,恐怕我会失掉树的特点,忘记特点并不是个性。但是,当真正的艺术家来临,他忽视一切细微的东西,捉住主要的性格。他对这棵树的看法是独一无二,他不像植物学家那样,把它概念化,并且加以分类。艺术家的功用,在于把这棵树变成独一无二的东西。

东方艺术,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艺术的伟大和美妙在这儿:艺术家看出事物的灵魂,而且相信它。西方也许相信人的灵魂,但它并不真正相信宇宙有灵魂。然而这是东方的信仰,而东方对于人类的整个思想的贡献,充满着这种意见。因此,我们东方人不需要追究细微,不重视细微的东西;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是普遍的灵魂。关于这事情,东方的圣人潜思默想,同时,东方的艺术家也和他们在一起,从事艺术的表现。

因为我们相信普遍的灵魂,所以我们东方人知道真理、权力、美妙都从简朴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简朴的生活,好像透明的东西,它不会阻碍内在的观点。因此,我们的圣人过的是十分简朴单纯的生活。由于生活简朴单纯,他们才能够认识积极的真理,虽然真理是看不见的,但它比较许许多多的事物更为真实。

印度的大部分文学,都和宗教有关,因为印度人心目中的上帝,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上帝跟人同甘共苦,上帝成为家里的上宾。当群花盛开,果实累累,大雨降临,秋收在望的时候,人们好像能够摸捉上帝的缝边,听到上帝的脚步一样。上帝是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因此,宗教歌成为印度的恋歌,而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件,如小孩的诞生,已嫁的女儿回门,都交织于印度的文学里边。

当心和外物接触之后,还觉得余勇可贾,艺术就这样产生。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人格觉得很充实时,它就要表现出来。

我们所吸收的任何东西,将要完全花掉。凡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自然而然要发表出来。纯粹实用的阶段,等于暗中发热的情形。超过那阶段,这就成为白热,而白热是要表现出来。简单说一句,所谓艺术,即情不自禁的创造欲的冲动,非充分表现出来,心里总觉得不大舒服。

人生是有限的,艺术是无穷的。关于有限和无限这个深奥的哲理,泰戈尔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说:

在我们的生命里,一面是有限的,在每个步伐里我们都会濒于枯竭;另一面,我们的愿望、享受、牺牲是无限的。人类无限的方面,应该用某种符号来表现,而这东西具备不朽的成分。那儿,它自然而然要追求完备。因此,它拒绝一切脆弱、浅薄、不适合的东西。它给自己建筑一间乐园,而乐园仅用那些超过尘世的朽腐的材料。

因为人类是光明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充分认识自己,他们就觉得不朽。当他们觉得有这情形的时候,他们就扩大不朽的领域于人生各部门。

建筑人类的真实的世界——真和美的活生生的世界——是艺术的功用。

当人类觉得他的无限之生的境界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存在,在那境界里,他是神圣的,而神圣是他自己的创造者。自他得到真理后,他就从事创造。他仅能在自己创造的境界里真正生活,把上帝的世界成为自己的世界,这真是他自己的天堂,用十全十美的形式造成的理想的天堂;在天堂里,他养育小孩,领略生和死,恋爱和打仗,同时,他们知道,所谓真实,并非单纯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所谓财富,并非单纯可以储藏的东西。

在印度,焚香膜拜的虔诚的信徒,不是到昼夜波涛汹涌的河边,便是到终年白雪飘飘的山顶;不是到寂寞无人的海角,便是到树林茂密的乡村。这些地方的无限无穷的景象,可以透露出心灵深处伟大的呼声。人类在他们所塑的偶像,所建筑的庙宇,所雕刻的石碑上留下这些字句:“听啊,我认识最高的主宰了。”

在这世界的单纯的物质和法律里,我们没有遇见那种人物;但是,在蓝色的天,绿色的草,美丽的花,甜蜜的果等地方;在人类不仅为延续种族,而且在有生活的快乐,同类的爱慕,同情和牺牲等场合,无限无穷的主宰便显达出来。

上文曾指出,历史的文字,多数不是文学,这儿泰戈尔又指出,报纸上的新闻,也不是文学。他说:

报纸上记载商界巨擘的意外事件的文字,也许会在社会上发生煽动,但是,假如把它和伟大的艺术品排列在一起,它将黯然失色。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把事实当做单纯的事实来处理,而这些事实是互相关联,它们就不算是艺术。另一方面,在莎翁的一个悲剧里,他很深刻地描写丈夫妒忌妻子的事情,这在艺术的领域里却占了更重要的地位。

叙述大战的历史,至多仅算是事实的暴露,这和艺术漠不相干。但是,战争对于某一兵士的影响,弄得他家破人亡,折臂断足,这种文字却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为的是它针对现实,例如杜甫的《三别》、《三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都算是最上乘的文学。

在模糊不清的地方,艺术创造它的明星。在形式上,明星是有限的;在人格上,它们是无限的。艺术号召我们作“不朽的孩子”。同时,宣布我们有权住在天国。(参阅泰戈尔著《艺术论》)

关于文学的本质这问题,泰戈尔有一篇短文讨论,原文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发表于1938年4月的《诗学季刊》,到了1959年,《国际大学季刊》又用英文译出。现摘录几点以供参考。

泰戈尔坚决主张,文学不是从外界所得的知识,或者经过分析的步骤,而是内心所领略的东西。诗就是内心冲动的结果。

诗人常说:“真理是美。”但是对于真理的美感,只有我们深刻地从我们的灵魂里领略得到,这事情不关于知识,而在我们的心灵的接受。

文学不但表现真理,而且须富有美感。美感就是艺术。关于这问题,泰戈尔解释得很明白。他说:

除内容的真实性外,文学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它的艺术。我们要证明理性所驾驭的东西,我们要表达可爱的东西。要证明那种可以证明的事物很容易,但是,要表现可爱的东西却不大容易。要传达‘我很高兴’这意思,需要韵律和姿态。一个人要爱护它,好像母亲之于小孩,爱人之于所欢,或者好像用花园来美化屋子,用花篮来点缀新娘房。诗的艺术是和节拍、韵律、辞藻、布局有关。假如喜欢的心情所用来表达的媒介,对于艺术家无关痛痒,这是不行的。事实上,凡是我有深刻的感觉的事情,我绝不会漠不关心,我总要小心翼翼地用艺术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真即美’。在诗学上,这种真理就是美的真理,而非事实的真理。假如一部文学作品,它所说的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是内容毫无美感,这根本不成为文艺作品。

自20世纪开头,写实主义很流行。有些人好像写流水账一样,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想的东西赤裸裸地写下来,而他们把这种东西叫做写实主义的文学,这是个大错误。他曾下个结论:“在写实主义的名义下,下流的诗篇反而非常流行。艺术并不是那么下流。”

须知艺术须通过剪裁。从谋篇、布局、辞词、用字,无一不独具匠心。要独具匠心,须避免人云亦云。这样一来,无论艺术或文学,才能够保留最高贵的美感,而全真、尽美、至善,可以说是艺术或文学最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