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上句是虚的，下句才是实的。在报纸、杂志、收音机、电影、电视非常发达的今天，政治红人，艺苑名角，体坛健将，差不多人人都认识。可是众人识和尚，和尚未必识众人，世间矛盾的事情，往往如此。
自泰戈尔名震世界文坛后，他经常往各国旅行，足迹到处，老是万人空巷地受欢迎。每次欢迎会，总有相当数目的闻人要找个机会和他握握手，谈谈天，表示他们对他的崇高的敬意，可是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尤其是老年人的记忆力欠佳，欢迎会结束后，他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寓所，上气接不着下气。一宿醒来，隔夜的盛大的欢迎会，好像过眼烟云一样，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老实说，全世界的读书人应该认识泰戈尔，至少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知心并不算太多。除甘地、罗曼·罗兰、尼赫鲁在文章事业上可以和他媲美，因而成为莫逆之交外，真正的知交，应该数到几位同志，而这几位同志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相知在师友之间。
在时间上，人类多“贵古而贱今”；在空间上，人类多“舍近而求远”。因为这两种关系，许多知名之士，在故乡往往不大被人注意，那些从迢迢万里外慕名而来的信徒，反而毕恭毕敬地服务到底。我并不是说，印度同胞对泰戈尔不够敬重，我是说，那几位从外国来的信徒对他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罢了。
本章要叙述泰戈尔的三位外国信徒：（一）毕尔逊、（二）安德烈、（三）温德尼博士。
毕尔逊（Willie Pearson）和安德烈（C. F. Andrews）都在1914年，即泰戈尔得到诺贝尔奖金的第二年，联袂抵达圣蒂尼克坦；后来在泰戈尔的鼓励下，又联袂前往南非洲、澳洲、斐济群岛。当他们初来的时候，圣蒂尼克坦不过有疏疏落落几间屋子，周遭是白茫茫一片旷野。那时疟疾流行，患者死亡相继，谁也没法子在这儿永久住下去。但是，平素喜欢散步的毕尔逊，却优哉游哉到附近去漫游。
就在那阒无人烟的旷野中，毕尔逊建筑了一间非常简陋的茅屋，这间茅屋的清幽，引起泰戈尔的注意，他时常要到那儿去盘桓。在辽远的地平上，有一排棕树。表面上，这儿似乎很凄凉荒芜；可是它的朝霞和夕照的美丽，却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够找得到。
那时，国际大学的经费十分困难，住屋的设备，更是因陋就简。教员和学生，都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
他们的物质生活的水准虽很低，但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水准却很高。大家同心协力，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那亲爱的程度，远非那些拥有豪华舒适的设备的学府所能想象。
在圣蒂尼克坦里，泰戈尔自己的卧房是最小的一间。晚上蚊帐挂起来，房里差不多没有一片空地。到了白天，蚊帐拆掉；就在石阶上的一个小角落，泰戈尔从事他的写作。一般朋友把这房间叫做大师的“巢子”，因为大师的许多美妙的诗篇都从这“巢子”产生出来。
因为毕尔逊和泰戈尔极接近，所以他能够充分享受孟加拉的音乐和诗歌的创造中心的乐趣。他愿意费了长时间，研究最新的歌谱和曲调。他对于音乐和绘画都很在行，可惜时间不够分配，他只好舍弃绘画而专攻音乐。
毕尔逊最重友谊，他的办法是广交全体同事和学生，不会偏爱一两个。学生们知道这位老师实在值得敬佩，所以把他的英文的名字改为印度文的名字森·普里亚（Priya Sen），意思是说“最可敬爱的人”。他的人格的中心，就是友谊，所以那个绰号“最可敬爱的人”最能表现他的人格。
当毕尔逊和安德烈从南非洲回来的时候，他们时常教导国际大学的学生读英文，同时，还解释泰戈尔的诗篇。毕尔逊对这份额外的工作非常有兴趣，他的家里不断地有许多学生前往请教。
毕尔逊对于国际大学附近的乡村十分爱好。他鼓励地方当局给农民建筑水井，使他们有清泉可喝。他还亲自种植桉树（eucalyptus），其中有一棵，虽经羊群的一再蹂躏，仍旧屹立不动。为纪念他的遗爱，乡下人特地把这口井和这棵树，冠上他的大名，以示不忘。
不幸这位外国的朋友，于1924年9月在意大利的火车的扶梯上摔了下来，当场受了重伤，在医院疗养几天后，终于不治逝世。这位天真、坦白、自由、勇敢的斗士的仙逝，对泰戈尔不消说是个大打击。（参阅《国际大学银禧纪念号》，安德烈所著的《悼毕尔逊》）
安德烈（C. F. Andrews）也是泰戈尔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南非洲，曾替印度的劳工仗义执言。当他从南非洲重返印度的时候，马立克（G. Mallik）曾向他这样表示：
先生，你替我们的同胞做了那么多事情，印度应向你致敬意。
安德烈微笑地答道：
青年人，我的意思刚好相反。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地位，应归功于印度。
他说话时，态度很诚恳而又自然。那时，印度的青年，多数都崇拜西方的文明，现在居然有一个“外国人”对印度有很高的评价，这不能不使他惊奇。
1919年，马立克专诚到圣蒂尼克坦去访问泰戈尔，不幸泰戈尔生病，须离家往加尔各答去医。友情洋溢的安德烈，百般劝慰，使他不至失望。过了几天，当马立克要告别的前夜，泰戈尔才回来。于是安德烈便把这位青年介绍给泰戈尔。
安德烈为人很有风趣。他每次离开火车站后，便将袋里所有的零钱送给途中所见的第一个叫花子。有一次，他要买一份报纸，可是他摸一摸口袋，觉得空空如也，因为零钱他已经送给叫花子了。卖报的报贩，看见他那种尴尬的情形，便很恭敬地把那份值一角钱的报纸送给他白看。过了几个星期，他偷偷地塞了一块钱到这个报贩的袋里，表示他没有忘记人家对他的敬意。
又有一次，孟加拉教育局的高级官员——英国人——访问圣蒂尼克坦，并且在“迎宾馆”住了一天。那时天气热得要命。到了中午时分，安德烈跑去看这位英国官员。他围着印度的腰布（dhoti），穿上衬衫，戴着帽子，而那位官员，不管周遭的气候如何，却穿着非常漂亮的西服。他看见安德烈穿着“不文明的土人”的服装，忍不住质问他几句：
安德烈先生，你不觉得羞耻么？你这种服装是否和英国人的尊严及礼貌相配合呢？
安德烈含笑地走开。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吃午餐。天呀，当他回来吃午餐的时候，他索性把衬衫也脱掉，上半身赤裸裸地面对那位神气十足的英国绅士！
安德烈在印度旅行的时候，经常坐着三等火车。有一次，他买到二等火车票。当火车抵达某一车站的时候，他发觉有一位老年的印度妇女，唉声叹气地喊着病痛。安德烈看了那种情形，即刻下车，把座位让给老妇人。起初，老妇人不敢坐，经过他再三请求后，老妇人被他说服，安详自在地坐在他的座位，而他自己却坐在三等车。（参阅马立克著：《回忆安德烈》）。安德烈对泰戈尔推崇备至。他所编辑的《致友人书》及《泰戈尔与罗曼·罗兰》是研究泰戈尔的人必读的参考书。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和泰戈尔的关系，宛若教徒跟耶稣的关系那么亲切。
安德烈和毕尔逊追随泰戈尔的时间比较长久，他们的言论和生平，国际大学的一般师生都十分熟悉。至于温德尼博士，他和泰戈尔相处的时间很短促，但彼此的友谊仍很深厚。泰戈尔说：
在我的长久的生命及辽远的旅行中，我没有见过一位学者像这位很有学问的博士那么值得人敬重。他的深刻广大的人道主义，他的非常渊博的学识，他对真理的鞠躬尽瘁，以及他在中欧日渐增长的敌对气氛中坚持他的理想的勇气，都是他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个忠实的同志，使印度损失了它的一个忠实的学者，和最好的朋友，而人类也损失了一个最诚恳的代表。
上述这一段话是1937年温德尼死后，泰戈尔写给他的亲戚朋友的。温德尼活到74岁，他可以算是最早一个人把泰戈尔尊称为诗人和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位一直等到1921年才正式会面。那年六月，泰戈尔访问捷克京城布拉格的时候，温德尼正在德国大学讲授印度雅里安的语言学和人种学。那次相会，便奠定二人的坚强的友谊的基础。
在温德尼和泰戈尔相交的十几年间，二人时常通讯。当1921年6月20日，温德尼教授曾代表布拉格的德国大学，发表下列演讲词。现在译述如下：
敬爱的老师：
今天我能够代表布拉格的德国大学来热烈欢迎你，使我非常高兴。德国大学校长和评议会要我向你表示深刻的敬意和忠诚的感激，因为你肯到我们这间老大学来跟德国教授和学生演讲。
现在你已经来到布拉格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你也应该参观德国大学，由这间大学，你就可以追溯印度研究的悠久的传统。这间大学曾产生一个伟大的吠陀经的学者路德维希（Alfred Ludwig），他曾费了毕生的精力，研究印度古代的东西。他曾把印度思想最古的杰作《吠陀》的诗篇译为德文，同时，他还给它作注释，这部书将成为吠陀经研究上标准的著作。
你现在从辽远的国家，从远东来到这儿。但是你并不是一个陌生客，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个朋友兄弟，我们最亲爱的人，而你的诗歌的每行，都充满着“爱”——爱上帝，爱人类。像人类历史上常见的事情一样，你现在又代表东方来到西方，作为爱的老师，作为人道主义的宣传者。……
在你的一篇演讲辞里，你曾说天地及其美丽的东西，是站在诗人和理想家这一边，不站在极端藐视一切情感的商人那一边。你在西方巡回演讲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不但天地，而且整个世界将站在诗人和理想家这一边。（参阅《国际大学季刊》第24卷第1期，《温德尼与泰戈尔》）
《诗经》说得好：“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真正的知心，不但能够和你共患难，同甘苦，而且能够充分领略你的心灵深处的一切动态。这种最崇高理想的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无怪古人得一知己，终身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