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古国里，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各有千秋。其中印度和中国，因为彼此的关系特别密切，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它们在世界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似乎比较其他文明古国更大。
中国的文人学者，到了相当成就后，就心焉向往印度的文化和历史。同样的，印度的文人学者，到了相当程度后，就自然而然注意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不有同爱，云胡以亲？”陶渊明这两句诗，就是说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大道理。
由于中印的关系的悠久，它们在南洋各地便发生极大的影响。在地理上，越南、暹罗、缅甸、马来亚四大地区通称为“印度支那半岛”。本来，名者实之宾，我们看了“印度支那半岛”这个地名，便知南洋有许多国家的文化和历史，都和印度与中国有密切关系。
诗圣泰戈尔的特别喜欢中国文化，这是有历史的背景的。因此，当1924年，他四访新大陆之前，特地前往中国观光。
和泰戈尔同往中国观光的随员，一共有三位学人：艺术家鲍斯（Nandalap Bose）、尼格博士（Dr. Kalidas Nay）、沈氏（Kshitimohan Sen）。沈氏曾记载那次访问中国的行程，原文是用孟加拉文写的，于1942年发表；到了去年，国际大学银禧纪念的时候，又由雷氏（Kshitis Roy）译为英文，刊载《银禧专号》（Silver Jubilee Issue）。本章上半段的资料就是根据沈氏的游记。
泰戈尔一行人，于3月21日出发，途经缅甸、马来亚、香港，到了4月12日，而达上海。据沈氏说：“我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东孟加拉的老家一样。”（I felt as if we had returned to our home in East Bengal）。巴达马河和长江，二者之间有极大相似的地方——同样的带着泥土的河流，到处有冲积的土壤凸出水面；同样的人烟稠密的嘈杂的街市，像在印度常见的景象。面对着这么相同的景物，泰戈尔实在高兴得要命，他请沈氏背诵一些歌颂恒河的诗篇。
当他们沿长江逆流而上的时候，沈氏曾遵命引吭高歌，唱完一首又一首。
泰戈尔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稍事逗留，便前往水秀山明的杭州。他对于雷峰塔、灵隐寺的旖旎的风光，苏堤、白堤的含情的花草树木，羡慕不置，尤其是他一听到印度高僧慧理及飞来峰的故事，对于中印的关系更有深一层的认识。
慧理是印度的高僧，1700年前到中国来宣扬圣教。他把全副精神和生命贡献给中国，死后就卜葬于西湖。青山有幸，长埋忠骨；到如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时常预备香花鲜果到灵隐寺来礼赞。泰戈尔目击这些虔诚的香客，心里大为感动。
4月25日，北京中国文人学者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一代文豪梁启超致辞。开头他说：“中印好像兄弟之邦一样。”这句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声，已经引起全场观众密切的注意。接着，梁启超说：
据说，近年来我们终于和“文明的”国家发生接触了。为什么它们会来光顾我们呢？它们到这儿来开发我们的土地和财富；它们馈赠我们用人类的鲜血染成的炮弹；它们的工厂所制造的货物和机械，天天使我们的人民失业。但是在过去，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如此。我们都献身于普遍的真理，我们努力充实人类的命运；我们觉得合作的重要。
谁也知道，在印度历史上有个雄才大略的君王阿育王（Emperor Asoka），在他的领导和鼓励下，中印两国的关系已经开始。印度的高僧联袂前往中国洛阳。同样的，中国的高僧，如法显、玄奘，也不怕千山万水的阻隔，间关前往印度。
中印两国往来的动机，并非出于自私自利。这两国文人学者对于学问和真理的追求，对于彼此的文化的交流，都觉得有极浓厚的兴趣。由于中国的文人学者细心研究印度的文学、艺术、舞蹈、音乐、戏剧、诗歌、绘画、雕刻、建筑，所以印度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的影响，实在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得到。此外，中国的天文学、医药学、逻辑学、教育学及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印度的作风，有些中国学者，想采用梵文的音韵学，将中国的字母限到三十六个。这事情远在唐代，就有一位中国的高僧以毕生精力贡献这项工作。
法显法师在印度住了多年。在印度期间，他不但专心研究印度的宗教，而且也到处细心访问人情风俗。这样一来，他对于印度才有深刻的认识。他所著的《佛国志》，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学者必需参考的最古的一部书。
据沈氏的意见，中国人是世界最有礼貌的民族。例如梁启超，在他的演讲词里，他只颂扬印度文化对于中国有怎样怎样的影响。其实，中国文化对于印度的影响也是既巨且深，由于时间的距离，现在已经很难正确地一一开列出来了。丝、纸、瓜、豆等东西，固然是由中国传到印度，花园庭院布置的方法也是由中国传到印度。他如印花布、炮硝、茶、烟、人参，都可以追溯到中国。
中印过去的关系既然那么亲切，所以现在我们要重申盟誓，加强友谊。这就是中国之所以邀请泰戈尔的原因。印度的文人学者一向重视中国的美意和诚恳的招待。无论他们跑到什么地方，他们都在中印友谊的大前提下，受到热烈的欢迎。
泰戈尔在中国期间，参加了不少欢迎会，其中有一次由燕京大学设茶会招待。燕大女学院主任费宾臣夫人一再请泰戈尔吃点心，泰戈尔很有风趣地说道：“你在诱惑我。”（You are tempting me）说完，在座嘉宾不禁大笑起来。
泰戈尔在中国极受朝野人士的敬重。他曾发表了好几次演讲，其中《文明与进步》（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那篇，传诵一时。现在摘录几段如下：
中国文明不但代表财富、知识、权力的进步，而且代表人生的哲学，生活的艺术。
人类的“道”，就是他在真理上最好的表现。他也许会拒绝“道”，也许愿意做动物或机器，因而使自己不受什么伤害，也许从外界的物质的观点来看，会得到什么力量和财富；然而就做人的立场来观察，这比较死还坏。印度的经典曾说：“违反真理的人也许会发达，得到心爱的东西，征服敌人，但是，归根究底，却难免于毁灭。”上述一段话，不但和《中庸》所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相似，而且和《圣经》上所说“一个人得到全世界，但失掉自己，又有什么用处”的理论相吻合。
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后，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变动。有人说这是进步，有人说这是退步。对于这情形，泰戈尔有斩钉截铁的论断。他说：
百年来，我们给繁荣的西方拉在它的车背走，烟尘使人闷塞，嘈杂的声音使人耳聋，我们自己的孤立无援使人自卑，速率使人被压倒。我们承认这种驱车的方法是进步，而进步就是文明。假如我们大胆问了一句，“进步是什么？进步为谁？”人家以为对于绝对的进步这问题表示怀疑，是特殊地可笑。
随着机械的进步，“文明”也跟着进步，可是文明一进步后，人性却灭绝了。尤其是杀人的武器的日新月异，每种新发明，总要许多人给它作牺牲品。制造武器及运用武器的人虽兴高采烈，但是无辜的老百姓却遭殃，这就是文明的悲剧。
泰戈尔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机器不大发达的地方，一般孩子可以运用最简单的材料，制造一些粗劣的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
自机器制造的玩具出世后，那些富有的儿童，能够从百货公司里买到各种心爱的玩具。他们为拥有值钱的玩具而觉得自豪，对于玩耍的真正的乐趣反而逐渐减少了。
泰戈尔最崇尚东方人的施恩不求报的美德。这种事情连穷乡僻壤的文盲也做得很像样，可是十里洋场的百万富翁，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开口要钱，闭口要钱；袋里没有钱，免开尊口；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都市普遍的现象了。泰戈尔说：
然而这事情很简单；不过那种简单的生活是几百年的文化的产物；那种简单的生活是难模仿的。在几年内，我也许懂得把车轮一动，一下子能够凿穿几千个针孔，但是对敌人有绝对纯洁的礼遇，这需要几代的训练。简单的生活，不注意自己的价值，不需要工资，所以那些醉心权力的人，不会认识精神生活上表现得很简单的人是文明最高尚的产品。
像羽毛美丽的鸟儿，会被穷凶极恶的鹰隼赶到走投无路，甚至濒于灭种一样，归真返璞，恬淡寡欲的人，因为过着崇高的简朴生活，他们反而会被那些贪得无厌的运用文明的武器的人扼杀。换句话说，在简朴的小农村里，到处有人情味；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人情味可没有了。
印度像中国一样，谁都看重清高的生活，谁都鄙视满身铜臭的守财奴。那些一心一意想赚钱的人，往往为士林所不齿。
从前婆罗门教徒之所以被人尊重，这不但由于他们才高博学，高风亮节，而且由于他们对于财富无动于衷。这充分证明，在骨子里，印度人是崇尚理想的生活，轻视身外浮物。可惜现代文明进步后，金钱变成万能，于是拜金主义的人便到处追求利禄了。
泰戈尔笃信老子的《道德经》，所以字里行间，时常阐明老子的高深的哲理，他对于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等高深的哲理有深入的研究。化古圣先贤的学说，为自己的血液，融会贯通，集其大成，深得中印文化的菁华。
当泰戈尔旅居中国期间，他大受中国青年的爱戴。郑振铎、徐志摩、谢冰心等人，受他的影响独深。在北方，《北京晨报》成为泰戈尔的喉舌；在上海，《小说月报》一再给他宣扬。到了1927年中国大革命后，上海还有一般爱好纯文艺的青年，成立“新月社”，出版杂志和丛书。
新月不但优美，而且它象征着有无限的希望在前头。作为中印文化大使的泰戈尔，他在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将如新月一样，步步高升，永垂不朽。